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题公园的开拓者回忆录（三）

此文为余文恭先生亲笔回忆录系列的作品，在征得原作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于此。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不忘初衷，方得始终。”

《性命营》武汉四中69届知青回忆录-余文恭

长江是我国第一长的河，全长6000公里，上游流经植被稀疏、面积巨大的高原区，所以每年从上游裹携而下的泥沙高达5亿吨，居世界河流的前列。长江自进入四川后，江水呈现一种浑浊的橙红色，越到下游颜色越深。

长江最长的支流是汉江，又称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陕西宁强县境内，汉水流经秦岭以南植被较好的区域，江水清澈，呈现一种透明的蓝绿色。

长江、汉水一清一浊，奔流千里，在汉口龙王庙汇合。因此在汉口龙王庙入江口，常年可以看到清浊并流、泾渭分明的自然奇观。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出现了由英国商人集资创立的汉口电灯公司，当时只为专供英、法、德租界内的用电。至此，这种工业文明带来的崭新事物开始改变这片古老的土地。

面对这种崭新的，蕴涵无限商机的新兴事物，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曾三拒名商巨贾的联名申办，原因都因为“查无真实股本，希图渔利”、“并无华股，全是指借洋股”。足见张之洞“水电事关中国主权，不准外商染指”的一番用心。

至1906年，浙江、安徽、江西三帮10余名巨商联名申办，得到张之洞的批准，成立了既济水电有限股份公司。当时水电公司全股本30万股，每股10元，除湖北省官钱局作为官方投资认股30万元外，其他由浙江、安徽、江西三帮巨商出资，是一份国人自办的事业。

然而水电两厂建成后，全部工程设备已将300万元的股本悉数耗尽。无奈之下水电公司决定增股200万元。由于股东中本来就暗藏有日方的代理人，于是向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借款15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日本东亚兴业公司附加了5项条件：（一）各种水电机部件和零件均需向日方购买；（二）水电二厂所用燃煤均向日本采购；（三）工程技术部门须聘日籍工程师；（四）财会部门需聘日籍会计人员核算；（五）专设日本帐目一套，便于日方稽核。

这样，既济水电有限股份公司实际上成了日本人控制的公司。

9.18事变以后，日本人直接派兵驻扎在这里，保护他们从中国人手里抢夺去的赚钱机器。

既济水电有限股份公司建的水厂，叫宗关水厂。

清朝初年，武汉设有四关：武昌关、汉阳朝关、汉口宗关、汉关。因为位置在上游，宗关原来叫上关，处在下游的汉关当时叫下关。后来参照“江汉朝宗”的雅说，上关改称为宗关。

宗关水厂处在汉水和长江汇合点上游5公里的地方。汉水蜿蜒曲折，奔流千里，好像到这里才找到稍事休息的地方，开始渐渐平静下来。这里河道宽阔，河床较深，水流舒缓，水质清澈，是水厂最为理想的的取水点。

水厂建在汉水北岸，紧靠着河堤，河堤上是一条沿河公路。水厂做的事，大致说来就是把优质的天然河水抽到厂里几排巨大的水池里，然后分别经过沉淀、过滤、消毒等工序，使它达到饮用标准，最后通过水塔的自然压力，把这些清洁的水，送进城市的供水管道网，供市民使用。

水厂有两个标志性的设施，是在厂围墙外就可以看到的，一个是永远停靠在河边的趸船，趸船上装有巨大的水泵用来抽水，有一人多高的粗大铁管从趸船上伸出来，铁管沿着长长的斜坡爬上河提，和水厂围墙内伸出的管子相连，趸船浮在水面上的一截管子是可以活动的，随着枯水期、汛期水位的变化伸长、缩短，这样可以使趸船总是处在理想的取水位置。

另一个设施，是把每天厂里沉淀下来的污水排回到取水口的上游河道，使它变成一个人造的支流，靠它排出的巨大水流，带走趸船吸水口附近沉积的泥沙。因为总量巨大，它也是一个大型的设施，这个地方我们称为流水沟。

流水沟迫使长长的河堤到这里拐了一个弯，是一个由水泥石墙围合而成的U形结构体，有点像四川的乐山大佛那样靠坐在河堤上，面朝汉水，每一边都有近百米长，深则有十多米，垂直地切下去。流水沟底部深嵌在河底，上沿与马路齐平，所以从河堤上走到这里，实际上是走到了悬崖边上，但沿口上装有铁栏杆，为防止人掉下去。

流水沟正面，有一个由四根水泥柱支撑的平台，平台上有一个巨大的铁转盘，转盘中间竖着一根粗壮的铁螺杆，铁螺杆直插到底部靠近河床的高度，那里有一个沉重的铁闸门，这是水厂在枯水期利用落差排水的地方。而涨水期的排水口在平台的旁边，位置要高很多，是一截自石墙上伸出的巨型铁管子，像炮口一样指着河对岸。

每年冬天，河水下降，流水沟底部会全部暴露出来，由于排出的水流总是从中间走，所以在前一年汛期留下的厚厚的泥沙中间，会冲出一道深深的凹槽，形成一个由大大小小的石头堆叠成的峡谷，是我们这些周边的孩子冬季探险玩耍的好地方。

每到汛期，河水就会漫进这个人造的河湾，把沉重的水闸、冬季峡谷里那些巨大的石头统统都藏进水底。这时，流水沟就成了一个天然的跳水场，因为三面都有可供人围观的栏杆，所以也成了一个跳水表演场。

196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晚霞满天，通红的太阳已经从河对岸龙眼湖的方向掉了下去。

这时我刚15岁，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学校实际上已经停了课，课堂上主要是“学工”。记得武汉四中当时对口的是武汉柴油机厂，请来上课的，是厂里的一个工人老师傅，老师傅嘴角上永远吊着一截烟屁股头，嘴唇熏得焦焦的。也难为他，一个平时只管加工零件的工人，要把一台复杂的机器的构造原理讲清楚，确实比登天还难，所以到后来，他一开讲，我们就睡觉，实在弄不下去。我们上学也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当时社会上，各单位的“牛鬼蛇神”们都已被逐一挖出，严密看管起来。盛行一时的抄家、批斗、高帽子、架飞机，游街示众的节目似乎也已经过时，很少再看到。

记得一天下午，我和隔壁的猴子正躲在河堤边的草丛里剪铁丝网，就看见从水厂大门里开出来一部大卡车，卡车上红旗飘扬，站满了头戴安全帽，手里柱着铁棍的人，车驾驶台两边的踏板上，扒着两个威风凌凌手臂上带袖箍的人。我们吓得赶紧趴到草丛里，以为他们是来抓我们的，因为我们当时正在进行破坏活动。

这些铁丝网，是日本人时期就修建的，用来保护水源区的区域标志，铁丝网上面布满了尖尖的铁蒺藜，由一根根水泥桩拉着立在河堤半腰，靠近趸船附近的一大片区域，闲人一概免进。

但我们不是闲人，我们现在是在把它一截一截剪断，然后拿回去悔开，捶捶打打把它做成弹弓。相对于用树杈做的弹弓，这样的弹弓轻巧灵便，易于装在口袋里，可以随时拿出来参加战斗。

但卡车经过我们身边连理都没有理我们，直接开走了。我们看见猴子的哥哥在车上，猴子追上去边跑边问，他哥在车上大声喊着告诉他：高级步校的武器库被抢了，现在还没完，他们赶过去看看，叫我们不要告诉别人。小孩不能去，赶紧回家。

是的，弄刀弄枪的场面，小孩是不能去，但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小孩，于是我们丢下手里的铁丝，就跟着车跑起来，跑着跑着车就看不见了。高级步校离我们这里大约3公里远，我小学时的校长就住在里面，是军队家属，所以地方是知道的。我们俩边走边商量，去还是不去？最后还是决定：去！。这样就一路走到了高级步校。

武汉高级步兵学校1951年开办，是当年人民解放军的两所高级步兵学校之一，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军级单位，主要为军队培养营、团级干部。高级步校威武的大门口，永远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

但是今天岗亭里却空无一人，进进出出蜂拥而至的人们，已经把这里森严肃穆的气氛破坏得一塌糊涂。我们跟着人群走进去，沿路没有看到一个军人。

高级步校的武器库在学校的最里边，是一个灰色的大仓库，仓库的铁门敞开着，门口挤满了急匆匆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人身上挂满了从仓库地上捡来的东西，有子弹带、军用水壶、机枪上的铁架子等等。5、6个人正费力地连拉带拽把一台高射机枪往门外拉，高射机枪的轮子上好像有锁，他们不知道怎么开，所以虽然有一个轮子死活不转，还是被拖着在地上擦。仓库地面上，皮带、弹夹壳子、散落的子弹，还有些不认识的零件洒了一地。

这时，我看见有两个穿着衬衫，没戴领章帽徽的年轻战士，从仓库里面的阴暗处走到门口，和和气气地对大家说，没有了，都空了，没有了，大家出去吧，就开始拉铁门。

我满头大汗跑了这么远的路，结果只捞到探头在仓库门口看了一眼，这实在叫人心有不甘，心灰意冷，垂头丧气，但当时，这种冤屈又能向谁去说呢！也只好低头转身往回走。

就在这时，我看见在离铁门边不远的草丛里，露着一个刀柄，刀柄是木质的，已经变成了黑褐色，木柄上下探出两个厚厚的金属片，那是上下卡口，可以准确地卡在三八步枪枪口的位置，这玩意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是一把标准的日本三八刺刀。

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已经不够了，只记得当时一步抢上去，就把它从草丛里拔了出来，心里砰砰直跳。回来的路上，我一直保持着一种极不自然的走路姿势—左手自然摆动，右手却是直直的整体摆动，因为刀就藏在右手臂的内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走路的姿势，可能有点像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许在感受不到社会保护的力量时，手里握有一件武器是不错的选择。但我当时并不懂这样深奥的道理，只是觉察到社会上开始形成了一种尚武的风气。

手握着这把标准的日本三八刺刀，当时任何一个孩子都会有一个十分相似的反应：“八格牙路！死啦死啦的！”，然后一刀刺过去。这不记得是哪部电影里的情节，但在那个时代，显然已经成为了日本鬼子的标签，尽人皆知。尽管日本鬼子是万人痛恨的反面形象，但如果抛开电影中的具体情节，那种手握生杀大权的勇武精神，却会在一个少年的心里，留下一种隐隐的羡慕。

我想，哪天当我们打到了日本本土，我也会用刺刀指着一群跪地求饶的日本男女老少：“抄你奶奶！死啦死啦的！”。

但是，这把刀，我并不敢拿回家，而是把它藏在水厂围墙外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性命营”的地堡里。

其实“性命营”真正的名称是宪兵营，是当年驻扎在水厂的日本宪兵的驻地。之所以有这样的误称，是因为邻家的老头老太们浓重的方言口音误称的结果，这害得我们这些孩子一直误以为这个地方真和性命相关。但这个地方过去确实和性命有关，听老人们讲，这里曾经驻扎着整整一个营的日本兵，日本人军纪严苛，遇有违规犯纪的情况，日本兵被残酷吊打，皮开肉绽，还发生过狼狗撕咬活人的骇人事件。

对宪兵营这个地方，我们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宪兵营的角落，靠近铁丝网的那个阴森森的水泥地堡，已经在野草堆中深埋了好多年，我们平日更不敢轻易靠近。

但为了藏好这件宝贝，我这次不得不冒一下险，壮着胆子摸进去，把它藏在角落里一堆乱石草丛中。

暴烈的太阳经过整整一天的施虐，已经把它火烫的温度，留在了这个世上的每一个角落。河提上，开始有人搬上来竹床、靠椅、凉席、水盆，劳累一天的人们，开始在这个预期晚上可以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抢占乘凉睡觉的地盘……

从宪兵营往西，河堤拐弯处，斜坡上有一个长长的石台阶，沿着石台阶下去，有一长排红砖黑瓦的平房，这是水厂最早的职工宿舍，大多数早期在水厂工作的家庭，都住在这里，形成了半条街。这里的人家，大多与当初出资建厂的浙江、安徽、江西三帮有些瓜葛，所以这些人家有宁波人、绍兴人、黄陂人、江西人、湖南人、安徽人等等，一家一户，多年都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大人们都抄着各地的方言。

每当傍晚，各家大人开始呼唤自己的孩子回家睡觉，这时，就会出现一种精彩纷呈的方言交响曲。比如住第一门的杨家的奶奶，她会一口气叫“厚福、厚禄、厚兰、厚寿、厚囍、厚才回来洗脸、洗脚、洗屁股啦！”，节奏分明，流畅清晰，一气呵成。会引得街坊们低头闷笑，孩子们也会偷偷模仿，然后一家人笑开了花。

住在街顶头的是一户江西人家，大儿子叫“汉臣”，他父亲抄一口浓重的江西口音，总是叫他“韩晶，韩晶啦！”，使我们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

他父亲不是水厂的职工，早年做酱油生意，传说是因为在酱油里掺水，被抓去坐过牢。现在看来，当时的社会还真是讲诚信，如果在酱油里掺点水都可以去坐牢，那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该抓去坐牢呢。后来才听说他父亲当过党国政府制下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长，应该算是旧官僚，当年举家迁徙到这里也许是为了避难吧，他们家的房子是一栋自建的2层小楼。

在水厂宿舍的前后左右，都是早年举家迁徙而来，或有能力的人家自建的住房，有带院子的平房，有顶上披着茅草的农家房子，也有2层的小楼房，房子多是砖木结构的中式住宅，这些房子一般都比较大，住着一个家族，一个家族。

不管这些房子的主人过去是苦力、工头、账房先生、日本翻译官，还是帮会打手、汉奸、地下党干部、国民党警察局长，他们的下一代，都是街坊、邻居、玩伴、同学、好朋友，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去处——汉水河边，而夏天，则是河边最灿烂的季节。

天一煞黑，流水沟周边的铁栏杆边就挤满了人，一场精彩的跳水表演就开始了。

霞光里，燕式、空中转体、收腹90度展开、丢炸弹、双人炸弹、鱼跃……五花八门，一个个浑身晒得黝黑、油光水滑，像出水泥鳅一样的半大孩子，按照自己想象的姿势，一个一个、一波一波，纷纷从栏杆边，从水泥台上跳到水里，在落日的余晖里划出一道道弧线，博得围观的人们一阵阵喝彩，一阵阵哄笑。

那时物质紧张，孩子们多半都穿着平日穿的宽大短裤，很少有人有一条正经八版的游泳裤。由于入水时阻力不同，所以经常会有人身体已经钻进水里，裤子却被水的阻力褪了下来，漂浮在水面上，这时围观的人们就会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使那个众目睽睽下的光屁股小孩，一个猛子扎到老远，避开人们的视线。

每隔一天，水厂的汛期排水口就会排一次水，这时，就会从那个炮口一样巨大的铁管里，冲出一股巨大的水流，水流沉重地砸在河面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前方翻起一大片翻滚的水花。胆大的孩子会直接攀上铁管，然后一纵身，坐进水柱里，就会随着水流一起直接沉到水底，在很远的地方才冒出头来，完成一个漂亮的水底漂流。河边长大的孩子都有一身好水性。

宪兵营紧靠着流水沟，中间隔条马路，宪兵营的主要建筑是一栋3层楼的西式洋房，红砖红瓦，半截在河堤下，半截冒出堤面，屋顶上面竖着两个红砖砌的烟囱。它的二楼现在是水厂的医务室。

房子的三楼，住着两户神秘的人家。住里间的，是原既济水电有限股份公司，后武汉自来水公司的总经理，姓曹，是一个满面红光，身体微胖，和蔼可亲的老头，他的老婆是一个身躯庞大的胖老太太，柱着两个尖尖的小脚，据说是三姨太。外间，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孙尚勇，传说他是曹经理的贴身保镖，出身少林，十几岁就闯荡江湖，后又跟随日本的柔道大师学艺，练就一身擒拿格斗的硬功夫，一般人近不了身。

他的公开职业是水厂的电工，但每天晚上，在厂工会的活动室里，他的身份就变成了一个威风凌凌的教师爷。大人小孩都叫他孙师父，这个称呼，既是对他职业的惯称，也含着对一个本领高强的武师深深的敬畏，比较贴切。厂内厂外，他有一大帮徒弟，每天在这里接受他的训练：单杠、双杠、举重、打沙袋、拳击、摔跤、格斗，花样繁多，眼花缭乱。他的徒弟们一个个膀大腰圆，鼓着满身轮廓分明的肌肉，勇武威猛，好几个正担任着造反组织的重要职务。

当武汉高级步兵学校的武器库被革命群众疯抢的时候，他们可不是像我一个小屁孩那样跟在别人后面捡漏，他们打着战斗司令部的旗帜，开着大卡车进去，像装货一样装了一车的枪械弹药回来。

但是，等这些武器弄回来之后，头头们就发了愁，拿这些武器去打谁呢？打什么呢？不打，这些弹药该怎么保存，怎么消耗呢？

当时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虽然仇深似海，但在有限的几次武斗冲突中，大家也都只是拿的木棒、铁矛等自制的武器，多是互相威吓，真正伤人的其实并不多见，更没有人敢因为手里有枪就直接杀人。国家似乎还在，国法似乎也还在。

于是，宪兵营对过，那个荒草丛生的地堡就变成了射击工事，地堡圆形的水泥顶上堆了几个沙包，上面架了一挺机枪。

当这些射手们趴在地堡顶上射击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身体底下这个乱草丛生的地堡内，藏着一把标准的日本三八刺刀。这对他们来说可能连小儿科都算不上，但是对我，却很重要。

河对岸，有一座山，叫黑山。黑山临河的这一面全部是荒坡岩壁，另一面有一个农药厂。

此刻，宪兵营的楼上，孙师父正站在长长的阳台边，靠着铁花木扶手的阳台栏杆，兴致勃勃地看着流水沟上热闹的跳水表演。“这是王家的老五，这是老刘的幺儿子……。”

这时，机枪射击的声音就嘟嘟嘟嘟地响了起来。

汉江自古就是一条优良的水运通道，那时河上经过的船五花八门，有竖着高高的烟囱、冒着黑烟烧煤的拖驳子，有压得水漫金山的铁驳船，有嘿嚯嘿嚯划桨的大木划子，还有被纤夫们拉着艰难前行的木货船，以及从上游漂下来，上面搭着小屋子的木排……

我们最熟悉的，是一队一队的木帆船，因为它们到这里总是会停下来，停靠到岸边修整一夜，甚至停几天才开走。船上的人多是些外乡人，很多是合家住在船上。天一煞黑，船就靠了岸，巨大、沉重的船帆落下来，粗大的绳子就盘满了船板，船头丢出一条木跳板，锅碗瓢盆搬到岸上，炊烟就在河滩上升起来。

这些船上装着各种各样的物资，有煤，有粮食，有棉花，有木料，甚至还有水果，比如西瓜。

机枪还在断断续续地射击，单击，连发。子弹射出去是看不见的，只能看见靠近对岸黑山脚下的河面上，子弹钻进去溅起的水花，一朵一朵，一片一片。黑山的岩壁上，也有子弹撞起的点点火星，跳跃闪动。

那时，学校已经停了课，学生们都在外面闹革命，我们这些汉水边长大的孩子，革命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汉水的河岸边，因为这里是一年四季我们流连最多的地方，藏着无穷无尽的节目。河边最精彩的季节是夏天，夏天里最精彩的节目当然是游泳。河面上不时有船上上下下地经过，这些整天像水鸭子一样在河里游来游去的孩子，自然就和这些船上的人有了交集。

记得一天下午，太阳已经偏西，日落前橙红色的光，把河水染得透亮。河的中间，从上游下来了3条帆船，船舱上严严实实地盖着油布，鼓鼓囊囊堆得老高。岸边一声唿哨，十几个胆大的孩子就朝船游了过去。游到一半时，船上的人已经发现了他们，于是，船上有的人拼命划桨、扯帆，想加快速度冲过去，有的手拿着前端箍着铁钩尖矛的撑杆，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但水鸭子们并没有靠近，他们只是围在船边，在撑杆够不着的地方游来游去，一会钻到水底，一会露出头来换口气。因为货装得太满，货物已经漫出了舱室的边缘，挡住了木船边缘上船夫撑杆行走的通道，所以船上的人要从船头走到船尾，得像翻山越岭一样十分困难。不一会，后面一条船上的油布被豁开了，露出了码得密密实实的西瓜，失去了油布的约束，西瓜就扑通扑通滚到了水里，随着船上女人的惊叫，豁口越来越大，不大一会，河面上就漂来了成群结队的西瓜，一个，两个，一群，一片。这时，岸边早有无数个黑影跃进水里。

现在看来，这样的行为，和索马里的海盗差不多，不仅会严重地影响工农团结，还会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在当时，这是一种机智勇敢、硕果累累的战斗行为，以致后来这种事在沿岸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被大量模仿，蔓延开来。

等3条船都绕到河边靠了岸，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3个手持长长撑杆的汉子，气势汹汹地冲到了门前，要来捉拿偷瓜的孩子。街坊邻居们都围了上来，吵吵嚷嚷地找来了当街道主任的大妈论理，汉子说只要在胳膊上抠一下，就可以辨别哪家的孩子下水游泳了，就是偷了瓜的人。街道主任满脸苦相，告诉他们，这里家家户户的孩子都是像鸭子一样整天泡在水里，你叫我上哪去找？

于是，这件无头案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从这以后，运西瓜的船就再也不敢白天走过这段河道，只能乘着夜色，悄悄逃命似的快速经过。

夜已经深了，河面吹来的风带来一丝凉意，河堤上乘凉的人们，多会在午夜以后，把竹床靠椅搬回到自家的门口，继续下半夜的美梦。

河提上，机枪还在断断续续、有气无力地响，吵得人心烦。

后半夜，机枪的射击声突然密了起来，像是一个说书的人说到了精彩的段落，突然激情迸发，滔滔不绝。

正趴在地堡顶上扣扳机的，是孙师父的三徒弟大毕，这几天他虽然过足了枪瘾，完成了大量消耗弹药的任务，但这种漫无目标的连续射击越来越像是一种催眠药，使他打着打着就昏昏欲睡。特别在夜间，前方的河道一片黑暗，完全没有目标，真正是乏味透顶。

但突然，在午夜微弱的星光下，有一片像展开的翼一样的东西，插进了他前方的视线，缓缓飘动。大毕心头一热，浑身像充了气一样，右手扣紧扳机就再也没有松开，把整整一箱子弹都倾泻了出去。

黝黑的河面上，传来噼里啪啦木头断裂的声音，一条想乘黑偷偷溜过去的西瓜船的桅杆船帆，被拦腰切断，断裂的桅杆，帆蓬从高处掉落，砸在满船的西瓜上，顿时瓜瓤四溅，甜水横流。船上的大人孩子吓得嚎啕大哭，呼天抢地，惊动了一河堤的人。

这件事后续的细节我没有看到，只是后来听人说，当时，船靠了岸后，船上的大人小孩都跪在地上磕头，死活不肯起来。后来孙师傅出面，找来厂里的木匠师傅，铁匠师傅，钳工师傅，折腾了几天才帮他们把桅杆帆蓬修好，还管吃管喝，陪了不少小心。孙师傅其实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不肯持强凌弱，心有善念。

但是，环绕在孙师傅身边的这股力量，却像一团包不住的火，早已经名声在外，像旋风一样刮得尽人皆知，这样，麻烦就来了。

水厂的宿舍，原来就只有那么一长溜的平房，归水厂管辖。后来周边的房子越建越多，越建越多，就划归到当地政府的行政范围，叫“德源村”，归宗关街道管。

德源村里，有一个中医诊所，坐落在一个破旧的大房子里，房子的主人早已过世，家里已经绝了种，所以房子被政府收回，派给诊所来用，诊所里药柜、看诊桌样样齐全，倒也像模像样。

日常坐诊的，是两个人，一个姓邓，人叫他邓医生，邓医生出身佛门，是浙江宁波天童寺一个剃度过的和尚，年轻时耐不住寂寞，和邻近一个庵里的小尼姑勾搭成奸，结果两个人双双出逃，在这个初初成形的村落里悄悄落了户，做起了悬壶济世的营生。邓医生医术高明，擅长内科病人的阴阳调理，受人尊重，但在文化革命的初期，红卫兵小将们却没有饶过他，把他们夫妻二人绑在一起，剃了光头，挂了牌子，一边敲锣打鼓游街，一边齐声唱道：“嗦拉嗦拉嘟拉嘟，嗦嘟拉嗦米来米……,和尚尼姑就结了婚，结了婚啦结了婚”。

另一个日常坐诊的，是诊所的院长，姓陈，叫陈老九。这个名字怎么看都不像是本名，但所有的人都只知道他这个名字。陈院长身材魁伟，满面红光，筋骨强健，当时已经年近六十。陈院长是诊所里医术最高的权威，擅长跌打损伤，接骨拔寒，他的老婆比他年纪小很多，长得十分标致，育有两个女儿。我母亲曾在这家诊所里做护士，和他老婆比较要好，所以小时候常常见她带着孩子到我们家来玩。

陈老九来历比较神秘，只隐约知道，他曾是上海滩洪门（红帮）中著名的武师，年轻时压过镖，伤过人，在民国时期，甚至在中央政府里干过事，和当时委员长的直接部下是把兄弟。他的拳脚功夫传承悠久，最为拿手的，是传自宋代武松的“醉八仙”醉拳。陈老九一生带过许多徒弟，但只有一个徒弟终身跟随着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比自己亲生儿子还孝顺。

文革初期，破四旧、抄家的风潮日渐盛行，街坊邻居中，凡有点历史问题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戴高帽子、剃光头、游街示众的活动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

一天下午，我正抬头在侦查门前大树上知了们躲藏的位置，准备对它们下狠手，因为它们没完没了的叫声实在是太烦人。突然就看见陈老九的老婆，跌跌撞撞地跑到我们家来了，她一进门就扑在我母亲怀里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告诉我母亲：他自杀了。

母亲急忙跟着她匆匆向外跑，看样子是想帮她去处理事情。

有这样非同寻常的事，那我肯定是紧随其后，赶都赶不走，母亲当时也顾不上赶我。进了门，第一眼就看到他家5岁的小女儿坐在地上哭，母亲叫我牵着妹妹到外面去玩，不许进来。但我哪里忍得住好奇，一手牵着妹妹，一边就把头探到了里屋。

里屋的光线很暗，窗子在很高的位置，射进来的光像是从屋顶上射下来一样，几乎是垂直下来的。里屋只有一张深色的木桌子，一个椅背、扶手磨得铮亮的木靠椅，和一张宽大的木床，床上挂着蚊帐，透过蚊帐，我看见陈老九静静地平躺在床上，身上穿戴齐整，没有一丝乱动过的痕迹，只是他躺的姿势有点奇怪，下半身平平整整落在床上，上半身却像躺在靠椅上那样斜上去，渐渐悬了空，头朝天仰着，后脑勺离开床面大约只有2寸高，悬在半空，脖子上紧紧勒着一条绞成麻花的布带子，布带的两端，分别绑在床头上方的左右，床靠的两根立柱上，构成了一个三角形。这样看来，他是躺在床上，用一根带子勒住自己的脖子，然后利用自己身体的重量，就这样把自己吊死了。这种自杀闻所未闻。

这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让人心惊胆寒的人，他见多识广，见过大世面，他外表谦和慈祥，内心却十分孤傲，十分刚强，宁愿死，也不愿委曲求全，被人羞辱。我想，他大概是看到了当时社会上揪斗游街的风气如潮水卷来，料定自己无法幸免，但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堂堂陈老九被戴上高帽子，五花大绑，推来槡去游街示众的场面，所以，宁愿选择死。

但他的徒弟，和他的性格有点不一样。

他的徒弟姓闻，名字叫闻锦松，脸上长了一脸的白麻子，所以我们背后都叫他闻麻子。闻麻子自小父母双亡，由哥哥抚养长大，他终身不娶，追随师傅，师傅迁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当然迁到哪里，就会带着他的哥哥住到哪里，对哥哥就像对父亲一样孝顺。

陈老九是他最后拜的一位师傅，他在拜陈老九之前，曾先后在河南、湖北、广东、湖南、四川、福建等地闯荡江湖，后来长期在云贵边境地区，湄公河地区游荡，拜师习武，练就一身硬气功、铁头功、喉功……。他身上的肌肉，鼓起劲来块块可以分离，清晰可辩。

闻麻子兴趣广泛，喜欢结交朋友，和我家斜对门的木匠八老爷最是要好。

八老爷这个名字并不是诨名，而是正式的乳名，因为他的母亲也是这么叫他。八老爷其实是他母亲的独儿子，兴许为了好养活，在为他取名的时候，就把他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加进来一起算，这样他就排到了第八个，而老爷其实有家里的“爷们”的意思，透着母亲的一点骄傲在里面。

母亲管儿子叫老爷本来就很是奇怪，更奇怪的是他母亲有时会冒出一个昵称：“八，吃饭了！”。母亲管儿子叫“八”，这种语音上的模糊暧昧，有时会让我们背地里笑上好几天。

八老爷家祖上是神龙架里的猎户，迁徙出来以后，三代都做木匠，他父亲是水厂木工房里的掌作师傅。八老爷除平时在家做木匠活外，喜欢摆弄猎枪、猎刀，做木匠的人，他的猎刀比猎枪伺弄得更好，总是锃光瓦亮，锋利无比，比他那些做木活的工具更胜一筹。家里总养着一条猎狗。

他是我木匠手艺和打猎知识的双重启蒙老师，我有事没事总喜欢往他家里跑。

后来八老爷取老婆成了家，我就不方便老往人家里跑了。八老爷取的老婆粗门大嗓，形容粗陋，我们这些孩子背地里给她取了一个绰号：母榨菜。这个奇怪的绰号常常会令我们自己捧腹大笑，但却从来没有人深究其意，或许是形容有点辣，有点咸，形状古里怪气吧，但至于榨菜怎么还分公母，就无法深究了。

记得是在一个星期天晚上，八老爷出远门打了一次猎回来，和同去的人一起，猎杀了一头麂子，八老爷分到一条后腿和一大块麂子肉，就请来了好朋友闻麻子，一起品尝野味。

酒到半酣，八老爷眯着醉醺醺的眼睛，盯着闻麻子说：老闻！咱们这辈子枉做了一场好朋友，别人都说你有天大的本事，你自己也吹自己这功也会，那功也行，但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你的功夫，你说是不是？

闻麻子显得有些尴尬，解释说师门的规矩很严，谁敢在外面胡乱显摆自己的本事，要是让师傅知道了，那还了得！

也就在这次，我首次知道了陈老九是宋代武松“醉八仙”的传人。闻麻子说，师傅这样通天的本事，有几个人知道？这叫低调处世。

但闻麻子显然被朋友的疑心弄得心里痒痒的来了兴致，他拍拍我的头对八老爷说：他算不算是你的徒弟？八老爷说：可以算！

闻麻子说，好！那就看看喉功吧。叫我去把门关上，然后叫八老爷把他们家筷子篓里插着的一把木筷子拿了过来。

一把筷子少说有十五、六根，如果叫我把筷子横向拦腰折断，那一根两根可以直接用手折，再多几根可能就要借助膝盖的力量，顶住中间，双手拿住两端，使劲一拗，兴许可以。但如果换一个方向，两个手掌顶住筷子的两端，用力向中间挤，用这样的方式使筷子拦腰挫断，这我们连一根筷子也做不到，或许一根两根用锤子砸可以。

闻麻子将一整扎筷子在桌子上墩齐，然后举到胸前，筷子一头顶在它的喉窝上，一头被他抬到脸前的手掌牢牢顶住。只听他低低发出一声：嗬！。一把筷子就七七八八地从胸前掉落下来，整整一扎筷子齐刷刷从中间挫断，十几根筷子就变成了三十几根半截筷子……。

天！这是我们能够发出的唯一的声音，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做到，我想这至少要双手拿一把大铁锤举过头顶，然后狠命砸下来，如果这一把筷子是成捆地立着，一锤砸下去，还不一定就能让筷子齐刷刷地全部挫断，但这件事就在我们面前发生了……。

不可思议，这样剧烈的冲击力，他可以用人体最软弱的部位—喉咙眼来承受。这个人显然已经是半人半神了。

断筷子的表演似乎还没有让他尽兴。八老爷平时最喜欢把玩他的猎刀，所以即便是饭桌上，也常常不离手，正好今天是野味，所以用猎刀来切麂子肉再搭不过，这样，一尺多长，锋利得椮人的猎刀，就 横在桌子上。

闻麻子伸手拿起桌子上的猎刀，把它立起来，在胸前比了一下，笑着对八老爷说，要是我能把你这个宝贝从喉咙里吞下去，这把刀就归我，怎么样？说完就把头仰起来，张开嘴，把刀尖就往口里送……。

八老爷的母亲本来是在隔壁房间里做着什么事，但显然她的耳朵一直在关注着儿子这边的动静，儿子平时弄刀弄枪本来就让她心惊胆战，现在又结交这些三教九流，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可能只听到了一个“刀”字，她就急急忙忙地冲了进来。

八老爷的母亲跺着她一双小脚，指着八老爷的鼻子，咬牙切齿地大骂起来……。“污嘚儿！污嘚儿啊！你这要弄出人命来的呀！……污嘚儿啊！”

“污嘚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到今天还没有搞明白，但我们知道，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应该是某种方言中“砍头的！”、“短命鬼！”这样一类专骂儿子的话，因为八老爷的母亲只要是骂出这句话来，那肯定是愤怒到了极点。

闻麻子只好放下刀，陪着笑脸，悻悻地退了席。

这样，闻麻子骇人的喉功表演，就没有进行下去。

我曾提过拜闻麻子为师习武的问题，为这事闻麻子还找过我母亲，征求我母亲的意见，母亲说我体质太弱不适合习武，闻麻子说不要紧，先把他练伤，然后用药一催，就会强壮起来。母亲当然不敢轻易接受这样的建议，后来就没再提起。

但闻麻子在我心里始终是个非同寻常的人，我愿意跟着他学艺。

闻麻子到宪兵营找到孙师傅，提出要到河边的沙滩上“玩一玩”的要求，是在他的师傅陈老九死后。

这种要求当然不是真的只想“玩”一下，显然是对孙师傅所辐射来出的势力，提出了挑战。孙师傅心知肚明，但他不愿意惹事，所以再三推脱，最后闻麻子去了三次，才勉强答应下来，大家约定：只切磋技艺，点到为止，不能伤人。

那天伴晚，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以下，但满天的晚霞还十分明亮，淡淡的月亮已经急急忙忙地爬上来了，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日月同辉的日子。孙师傅终究是躲不过，就带着他的一大帮徒弟，应约来到了河岸边蜈蚣柳林里的一块空地上。徒弟们手里拎着一些拖拖遢遢的东西，有摔跤衣、腰带、只比篮球小一点的拳击手套等等，看热闹的人不知不觉就围成了一个圈。

孙师傅很客气，抱拳向闻麻子致意，闻麻子连忙还礼，大家已经讲好了规矩：点到为止，不能伤人。

其实，这样的规矩一定，闻麻子就已经输了一半，因为他所学的武功，都是针对实战的，一招一式都带着功力，可以说是招招致命，所以师傅平常才会管束得那么严，在外不许有半点显露。他的武功里，不含半点表演的成分，没有用于比赛的招数。

而孙师傅的武艺，多半都是已经成为国际比赛的项目，如拳击、摔跤、柔道，都有标准的比赛规则，具有表演性。比如锁喉这个动作，在柔道比赛中，只要手臂探到了对方咽喉的位置，利用臂力锁住不让对方逃脱，这样就算赢了。但如果是实战，那带着功力的手一旦拿到那个位置，顺手一捏，可以直接把喉管捏碎，把对手置于死地。但现在不可能这样做，所以闻麻子每一个动作都要考虑分寸的拿捏，要分心，不能真把人伤了。

但闻麻子自恃自己的一身本事，脱下上衣就上了场。

先是摔跤，按摔跤比赛的规则来，倒地算输，只赛一场。孙师傅的大徒弟先上，闻麻子显然并不熟悉这种按规则进行的摔跤比赛，所以开始后有点手忙脚乱，孙师傅的大徒弟却是势大力沉，技术娴熟，缠腿、小背，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上，闻麻子凭着他身上的力道，灵活的步伐一一让过，最后可能他想不出用什么方法，来掀翻面前这个身大力魁、技术娴熟的对手，竟学着对手的招式，贴近身来了一个缠腿，两个人缠在一起，眼看就要倒地，这样倒下去，是对手在下，闻麻子在上，那就是他赢了。但孙师傅的大徒弟不愧是摔跤的高手，就在两人都失去重心即将倒地时，他扭身来了一个漂亮的鹞子翻身，把闻麻子压在了身下。周围忽地爆起一片喝彩声。

闻麻子站起身，满脸尴尬，拍拍身上的沙土，要求开始下一轮的比试。

第二个比试项目是拳击，孙师傅亲自上场，也是按正规的比赛规则，根据有效击中率来分胜负。孙师傅熟练地戴好拳击手套，就站在场地中间等他。闻麻子戴上两个皮球一样的拳击手套后，比试就开始了。闻麻子首先出击，虽然他力臂千斤，步伐沉雄，但对于手上套着的这两个皮球一样的东西显然很不适应，拿不准距离，找不准路线，所以他击出的重拳，多半是被孙师傅一一化解，有点手足无措。这时，孙师傅开始反击，孙师傅的出拳速度像闪电一样，只听见嘭嘭嘭几声连响，闻麻子的脸上、腹部连中几拳，孙师傅的拳力虽然不重，但拳拳都有效，都可以得分。

闻麻子连退几步，放下双手，终止了比试。他似乎到现在才明白，这样的比试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个圈套，所有的比试项目，都不是他熟悉的东西，不公平！所以他要求改变规则，这样，拳击比赛就改成了承受击打能力的比试。

被打的一方站定，做好准备后示意，对方出拳，连击三拳打击腹部，如果第一拳就感觉自己承受不住，可以往后退，那就算输了；如果打击过程中被对方打得动了脚步，也算输。只有对方连击三拳后还纹丝不动，才算赢家。

这个规则显然比原来的要更公平，更能体现双方身上的功力。但因为还是戴着拳击手套，所以闻麻子在稳稳地领受了孙师傅的重击后，孙师傅也稳稳当当抗住了闻麻子的打击。我想，当时如果不戴拳击手套，按照闻麻子手上的功力，一拳过去，可能连肚皮都可以打穿，但拳击手套以它厚厚的缓冲层，用它放大的接触面积，把这种力量大大地分散了。

这样算下来，这一局只能算是平手，前一局是闻麻子输了，那总共算来闻麻子就是输了。他当然不服气！

于是闻麻子提出来，再增加一个抗打击的项目，击打头部！

这个提议让孙师傅有点为难，怕会有危险，所以只能采用自愿的办法，规则为：一方承受一种打击作为挑战，对方如果敢于接受同样的打击，打击力度就加码，直到一方不敢应战就算输。

孙师傅的徒弟们面有难色，有的不自觉伸手摸摸自己的头皮，看样子都只做好了当观众的准备。

闻麻子叉开两腿，摆了一个骑马档，稍稍运了一下气，对着面前一棵碗口粗的蜈蚣柳树，突然飞身而起，一头撞了过去，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那棵柳树猛地弯了一下腰，等它反弹回来时，就再也直不起来，树干劈裂了……。

围观的人群这时好像已经没有了刚才频频喝彩的反应，都呆呆地站着，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闻麻子直起身，像电影里走江湖的人那样抱拳对众人拱着手说，献丑了！献丑了！这时人们才开始嗡嗡地低声议论起来，有人上前关切地想摸摸闻麻子的头，闻麻子嘿嘿笑笑说，没有事！没有事！

这样，这场等待多日的武林大会就算结束了，双方心里都明白：结局是平手。

大家在河滩上席地而坐，都不提刚刚过去的比试，东扯西拉地交谈起来……。

这时闻麻子把我叫到旁边，低声在我耳边，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我撒开腿就往河堤上跑，翻过河堤，跑到八老爷家的门前，准备问八老爷借那把猎刀。八老爷不在家，她的母亲把我堵在了门口。等我结结巴巴说明来意后，老太婆一跺脚就呯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有心拜闻麻子为师已经很长时间，但因为母亲不同意，所以闻麻子并没有收我为徒的意思，但今天在这样重要的场合，他单独交给我这样重要的任务，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欣喜，我想至少，当时有一种当亲信的感觉吧。

但不想这个任务却这样艰难，根本就无法完成，心里好急。

心里一急，真可以急中生智，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的日本三八刺刀。于是我一路小跑，摸黑在地堡里找到了那把三八刺刀，一阵急跑，就把它交到了闻麻子的手里。闻麻子叫我把刀拿到河里洗干净，我就跑到河边，拔了一把草，在河水里稀里哗啦洗干净，又把它拿给了闻麻子。

孙师傅和他的徒弟们满脸狐疑，不知道闻麻子这是什么意思，拿来一把刀，想干什么呢。如果要动刀动枪，他们手里步枪、手枪、高射机枪、歪把子机枪多的是，何况一把小小的刺刀。

不是说好只比武，不伤人吗。

闻麻子一笑，嬉皮笑脸地说，肚子有点饿，找点东西来吃。就仰起头，这把刺刀就插进了他的喉咙……。

孙师傅和他的徒弟们没等他把刀从口里拔出来，就匆匆起身，落荒而逃。因为等会如果叫他们来试一下，那会更加尴尬，谁敢呢。

这把刀，闻麻子把它拔出来后，就远远地扔进了河里，他告诉我：要想自己强大，就要练就一身本事。不要指望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

刀被他扔了，都没跟我招呼一声。我虽然心痛得要死，但心里却十分的服帖，他这句诫勉的话，我几乎记了一辈子……。

“八格牙路！死啦死啦的！”

一个日本兵凶残的嘴脸浮现出来，就在宪兵营的院子里……

“抄你奶奶！死啦死啦的！”

老子一刀刺过去……。

醒来已经8点，在深圳的家里。今天是2017年12月22号，离我记述的这件事，已经过去了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