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八零后的共同记忆
我上学的第一天是阴天，那是1986年秋，是个星期五。因为年龄太小，没能直接上一年级，而是在杏林中心小学的学前班报了名。接收我报名的是李老师，黑黑的脸，短短的卷发，一直教数学，且住在学校，她除了教书代课，也利用业余时间养蚕，因此，在她宿舍的后面总有几株桑树，到了春夏季节，那些绿油油的桑叶让我们眼馋，因为我们很多人也养蚕。我们当然不敢去偷老师的桑叶，也只能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远远地看一眼。
我们学前班的教室在学校的最后一排房子里。教室的窗户上有限的几个玻璃：靠近北面围墙的五个窗户一共四块玻璃，分布在第一个窗户，第三个窗户和第四个窗户上；南墙窗户上的玻璃也差不多掉光了。在那个时候，窗户上没有玻璃才是正常的，有玻璃反而不正常了。教室的后门永远堵着，一堆坏掉地桌椅板凳杂乱无章地摞在一起，正好把后门顶上了。
两个教室中间是老师休息室，休息室门前是两棵大树，树上搭着木头架子，连到屋檐下，架子上长着丝瓜和金瓜，那大概是蝶老师种的。蝶老师的姓很罕见，直到现在我也再没有遇到过，我依然记得她的名字：蝶彩霞。只可惜学前班她只给我们教了一节课，就由一个年轻的安老师来代课了。我们一直误以为她姓“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这个老师应该很结实吧。后来识字了，才知道老师姓蝶。当然，我们对于和蔼可亲的蝶老师，很快就是满满的崇拜。
我后来升到一年级，恰好是蝶老师任班主任。她教语文，小学时候，几乎所有的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她教得很好，只是说着一口很明显的陕西普通话，总是把“掌握”读作“掌阅”，每次她说起“这篇课文不要求掌阅”的时候，我就看一眼我的同学张岳，他是和我在同一天上学前班的，那个秋季阴天的下午，我们俩教室后面打过一架。
蝶老师年纪大了，花白的头发，有高血压。她的鼻梁侧面有一个痦子，经常会抠破，然后就拿一小块的火柴盒上的红皮贴起来。这种土方子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很有市场，火柴盒子上的红皮上有磷，倒是可以止血。
我因为很崇拜蝶老师的缘故，也巴望着想要一个那样的火柴盒的红皮，于是也就盼望着能够受伤，而且最好在蝶老师同样的部位。有一天，我的手破了，我高兴得忘乎所以，终于能撕下一片火柴盒红皮贴在了伤口上，可是伤口太小，已经止住了流血，所以就没能粘住，我只好勉强贴起来。伤口在手上而并没有和蝶老师一样的部位，这是唯一让我引以为憾的事情。但是并不能阻止我洋洋得意地在同学面前显摆，同学们大多一副羡慕的表情，我这才知道，因崇拜蝶老师以至于崇拜她止血方式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可是我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太久，当天下午放学回到家里，就被母亲打了一顿，因为火柴盒的红皮被我撕掉了大半，几乎不能划着火柴了。
那时候的玩具少，却并不能阻挡孩子们追求快乐的童年。因为那时候的游戏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单人玩的，两个人玩的，三个人甚至全班人都参与的游戏都有。
男生们大多喜欢玩一些冲撞类、战斗类的游戏。比如把一条腿用手抬起来，单腿蹦着互相撞击，这种游戏在华州叫作“斗鸡”。一到下课，男生们就会聚到一个空旷的所在，掰起腿就开撞，势单力薄的往往就被撞得四脚朝天，笑嘻嘻地起身之后，背上全是土。
冬天的时候，教室里因为没有取暖设备，室内外的温度一样寒冷，那种木架房的教室，七八个窗户没有一个是玻璃齐全的。甚至把教室所有的玻璃拆下来，也不一定能装起一个窗户。我们的脚冻得又疼又木，上课要保持安静，又不能跺脚。于是一到下课，我们就飞奔出教室，在外面跳着蹦着，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一下麻木的手脚。男生们一个一个并列着挤在墙角，拼命往墙角挤，有人被挤出队伍，就又从队尾加入战斗，这个游戏叫作“挤咕噜”，而且要一边挤一边喊着号子：“挤，挤，挤咕隆，八月十五扑棱棱”。
但是这样的取暖效果并不明显，我的手脚每年都要生出冻疮，肿得如同一个发酵的馒头，而红得又像一个熟透的柿子。早上起来温度低，疼得钻心，到了中午温度升起来了，手脚痒得抓心挠肺。这还不算，每次生了冻疮之后，红肿的部位必然要开裂流血，那裂开的伤口很深，甚至能看见骨头。用这样的手去拍画片却是很有优势，但是往往把手拍得生疼，裂开的伤口更加疼痛难受。那些画片上全都是动画片里面的人物，背后还有文字简介，非常受欢迎，为了这些画片，也顾不上红肿开裂的冻疮手了。
打“猴”也是男生们最喜欢的游戏。猴，是关中地区对陀螺的称呼。抽陀螺也叫打猴。这个游戏流传地域甚广，而且年代很长。只记得在上了大学之后，偶尔看到一篇文章：抗战刚刚胜利的北平的孩子们也抽陀螺，当时北平也不叫抽陀螺，叫作“抽汉奸”，孩子们在什刹海一带一边抽一边念念有词：“抽汉奸，抽汉奸，棒子面儿，卖一千。”当时的北平物价飞涨，也难怪孩子们有这样的民谣了。
我们的陀螺有木头削的，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还有一种是墨水瓶做的，需要把瓶子里塞满废纸等杂物，要不然会抽碎，顶端瓶口用沥青糊上，中间安上钢珠，等沥青固化之后，打起来转得飞快。那时候的墨水瓶和钢珠可是抢手货。因为有钢珠的陀螺转得快，很多人弄不到钢珠，就会被有钢珠的人取笑。一旦没有钢珠的陀螺被发动起来，就有一群“钢珠一族”围成一圈，念着老一辈子传下来的口号：“烂猴没珠珠，打猴的挣成猪！”那打猴的人往往一脸尴尬和愠怒地收了鞭子和陀螺，去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娱自乐了。
到了四五年级，男生们手上有了力气，就有人开始做链条枪，华州叫“链子枪”。拆掉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链条中间的连接轴，就把链条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双孔单个链条，把孔洞对齐组合在一起，一条孔穿在铁丝做的枪架子上，用自行车内胎横截面剪开的皮筋固定，另一条链条组成的孔洞就是枪筒了，最前面的作为枪口的链条一定要用摩托车的链条，因为要用自行车辐条的丝冒楔住，否则无法形成密闭空间，也就无法一炮打响。自行车链条颇薄，丝冒楔入的话就会顶出孔洞，影响后面的链条组合，而摩托车的链条的厚度是自行车链条的两倍，装上丝冒最合适不过。
一根铁丝做成的撞针，针头被磨尖，后面则被弯成小小的两个闭环，一个小闭环竖起来，另一个则横着，竖起来的闭环挂着自行车内胎横剪。把枪口链条侧掰一下，插入火柴，火柴头一定要插到链条的孔洞里面，然后拉开撞针，皮筋就立即紧绷起来，挂在链条枪后面的勾连处，扣动扳机，把撞针顶起来直到脱离勾连，皮筋收回发力，一声脆响，枪口冒出一股蓝烟，火柴头已经被喷出枪管了。
还有更厉害的链子枪，把子弹壳装在最前面的链条上，丝冒要把弹壳底座固定在链条上。这样一来，弹壳里面就能装上火药，威力更大。这种链条枪有一定的危险性，且特别浪费火柴，有人甚至一天要消费好几盒火柴去打链条枪。对于普遍贫瘠的农村而言，这无疑是非常奢侈的行动，自然少不了被父母训斥甚至打骂。
还有一种筷子做成的抢，能发射皮筋，当时一根皮筋要卖到一毛钱，一根筷子强就要二十多条皮筋，大多数人囊中羞涩，一年到头也不一定能见到钱，所以这类游戏并不太普及。
当然还有铁环、弹球和摔四角等游戏，数不胜数，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我想，每一个华州的八零后，应该都玩过这一类的游戏，即使没有玩过，应该也见过，至少不会陌生。
女生们大都比较矜持，玩一些跳格子、跳皮筋、踢沙包一类的相对“文静”的游戏。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群女生把一条腿搭在一起，围成一个圆，然后转着圈单腿跳，一边跳一边喊着口号，那口号很押韵，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印象中女生们总喜欢围成一个圈，类似的游戏还有“白毛女”这一类的，一群人手拉手围在一起，中间围着一个人，必须蹲着，然后一群人围着她喊：“刮大风，下大雨，里面有个白毛女，白毛女，你要谁？”然后这个被围在中间蹲着的女生就站起身，随便挑一个人代替自己，而她则成功“解放”，成为拉手一组的成员。而且，喊“刮大风”和“下大雨”的时候，甚至还要有动作，有专人负责吹起，下大雨的时候，据说要吐口水，只不过很少有人这么干，除非是关系已经差到要单挑的程度。
除此之外，还有翻绳子和抓石子之类的。女生们对于这类游戏乐此不疲，而男生们大多看不上。当然，我们班当时有一个男生，对于男生的游戏并不热衷，却是女生游戏的一把好手。无论什么女生游戏，都能玩地风生水起，甚至连女生都嫉妒他。
全班同学一起玩的大型游戏也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是一种叫作“篱笆墙”的奔跑冲撞游戏，一般只有体育课的时候才能全班一起玩。在小学的时候，大概是因为“男女之大防”的缘故，男女之间分界明显，从课桌到校园，无不分得清清楚楚。只有老师组织下，男女生才很少见地获得合作的机会。
这个“篱笆墙”游戏现在想来也颇有趣，男生和女生分为两组（也有混在一起分组的），两组人手拉着手，隔着十几米的距离面对面站着，然后一起喊：“野鸡翎，三马刀，谁先过去谁先挑”，然后就有一个人被选中冲关，要跑着冲破对方手拉着手的防线，如果能冲破，则那两个拉着手的人就会成为俘虏，被冲关的人抓到本组；如果冲不破，则冲关的人只能作为俘虏，成为对方的队员。
男女分组的情况下，这个游戏是非常尴尬的，有些女生手很紧，拉着手怎么也冲不破，男生就会很尴尬地成为女生的俘虏，拉着两边女生的手，一脸的无奈，完全没有了游戏的快乐。我曾经就做过女生的俘虏，被迫与两个女生拉着手对阵男生，因此获得了“妇女主任”这样的外号，我因此对这个游戏印象深刻而有深恶痛绝。这个游戏也因为男女授受不亲而并没有推广开来。
没有手机，没有WiFi，我们八零后的童年时代，物质生活勉强达到温饱，几乎没有玩具，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游乐园，动植物就是我们的玩具，无论是春蚕还是夏蝉，抑或是秋叶还是冬雪，都是我们最好的玩伴。我们依然活得很健康，童年的生活一样很快乐，那回忆也很值得珍藏。
文章来源丨作者供稿
原文作者丨吉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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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辑丨华州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