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曹操如何给人才定位?

《反经》中的大智慧(量才)篇:根据一个人的本领大小托付事情

【导读】

想要成就大业,收罗人才的艺术与虚怀若谷的胸怀固然不可或缺,无此二长,则谈不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但单单凭借这两条优点,还远远达不到“天下归心”的效果。一个铁中铮铮的雄主,不仅要懂得如何使座下鸾翔凤集,还要学会对已经投诸麾下的俊杰进行绩效考核。大凡人之才能参差不齐,亦如万物之理。如果在使用人才时不能做到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就会出现“君子在野,而小人在位”的现象。或者出现才力不能胜任的情形。所谓“未能操刀而使割”的为政策略,自古就颇具讽刺意味,启迪人们掌握好正确的用人方法,对于搞好事业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至企业管理,大到国家命运,无不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材任人,国之大柄;因功进秩,吏之常章。本篇题为“量材”,正是从用人要量力而用的角度出发,选取了古代较有说服力的名人言论,阐述了人各有才,才各有大小的道理。昔武帝下诏求贤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贤者既至,乃以卫仲卿、霍去病、霍子孟等为太尉;庄青翟、韩安国、桑弘羊等为御史;张汤、石庆、卜式等为大夫;王恢、李息、张骞等为鸿胪;郑庄、汲黯、减宣等为内史;东方朔、主父偃、司马相如等为方伎。于是臣下竭力,百官用命,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其驾御之道,焕然可述,堪为后世师法。

【反经原典】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

(汉文帝问陈平曰:“君所主何事?”对曰:“陛下不知臣驽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职。”上曰:“善!”

汉魏相书曰:“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人服。’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月为纪。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明主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敬授人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余矣。此燮理阴阳之大体也。”事具〈洪范〉篇。)

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

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蜀丞相诸葛亮主簿杨颙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

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人物志》曰:“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

【译文】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象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便;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曼理阴阳的主要原因。”以上道理在《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九卿(相当于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骁雄”之才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史海沉钩】

本篇是《反经》的第四章,作者综合引用了《易经》、《三国志》、《史记》等重要资料,围绕着“如何给人才定位”展开了气势恢宏的论述。

古时的姜太公曾经说过:“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察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付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大事?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小事?什么样的人只能坏事——当领导的人即便对此秘而不宣,也需心中有数。如果读者还是心怀疑惑,不妨借鉴曹操在这方面的经验。

曹操如何给手下的人才定位?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古今名家在总结其成功的经验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他运气极佳,西晋文学家孙楚有言“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天命既集,遂廓弘基”;有的认为他心计过人,号称“史学三裴”的裴松之就形容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有的认为他用兵如神,唐代诗人王勃称赞说“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但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要再加上一条,便是陈寿先生总结的八个字——“官方授材,各因其器”,也就是说,曹操懂得根据一个人的固有特点及才能大小授予其职务。

纵览曹魏集团前、中期的人才结构,我们会发现其内部秩然有条、层次分明、炳如观火。

先说以谋略见著的大臣。第一类是“王佐”之才(即核心首脑),曹操对这些人物极端重视,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吾之子房也”、“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等等。位居此列者,哪怕是说上只言片语,都能顷刻间转化为“政府决策”。他们包括: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程昱、戏志才(早期)、刘晔(中后期)、蒋济(晚期)、司马懿(晚期)等等。

第二类是“股肱”之才(即高级内参),曹操对这些人物谦恭礼敬,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等等。这个级别的人物,虽然不能“口衔天宪”,一言九鼎,但其所提建议,也是曹操运筹演谋的重要依据。他们包括:陈群、华歆、钟鹞、满宠、董昭、王朗、崔琰、毛玠、贾逵、杜几、田畴、王修、杨修、辛毗、杨阜、田豫、王桀、蒯越、张既、杜袭、枣祗、任峻、陈矫、郗虑、桓玠、丁仪、丁廙、司马朗、韩暨、韦康、邴原、赵俨、娄圭、许攸。

第三类是“爪牙”之才(即得力助手),曹操对这些人物待若国士,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卿真国之良臣,时之彦士”、“吾恨不能早遇先生”等等。这类人通常办事干练,刚柔有度,但“如此而已,终无所推进”,只能布之于封国、郡、县担任职务。此间诸公对国家大计的参赞谋划偶一获用,大都只负责执行方面的工作。他们分别是:严象、袁涣、张范、凉茂、国渊、何夔、徐奕、邢颙、鲍勋、刘放、刘资、梁习、温恢、郑浑、卫凯、刘廙、徐干、陈琳、阮瑀、应瑒、刘桢、繁钦、路粹、徐宣、卫瑧、卢毓、戴乾、和洽、常林、杨俊、裴潜、崔林、高柔、王观、高堂隆、徐邈、胡质、王昶、戴陵、郭湛、薛洪、董蒙、傅异、王选、张承、任藩、傅干、侯生、荀悦、成公英、贾洪、薛夏、令狐邵、刘馝、魏讽。

再谈以攻伐、军事为主的武将。第一类是“将帅”之才,其特点是思虑周详,攻城必拔,野战必克,曹操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古之恶来”、“吾之樊哙”等等。他们包括:曹仁、张辽、徐晃、张郃、夏侯惇、夏侯渊、典韦、许褚。

第二类是“统领”之才。其特点是赤胆忠心,勇于任事,奋力搏杀,曹操见到他们以后的开场白通常是“卿真忠臣也”、“质忠性一,守执节义”等等。他们包括:曹洪、李典、文聘、郭淮、郝昭、朱灵、庞德、乐进、曹彰、吕虔、曹纯、吕常、夏侯尚、高览、王双、孙礼、臧霸、夏侯霸、曹昂、牛金、王修、牵招、于禁。

第三类是“偏裨”之才。其特点是协同作战则稍有建树,独当一面则胜少败多,且多随势沉浮,凌弱畏强。曹操对他们训诫居多,鲜有表彰。他们包括:曹真、曹休、申仪、蔡瑁、庞会、蔡阳、诸葛靓、夏侯威等。

总的来说,这些文臣武将日后所建的功勋多寡,与曹操初始所断大体不差,间或有误,及时调整,形成了“既受其禄,定当其职”的良好格局。

相反,如果心中稀里糊涂,对自己手下之人才的等级没有一个基本的估量,就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牛鼎烹鸡或者小材大用的现象。袁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例。

据实而论,袁绍作为一代枭雄,也能“效周公之下士”,在收揽英豪方面颇有一套。可他却不知道该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更弄不清谁是他的“王佐”,谁是他的“股肱”,谁是他的“爪牙”。荀彧评价他说“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是十分恰当的。

早先,郭嘉、荀彧也曾经短暂的事奉过袁绍,可袁绍虽然表面上“加以倾心折节”,实际却并不以大事相询,更别提委任他们什么职位。年深日久,二人终于看透了他“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的特点,开始另觅贤君。

此后,袁绍似乎一直没有摆脱过人才使用上的视觉错位。初平二年前后,“少有大志,多权略”的沮授向他提出“迎天子号不臣”的战略规划:“将军不到二十岁就被朝廷重用,名声传扬全国。赶上董卓废立皇帝的时机,将军奋然生发忠义之心,只身一人骑马出奔,使董卓心裹恐惧。您渡过黄河向北,勃海的百姓稽首归顺。您拥有一个郡的军队,聚集冀州的人马,威势控制黄河以北,名声为天下推重。假使发兵向东,就可以扫除黄巾;还军攻打黑山,就可以灭掉张燕;掉转兵力向北,就必定捉住公孙瓒;以威势胁迫戎狄地区的人,立刻就可平定匈奴。横扫黄河以北,合并四个州的地盘,网罗英雄人才,拥有百万人马,到长安迎接陛下,恢复在洛阳的宗庙,向天下发号施令,征讨不服从的人。凭藉这样的条件争决胜负,有谁能够抵挡!几年以后,建立功业并无困难。”

对于这样的前瞻性人才,袁绍却始终以“杂号将军”相待,认为他只配呆在四品的等级上。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前夕,被《先贤行状》誉为“博览多识,名重州党”的田丰向袁绍进献“持久战术”:“曹操已经打败了刘备,许都就不再空虚丁。而且曹操擅长用兵,变化无常,人数虽少,不可轻视。现在不如长期坚守。将军凭藉山岭黄河的坚固,拥有四个州的人马,外面联合英雄豪杰,内部实行农耕用以备战。然后挑选精锐部队,分为奇兵,趁敌人空虚轮番出战,用来骚扰黄河南面。敌人援救右边,我就攻其左边;敌人援救左边,我就攻其右边,使敌人疲于奔命,人民不能安于本业,我们还没有疲劳但对方已经困乏,用不了三年,安坐就可战胜敌人。现在不用庙堂上稳操胜券的计策而想通过一次战争去决定成败,万一不能如愿以偿,后悔就来不及了。”

袁绍听罢,硬是把他从“冀州别驾”的位置拉了下来,打入囚牢。

比较之下,“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的郭图倒是被他抬得很高。乌巢之败后,袁绍对其言听计从,派重兵反攻曹营,却遣轻军援救粮仓。结果张郃攻曹营不下,郭图见其建议失败,担心袁绍怪罪自己,便诬告张郃不尽力,导致张郃投降曹操,袁军土崩瓦解。

作者  赵丹阳  文史作家,时评人。微信公号:wuleihu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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