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开篇“三家分晋”隐含的领导力问题
三家分晋，是《资治通鉴》开篇案例。为什么司马光如此看重这件事？这段历史在中国古代国家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影响如何？管理者可以从中思考的是什么？
文：王缨 责任编辑：化石
事情发生在春秋晚期，当时的诸侯国晋国中最有实力的卿大夫韩、赵、魏三家收拾了境内的一个个贵族集团，掌控了晋国的实际权力，反而晋国国君要朝拜他们三家，仰为“君王”。数十年后，当朝天子周威烈王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于公元前403年赐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再后来，三家彻底瓜分了晋国土地，晋国国君完全沦为平民。
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家分晋。《资治通鉴》把这件事作为了开篇案例。司马光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件事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源头
中国的王朝统治始于夏代的“世袭制”，夏禹传帝位给儿子启。经夏、商两代上千年的发展，到了大约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建国时，完善的“宗法分封制”才最后确立下来。它是我国古代早期较为完备的治国管理模式，其基本原则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周在灭商的战争中获胜。第一任君王周武王说他这是承上天之命来革除商纣政权，惩办罪恶。周王从此称“天子”。同时规定：王位继承和祭祀周族祖先这两件大事要由嫡长子来承担，世代相传；其余的称庶子、庶兄弟，他们和那些异姓功臣一起被分封到全国各地去建立自己的诸侯国，爵位降一等。各国国君在自己的领地内，对于祭祀祖宗和君位传承这两件大事，也必须由他们的嫡长子来完成；其余的庶子、庶兄弟和臣僚也都由国君再分封给他们一块领地，为“卿大夫”，爵再降一等。卿大夫再往下分配为“士”，再降一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他们用血缘关系编织了一张大网，而异姓功臣、贵族又通过联姻成为甥舅，举国上下便形成了一个拱卫天子、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统治系统。
在此基础上，周代形成了一套“辨贵贱、别亲疏”的完备和严格的礼仪机制。可以这么说，“宗法分封制”形同国家的治理结构，而“礼”是依据这套组织架构确立的典章制度，是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它融入到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里就会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没有了这套规范的“礼”，“宗法分封制”就不能有效地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
这是系统管理。不要以为它是凭空捏造的。儒家解释，这是周文王通过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研究，演绎排列《易经》得出的结论。它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上下改变位置，改变了，社会就要动乱。因此，维护这一套系统就是神圣的。
裂缝
这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区别亲疏远近、以“礼制”规范上下秩序的国家管理模式，本来如此严丝合缝，可后来就渐渐出了问题。
从宗族关系看，周天子就是天下的“大宗”；从管理国家看，周天子就是最高统治者。宗法分封制本身赋予周天子的权力是崇高的。但同时，恐怕除了敬畏神灵，动辄占卜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周天子的了。虽说对分封也制定了规则，可还是挡不住周武王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姜太公吕尚身上。因为他辅佐文王、武王功勋赫赫，武王就将最富饶的齐地分给他做封国。更要命的是，武王同时还给予了他一项独有的特权：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代天子去征讨其它诸侯国的“罪行”。这可就非同一般了，这实际是在助推齐国走上政治大国的道路。事实上后来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或讨伐，或会盟，打的就是“尊王攘夷”的口号。接下来诸侯征战，争夺的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因为这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劳力。
武王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长袖一挥，竟为日后“春秋战国”拉开了序幕。
失控
“立长不立贤”本是为了维护国家各管理层的关系，使整个贵族系统有序运营。但它无形中又对长子提出了很高要求，即最高统治者是否贤明，是否能够捍卫神圣的“礼制”。否则，国家机器的良性运转就难以持续。
可是武王去世后，太子成王继位，此时有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朝政。成王逝世后，太子康王继位，他与顾命大臣尽心竭力，国家40年不用刑法。但可惜成、康之后，周王室就再也没能走出贤圣的君主，倒出了几个昏庸暴君：周厉王专利塞言、周幽王宠妇戏臣，人心尽失！待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为躲避犬戎侵扰而迁都洛阳时，王室已无力抗敌，也无威号令天下了。历史上就将这一年正式划成了西周、东周的分界线。
东周以后有这么一件事。一天，郑庄公去朝见天子，周桓王轻慢而没按礼节接待他，庄公回去后就把天子祭祀泰山的土地占为了己有。周桓王再去征讨郑国，反被郑人射伤肩膀，仓惶撤回。实际上，东周以后，王室所管辖的土地、人口、军队越来越少，天下共主的地位也日益丧失。各诸侯国全然在扩展自己的势力，他们相互攻杀，以图霸业。齐、楚、秦、晋以强并弱，一切政事都由他们裁决，天子不过成了摆设而已。而各种势力也都在培植自己的党羽，卿、士人、食客、游侠……中下层贵族与平民的影响反倒日益提升。到头来，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分晋
晋国就是一步步陷入被瓜分的境遇的。
晋国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的儿子唐叔虞。唐叔虞传位八代到晋穆侯，娶了齐女姜氏做夫人，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叫仇，次子叫成师。成师在仇的儿子晋昭侯即位后获得了封地曲沃。而曲沃恰恰是晋国最富庶的地区，拥有这片土地就等于拥有了抗拒朝廷的资本。成师的后代就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自身势力，或讨伐国都，或杀死国君，代代折腾。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终于灭掉了晋国，就把收缴来的宝器统统用来贿赂周天子周釐王，釐王见到利益眉开眼笑，马上任命武公为晋国国君。礼，在利面前就这样被贱卖了。
武公去世后，儿子献公即位。为了防止再发生父子兄弟的仇杀内乱，献公准备把所有公子都杀掉。事情未果，献公又打算立宠妃骊姬的儿子奚齐，而废掉太子申生。太子不得以自杀，他的弟弟重耳、夷吾也不堪骊姬的诬陷而出逃他国。晋献公这种对公族排斥打击的行为，说明诸侯国里也难推“宗法分封”，并无视“礼”的秩序，由此，晋国的远亲或异姓卿大夫便渐渐得势。
重耳在外颠沛19年，等他终于有机会返回晋国登位时，这位晋文公已经62岁，丰富的治国经验让他一举把晋国带上了继齐国之后的春秋霸主地位。而晋文公能在政治上波澜迭起，正与身边一个个出谋划策的陪臣不无密切关系。自然，追随晋文公的众卿士全都得到了嘉奖和发展。
晋文公之后，公室中再无一位有作为的国君，晋国便有六卿强盛起来。他们又互相攻战，历经180余年，最后杀得只剩下赵、魏、韩三家。前420年，形同虚设的晋幽公被暗杀，三家各自建立独立政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晋国国君沦为附庸；前376年，这三家最终废掉国君，瓜分土地，晋国灭亡。分晋后，三家各自的势力大大增强，很快成为了与齐、楚、燕、秦并驾驰骋的战国七雄。尔后出现的秦王朝，则以“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制”取代了“宗法分封制”，而“礼”更是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评议
三家分晋，不在于它怎么分，重要的是国家怎么会走到这一步？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强烈震撼，它是“宗法分封制”走到尽头的标志性事件。“呜呼！维系君臣大义的礼纪崩坏瓦解了，天下便开始以实力、武力争雄称霸。由此导致社稷民生也几乎都被屠灭殆尽，这不可悲吗？”司马光可谓痛心疾首。他认为一切祸根就是西周建立起来的“礼制”被打碎了，社会秩序被打乱了。他埋怨周天子为什么面对悖礼之事不派兵征讨，反加封进爵，使周王朝的最后一点名分也不能存守。
但是，这可能吗？
首先是这套体制存在缺憾，它给了“天子们”无限权力，使他们在不经意间就忘乎所以。然后就看人怎么用权，明君或许能用好这些权力，也或许任意发挥这些权力；暴君则只会滥用权力而玩弄于股掌之中；昏君也就只能坐视虎皮任人披挂。从周武王随意分权，历王、幽王失德，到恒王轻“礼”，釐王受贿卖爵，好端端的“礼制”首先就是在他们手里被一点点磨损掉的，那么谁还会去规矩自己该守的“名分”呢？再一二百年后的周威烈王早已顶不起“王室的尊严”，他又能怎么着？“陪臣执国命”现象在齐、鲁诸国都有发生，但天子认可三家分晋，则是因为闹腾得更凶，礼崩乐坏已无可挽回。这一年，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都震动了，“三家分晋”实际是分出了一个制度的“苦果”，中国上古管理模式到此终结。
我们要看到，1000年前的司马光不可能在先王“秩序井然”的“礼制”社会之外，找到任何其他的管理模式。但司马光恰恰看到了这种模式最关键的问题：四海之广，兆民之众，都在天子一人的管辖之下。即使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因此，天子的洁身自好与坚持原则需要非同一般的毅力。为此，司马光直指三家分晋之根本，“非三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周朝的礼纪啊！这也正是司马光把“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首篇的深刻寓意。
即使在今天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中，“领导力”的第一要义也是：首先管理好领导自己。同时，管理结构上必须要有制度监管和第三方监督。如此，管理原则才能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