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克斯纳：桎梏思想的人是我们的敌人

弗莱克斯纳：桎梏思想的人是我们的敌人

（1）

有人说，中國古人、尤其老莊們曾有關於“有为”和“无为”的冥思，但始終出不了畢達哥拉斯、愛因斯坦們的具有宇宙意識的科学巨人。原因之一是，抽象、独立思维和“好奇心”不仅從來不受贊美，而且屡屡受限。

上世纪3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教授，曾以“无用（无为）知识的有用性”为题，发表过一篇在科学界很有影响的文章。

该文章着重强调基础研究以及自由探索的重要性。主题意思如下：

智力与精神生活在表面上是一种无用型活动。人们之所以大量从事这种活动，是因为他们能获得更大的满足。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这些“无用”的追求问题。而这种追求，却往往能意外地得到梦想不到的有用效果。

人们不断地重复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人们更关注物质利益的广泛分配和世俗机会；因此使不断增多的学子离开他们父辈所从事的研究，而转向同样重要的和紧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府部门问题的研究。

我与这种倾向并无争议。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我们感觉唯一能证实的世界。除非将它改造成一个较好的世界，一个较理想的世界，否则无数的人将继续安静地、忧伤地、痛苦地走向他们的坟墓。

有时纳闷，如果这个世界缺乏某些可赋予它精神上具有重要性的“无用之物”，是否能给人的整个一生都提供足够的机会？

换句话说，我们关于“有用之物”的概念是否已变得太狭窄，以致不足以适应人类精神的游荡和变幻莫测的可能。

在整个科学史中，已最终证明，有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推动的。

学术机构应该致力于培养好奇心，它们因考虑立竿见影的应用而发生偏移越少，它们对人类福利和满足智力兴趣的贡献会越大。

这种智力兴趣或许的确可以成为现代智力生活的主导模式。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父亲是一位铁匠，法拉第本人原先跟一位图书馆装订工当学徒。在1812年，他已经21岁时，一位朋友把他带到英国皇家研究院，在那里他听了戴维爵士(Sir Humphrey Davy)四次关于化学的讲座。

1813年，他成为戴维的实验室助理，研究化学问题。然而，法拉第的兴趣很快由化学转向电和磁，以其充满活力的余生献身于电磁。

此前奥斯特(Oersted)、安培(Ampere)和渥拉斯顿(Wollaston)已完成了这个领域的一些疑难而又重要的研究工作，法拉第解决了他们留下的难题，并于1841年成功地完成了电磁感应实验。

四年后，他在事业上开辟了第二个光辉时代，他发现了偏振光上的磁效应。

（2）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是美国著名的医学家，然而他一生更大的成就却是“成就”了跨学科高等研究的典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简称IAS，1930年成立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是世界著名理论研究机构，但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分。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各个领域的最一流学者做最纯粹的尖端研究，而不受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者赞助商压力的研究机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医学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成为这所高等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他的办学理念是，建立一个纯理论研究的柏拉图式的学院。

研究院不授予学位，所有成员都是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研究院的许多教授也同时兼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数学家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是第一位受聘为美国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的华人学者。杨振宁教授也曾在高等研究院度过十几年学术生涯。

二十世纪上半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库尔特·哥德尔、罗伯特·奥本海默等著名学者，先后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使之成为世界著名的学术圣地。

不少著名学者在这里“按照自己梦想的方式”从事研究工作后，取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

1933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政府查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并悬赏十万马克索取他的人头。当时，爱因斯坦恰好避居美国普林斯顿，而躲过一劫。

弗莱克斯纳得知消息，立即找到爱因斯坦，邀请他去刚刚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

爱因斯坦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我要带着助手一起去；第二，年薪3000美元。

弗莱克斯纳说：第一条，没问题；第二条，不行！

爱因斯坦：要是普林斯顿一年的生活费花不了这么多，我也可以少要点。

“不，先生”，弗莱克斯纳正色道：“我不同意的原因，不是你要的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一年只给你3000美元的薪水，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我在虐待爱因斯坦！”

“谈判”的结果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年薪定为16000美元。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没有各种行政委员会，没有例行公事，教授们甚至没有任何教学任务。

据说，爱因斯坦和同事们——那其中包括20世纪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维布伦（O. Veblen）、亚历山大（J. Alexander）、冯·诺依曼（J. von Neumann）等等——每天经常做的事，就是端着咖啡到处找人海阔天空地“闲聊”。

为此有人质问院长弗莱克斯纳，说花巨资请来的科学家们，每天“无所事事”，做着毫无“用处”的事。

面对质疑，弗莱克斯纳统一做了回答：

“先生们，在爱因斯坦诞生前100年，他的同乡高斯（Gauss）出生在普鲁士。高斯发明的非欧几何学，是整个19世纪最晦涩的数学研究，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高斯无法发表任何相关研究成果，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它们‘没有用’。

可是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如果没有高斯当年在哥廷根的研究，相对论及其丰富的实用价值恐怕全都是泡影。

“近一两百年间，全世界的专业学院在各自领域内做出的最大贡献，可能不在于培养出多少实用型的工程师、律师或医生，而在于进行了大量看似‘无用’的科学活动。从这些‘无用’的科学活动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发现，它们对人类思想和人类精神意义之重大，远远胜过这些学院建立之初力图达成的实用成就”。

“而在普林斯顿”，弗莱克斯纳补充道，“行政工作被尽可能地弱化。脑中无物的人，无法专注思考的人，在高等研究院是撑不下去的。我希望爱因斯坦先生能做的，就是把咖啡转化成数学定理。未来会证明，这些定理将拓展着人类认知的疆界，促进着一代代人灵魂与精神的解放”。

事实证明，弗莱克斯纳说的非常正确。

大家知道，是意大利无线电工程师、企业家伽利尔摩·马可尼发明了电报与电台。

马可尼“出现”是必然的，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位巨人，为无线电的发明默默铺好所有台阶，只待有人登上台阶去摘取桂冠，这个人就是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教授。

正是麦克斯韦1865年对电磁场展开了深奥难懂的运算，并且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下了这些抽象的方程式，才使得马可尼的成功成为可能。

终其一生，麦克斯韦从来不曾关心自己的研究有何“用处”；从没有设定任何“实用性”方面的目标，也从来没有发明任何一样具体的东西。

然而，这些看似“无用”的理论成果，一旦被某个聪明的技术人员加以利用，就立即能创造出全新的通讯、实用和娱乐成果。

纵观整个科学史，绝大多数最终被证明对人类有益的真正伟大发现，都源于像麦克斯韦这样的科学家——放飞思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们唯一的渴望。

从伽利略、培根和牛顿的时代开始，好奇心就是现代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它越过一个又一个障碍，不断给人类带来惊喜。

越少偏向短期直接应用方面的考量，“好奇心”所获得的成就，则越有可能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在1939年那篇著名的文章《无用知识的用处》中，弗莱克斯纳这样写道：

时至今日，“实用性”是我们评判某个大学、研究机构或任何科学研究存在价值的标准。但在我看来，任何机构的存在，无需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的评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所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做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

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极力呼吁各位不要过于关注“实用性”的概念。诚然，某些怪异想法可能会大行其道，宝贵的研究经费也有可能会被白白浪费掉。但比放纵和金钱远远重要的是，禁锢人类思想的锁链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险获得了自由。

正是凭借这份自由，卢瑟福和爱因斯坦才能披荆斩棘、向着宇宙最深处不断探寻，同时将紧锁在原子内部无穷无尽的能量释放了出来。

也正是凭借这份自由，玻尔和密立根了解了原子构造，并从中释放出足以改造人类生活的力量。

人类真正的敌人是那些试图给人类思想套上桎梏，让它不敢展翅飞翔的人。

人类文明和福祉，不只是众多“马可尼”等实用工程师努力的结果，更是高斯、爱因斯坦等基础理论科学家们潜心研究的结果，特别是“弗莱克斯纳”这样的致力于打破思想桎梏的“伯乐”，及其顶着各种压力而创立的让思想尽情飞翔的环境。

说到底，这不只是“千里马”能否遇到“伯乐”的问题，更是“千里马”能否获得自由驰骋空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