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轻时自学唯物辩证法，将之与中医理论学习相结合；他参加过地下抗日斗争，并秉持知识分子的勇气，反对以前错误的中医政策；在唯物辩证观的影响下，他提出五脏相关学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追授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邓铁涛，男，汉族，1916年10月（农历）出生于广东开平，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9年1月10日逝世。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副院长、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邓铁涛研究所原所长，首届国医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973计划”首席科学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
多年前，曾有一本名为《红色医生》的传记，记述华南医学院院长柯麟的事迹。柯麟在解放前以医生为职业，从事地下的抗日和革命斗争，解放后又长期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在华南中医界，邓铁涛亦有一段地下斗争的经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对中医事业抱有炽热之爱；他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指导中医学术研究，这些事迹，亦足以使我们称他为 “红色中医”。邓铁涛在上世纪30年代末毕业，行医未久，便遇到日寇入侵，1938年邓铁涛避难于香港。在香港，邓铁涛深受救亡运动、进步文化的影响，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属下的文艺通讯部等团体，开始认真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包括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恩格思的《反杜林论》及《鲁迅全集》等，学习了一些唯物辩证法。在学习中，邓铁涛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研究中医学有很大的帮助，这成为他以后钻研中医学宝库的一把钥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亦沦陷，邓铁涛返回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坐堂。这时他的一位在香港一起参加文艺通讯社的朋友谭军参加了东江纵队，成为文工团副团长。受东江纵队司令部之命，谭军找到邓铁涛，请他做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邓铁涛毅然答应。此后，经常有地下工作者以看病为名，到他坐堂的地方接头。他还不时陪东江纵队来的一位乔装打扮的女同志上街购买游击队需用的物资，存在自己家里，等游击队派人来取。在邓铁涛的启发下，又有一位十三行药材店的少东家冯杲也参加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关于这一段经历，邓铁涛回忆说，当时医生职业给了他有利的掩护，这是他在革命时期难忘的经历。东纵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彭会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邓铁涛和冯杲所在的两处药材店因看病和抓药更便于接头起过很多的作用。而且这份地下斗争中结下的情谊，在以后多年未变。后来已是知名中医专家的邓铁涛，每次去北京开会，都会与离休在京的彭会联系，有时还到胡同里去看望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万象更新，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卫生部某些领导对中医有不正确的认识，出台了一些不利于中医发展的措施，使新中国的中医事业起步维艰。其中一个典型事例是，邓铁涛的母校、也是解放后华南仅存的中医学校之一——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向中南卫生部申报1950年招生计划时，却获批示“勿需培养新中医”，不同意继续招生。当时，作为学校教务负责人的邓铁涛，针锋相对地在报刊上发表《新中国需要新中医》一文。他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强调发展中医教育的必要性。他写道：“中医教育是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新中国需要培养新一代中医才符合国家需要！”直到1950年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立“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之后，学校才获准招生。但时间不长，学校被改制为进修学校，仅允许在校二年级以上学生继续完成学习。南方的中医教育一度有被中断的危险。幸好在这时，党中央洞察到中医政策的错误倾向，在1954年及时进行了调整，中医研究院、中医高等院校等相继成立，中医事业开始走上正轨，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邓铁涛经历过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废医风潮，与新中国对中医事业的重视相比较，深深感到新旧社会的极大不同。他通过学习党对中医问题的指示，学习党的中医政策，体会到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中医药事业。他为人民服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越来越坚定。1958年12月，邓铁涛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以党员的身份继续为中医事业而奋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邓铁涛更以《党章》所赋予的党员权利，坚持向党组织反映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邓铁涛同样受到打击。但改革开放不久，1984年邓铁涛就上书党中央领导反映中医问题，在信中，他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中医”的名义落款。多年来，邓铁涛不断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中医院校保持独立建制、加强中医院建设、推动中医介入抗击“非典”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他的建议经常能受到重视，究其原因，他首先是一个高明的、受群众欢迎的中医，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着中医药的临床价值和发展潜力。此外，他上书从来不谋求个人的利益，体现出高风亮节。徐向前同志特意为邓铁涛题词：心底无私天地宽。邓铁涛勇于吸收西方新的学术成果，就新技术革命与中医的关系做过很有影响的演讲。而其独特之处，则是他真正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哲学，并以此为指导，来研究中医以及其他学术。与生搬硬套的形式主义不同，邓铁涛对唯物辩证哲学与中医的关系，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以其重要学术思想五脏相关学说的形成为例，就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观的结果。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其中五行学说更招致了一场大批判。这些观点影响了当时的中医界，有人提出要在中医中废除五行学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医教材中是否采用五行学说，也曾有过争议。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理论呢？上世纪60年代，邓铁涛凭着对唯物辩证法和中医理论的深刻理解，提出了对五行学说的新认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明确提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于脏象学说”，指出中医五行学说有辩证法的因素，要与哲学及社会科学中循环论和机械性的五行有本质的区别。1988年，邓铁涛发表“略论五脏相关学说代替五行学说”，从“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哲学但不同于哲学”和“中医五行学说没有停留在《内经》时代”两个方面，深入论证了五行学说更名为“五脏相关学说”的必要性，提出这是提取中医理论精华内核并加工提高的一种革新，从而使中医理论名实相符，避免了无端误解。邓铁涛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辩证法一分为二的基础上的。他指出中医的实践发扬了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同时扬弃其机械的一面。这是一分为二、辩证对立思想观的体现，避免了简单的存废之争。邓铁涛还经常引用实践论的著名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指导认识中医历史上各种学术之争。指出中医理论学说的论争，一定要用实践来判断。表面上矛盾的理论，如果都有实践的基础证实，那么在矛盾的背后一定有相统一的逻辑。例如清代以来的伤寒与温病之争，就是一个显著的事例。正是基于实践论的观点，邓铁涛经过深入研究，发表多篇文章提倡“寒温统一”的外感病学理论，说明它们是针对不同情况、具有临床价值的学说，可以进行统一。对中医各种学说的研究，均可作如是观。数十年来，邓铁涛对中医的发展，一直坚持“必须以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的观点，在1984年的《中医之前途》中他这样说，在2001年寄语青年中医的《碥石集》（二）序言中这样说，在2004年的香山会议上他仍这样说。他坚定的信念，在这个理论淡漠的时代愈发飘红。认真研究邓铁涛的言论，人们可以发现，他的“红色”，绝不是标榜“政治正确”的标签，也不是老年人的怀旧；它不仅仅是出自新中国使中医新生的感恩之情，而更多是来自科学、理性的研究。深入掌握马列主义哲学原理，对理解中医理论，把握学术演变，有积极的作用。当代的青年中医，倘若认为这是迂腐之谈，则是自弃一把开启宝库的钥匙。要知道，在现代西方的不少著名高等学府中，也一直开设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程。邓铁涛“红色中医”的成长历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作为共产党员，邓铁涛生前的组织关系是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第二党支部。该院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老人家生前一直积极参加组织生活，数十年不缺席。后期邓铁涛行动不便，该院党支部就把支部会议开到他家里。临终前，邓铁涛叮嘱家人要帮他交最后一笔党费。2019年1月10日6时6分，邓铁涛仙逝。其生前亲手写的遗嘱开封，写道：“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邓铁涛把仁心仁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融入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中。在遗嘱中，邓铁涛再次提醒让家人代他交最后一笔党费。于是，在送别他后的第二天，1月17日下午，邓铁涛的儿子邓中光教授和儿媳陈安琳女士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向该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冼绍祥转交了父亲的最后一笔党费，完成了邓铁涛的这份遗愿。邓铁涛一生对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对中医事业抱有炽热之爱；他是新中国的中医事业开拓者，是后辈敬仰的医学高峰，是患者心中最温暖的希望。如果为邓铁涛贴上一枚标签，那一定是“红色”。如果要定义邓铁涛是一位怎样的医生，那一定是“人民的医生”。他的精神一直影响着中医界，甚至超出中医界。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追授邓铁涛 “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今年党的百年华诞，党中央又追授他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铁涛曾改动鲁迅的一句诗，奋笔力书“我以我血荐岐黄”。他的热血，与国旗、党旗同耀，映照着他“红色”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