徽州刻书中心的形成
篁墩程先生文集 明正德丁卯(1507)徽州刊本
徽州刻书始于中唐。宋代，黟县汪纲为全国七大私人刻书家之一，刻有《越绝书》、《吴越春秋》、《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等。绍兴末，洪皓《松漠纪闻》在歙县开雕。咸淳四年(1268)，绩溪汪梦斗刻其父汪啤所辑《子曾子子思子全书》，黄绫装褙，黄罗夹复，进献尚书省。咸淳六年(1270)，郡斋刊刻罗愿《尔雅翼》。宋末婺源人鲍宜翁，更是广刻图书，“凡先民之言可为世劝者，则刻之以授四方之来者。朱熹的著作亦屡次在徽州刊刻，他在给婺源汪会之的信中提到：“所寄《大学》，愧烦刊刻，跋语尤见留意，干圣相传，门户路径不过如此。《黄山图经》宋时曾四刻。徽刻图书流传至今的宋本有吕谦《皇朝文鉴》、《朱熹诗集传》、王他《朱子语录》、魏了翁《九经古义》等。
元代，徽州刻书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方回虚谷书院、郑玉师山书院、汪仲鲁商山书塾、郑氏丛桂堂以及屏山书院、紫阳书院均以刻书著称于当时。官刻图书则有《历代蒙求》1卷。家刻本有马肃《竹庄吟稿》，程若庸《增广字训》，朱升《五经四书旁注》、《地理五行书》、《墨庄率意录》等。
明代徽州刻书盛极一时，万历年间达到鼎盛。明初，汪文汇手校其祖父汪克宽《经义补逸》9卷，并摹克宽之像于篇首。成化年间，程敏政撰《程氏贻范集》30卷，由婺源汪道全、休宁汪克正缮写，歙县仇村黄仇两姓刻工刊刻。天顺四年(1460)，休宁苏大刊其姑丈金德所集《新安文粹》15卷。嘉靖年间，陈嘉谟撰《奉草蒙荃》12卷，并自刻刊印。官刻本较为著名的有明正统二年(1507)休宁知县张九逵主持刊刻的《篁墩程先生文集》93卷，以及弘治十五年(1502)《徽州府志》。据周宏祖《古今书刊》载，明万历以前，徽州刻本有31种，占安徽刻书的1／3强。明正统至万历年间，歙县仇村黄氏一族刻本就有六十余种。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徽州刻书业突飞猛进，跃居全国之首，私家坊刻众若繁星，刻铺比比皆是。如果说在中国刻书史上曾有过杭刻时代、苏刻时代的话，则明末是徽刻的时代。徽州刻书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的一大派别，世称“徽版”。徽版图书以坊刻最为有名，以校勘精湛，刊刻精良著称，以插图业为特征。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徽州坊刻耀目，相形之下，书院刻、官刻、家刻本黯然失色，几乎无人提起。其实彼时徽州书院、官刻图书还是很多的，如《新刻翰林评选注释程策会要》就是新安柳塘书院在万历末年所刻，万历《齐云山志》为休宁儒学所刻，天启《歙志》为歙县儒学所刻等。至于家刻本更是不可胜数，著名数学家程大位所著《直指算法统宗》17卷，于万历二十年(1592)在屯溪寓所宾渠旅舍自刻；朱升《朱枫林集卷由其裔孙朱时新、朱时茂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付梓；休宁程冲斗撰《耕余剩技》4种，万历四十二年(1614)由其叔、弟、侄、甥孙等共同阅梓。此等例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中著录甚多。
明代后期徽州已经形成宗族社会，各氏族为了纪世系，叙昭穆，辨亲疏，明确后裔辈分及其尊卑嫡庶等级，还普遍撰修氏族家谱，如万历《溪南江氏族谱》、天启《休宁名族志》、隆庆《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等。赵万里先生指出：“传世明本谱牒，大都是徽州一带大族居多，徽州以外绝少。”这些谱牒的刻印，是明代徽州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初大兴文字狱，私人刻书有禁，坊刻骤降。康熙时期书禁稍缓，但徽州坊刻再也没有恢复到明万历崇祯时期的繁荣。可是从有清一代整个刻书业的状况来看，徽州刻书仍是积极而活跃的，依然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书院刻书的发展，家刻的兴旺，志书宗谱编纂刻印的发达。
书院刻书以歙县紫阳书院为代表。康熙初年刻有《施润章诗集》，雍正时刻有《程朱阙里志》，乾隆时刻有《御选唐宋诗醇》，光绪时刻有唐宋八大家精选读本、《书经诠义》、《诗经诠义》、《乐经律晶通解》、《乐府外集琴谱》等。
家刻是清代徽州最为兴旺的一种刻书形式，如被郑振铎称为“可遇不可求”的程瑶田《通艺录》，就是程本人于嘉庆八年(1803)自订家刻的。歙县西溪汪梧凤、汪灼父子，世代书香，中举后不应科考，惟好读书。家有不疏园，藏书极富。家刻有《诗学女为》26卷、《松溪文集》(汪梧风著)、《毛诗周韵诵法》10卷、《渔村诗集》23卷、《诗经言志》26卷(以上汪灼著)等。其他家刻本，《贩书偶记》、《皖人书录》收录甚多，不一举例。
清代是徽州地区编纂志书和宗谱最发达的时期。从府志、县志、乡镇志到山水志、书院志，种类齐全。仅府志，有清一代就修、补、正、续了7次，有7种不同的刻本。每个县的县志一般都修了4次至5次，有4种至5种刻本。至于家谱、族谱更是多得无法统计，一般族中修谱，10年或20年一次。一些大族所修之谱，不仅刻印精工，且卷帙浩大。如乾隆十八年(1753)刊印的《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8卷，每卷长51厘米，宽31.5厘米，共重约15千克。上海图书馆藏家谱一万两干多部，九万余册，以浙江、安徽最多，其中安徽的家谱又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机器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传统刻书业急剧衰落，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刻书中心的雕版刻印业相继遭淘汰。但徽州地僻山区，新的印刷技术一时难以传入，雕版刻书仍然盛行。尤其是同治年间以后，徽州的一些商人、学者，纷纷呼吁搜集、刻印因太平天国战乱而散佚的先贤著述。于是光绪时期徽州刻书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涌现出绩溪世泽楼、抱吟馆，黟县宝文堂、藜照堂，休宁新安味经山房，屯溪茹古堂、蓝田项氏等刻坊。绩溪王子乾抱吟馆为了向近代小学堂提供新学教材，先后编辑刻印了《地学》、《矿学》、《力学》、《数学》、《珠算速成课本》等新式教材。直到近代，徽州仍不断出现雕版书籍。如祁门宗教团体明珠乩坛、明善乩坛编辑的《明珠辑要》、《明善宝训》，又如1923年编纂的《黟县四志》，1928年休宁程锡颖撰著的《金正希年谱》等，均为木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