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白化文：起伏跌宕经一世 卅载辛勤百战多
东汉王充《论衡·宣汉》中引孔子的说法：“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并根据何晏《论语集解》中引孔安国所说“三十年曰世”的说法来解释，说：“三十年而天下平也。”下文中还进一步加强，说：“且孔子所谓一世，三十年也。”我们的理解是，治理好一个摊子，使之达到理想的境界，大体上需要“一世”即三十年的时间。大摊子如治国是这样，小摊子也是如此。《文史知识》自1980 年左右创议，1981 年创刊至今，已历三十年。2011 年又值中华书局（此后本文中简称“中华”）欢庆百周年前夕，主事者要出书以示纪念与庆祝，这是应该的、必然要办的事。
我有幸成为《文史知识》创业时的几名局外编委之一，且至今尚未遭清退，每感荣幸之至。
以前我所写的有关《文史知识》的回忆性质的稿件，主要有：
《迎春征联佳联赏析》，《文史知识》1983 年第3 期。
《创业艰难百战多——“贺〈文史知识〉出刊200 期笔谈”》，《文史知识》1998 年第2 期。
《王了一老师应〈文史知识〉编辑部之邀参与的三次春节评联活动》，《文史知识》2000年第8 期。
《一以贯之地培养作者——一面，一指，一种杂志》，《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 年5 月；《光明日报》2002年6 月11 日第3 版，有删节。
能说的，在那几篇之中差不多全说到了。可是，这回还得说呀，只可悉索敝赋，从旧日记中摘出几段来，摘引排比一番。不能多占篇幅，只以1980 年至1981 年创刊早期为例，说说创业艰难。
今日的《文史知识》编辑部里，除了1982 年1 月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77 级毕业分配来编辑部、并一直干到现在没有动窝的胡友鸣同志，别的人都没有经历过那热火朝天的大干岁月。当时的老编委中，俞明岳、李侃、张习孔、金开诚几位陆续仙游，仅余开播的“主持人”黄克、杨牧之和田居俭、徐公持、龚书铎、臧嵘、瞿林东几位和在下了。回首当年开编委会的献言热烈、讨论火炽，真有盛会不常、盛筵难再之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1974 年吧，中华群公自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分批北返。我又和中华搭上了钩，时距1966 年，已过八载有余。此后，经常前去，领点小任务而已。
1987年，白化文先生（左）与刘铭恕先生在一起
1978 至1979 这两年中，中华各阶层间就有开办和陆续恢复几个新老杂志的议论与动作，如《文史》的重新开张就是。可是，一直到1980 年9 月13 日下午，山荆李鼎霞与我从北大进城，到东安市场买东西，顺便先到中华访问，见到黄克学长（按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同学论），他才较正式地和我讨论，要办一个较为通俗、面向大众的文史类杂志的事。9 月18 日中午13 时许，黄克、杨牧之两位学长衔命而来，正式地谈论创办《文史知识》杂志的事，并约请在下为编委。正巧袁行霈学长一会儿光降，也参加了讨论。但没有提请袁大学长参与编委会，我的理解是，袁大学长可能不久要到日本讲学去了。
当时我住在北大蔚秀园19 公寓103 号房，北大教职工家中安设电话者不多，我们这幢楼60 户，谁家也没有电话。黄、杨二公找我，只有直接到家里来。骑自行车从城里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出发，往返约35 公里，需时起码三个半小时。
第二天，即9月19 日，我就开始动作，赴业师周燕孙（祖谟）先生府上，向老师和师母约稿。当天老师外出，只见到师母，因此，23 日再度前往。结果是，老二位都答应写稿。10 月4 日，国庆假期刚过，黄、杨二公又莅临舍下。5 日，我准备好约来的六篇稿件。10 月16 日，正式的第一次编委会在中华召开。李侃总编辑主持。我献上的几条想法与一些稿件均蒙嘉纳。它们是：一，建议开设“文学史百题”“历史百题”两个专栏。这是受郑振铎先生过去编书的启发。二，贡献出叶圣陶先生批改的发表于《文物》杂志的拙作《青铜器浅谈》的复印件，为创刊号助阵。三，交出我约来的稿件。当时议定：1981 年先出双月刊探路。为打开销路，俞明岳老先生自愿购买一千册，准备到处奉送。俞老大约属于解放前出版系统的一个出资家族，“文革”后得到退赔，相当有钱。他那时已年过古稀，家里人想让他在有生之年随意和满意一些，每天在他兜里塞满钱，让随便花。俞老仍然自觉革命，中华有事，踊跃输将。凡是公家难以报账的，如在饭馆酒楼摆桌请客吃饭，那时简直无法报销，遇此等事，俞老马上自掏腰包付款。
白化文先生（前排左六）在2012年《文史知识》编委会暨《文史知识三十年》出版座谈会上
1981 年3 月4 日，经俞明岳老先生先期联系，在东城区魏家胡同九号“民进总部”开出刊后的首次编委会。那时私人汽车不多，城内外交通不堵。金开诚与我于晨7 时许从北大西门坐32 路（今称332路）公共汽车出发，到动物园倒103 路无轨电车，抵达东四大致为8时半左右，比骑车快。以后每次大体上差不多。9 点开会，我们俩算到得最早的。李侃总编辑亲自主持，黄、杨二公报告情况。刚刚调入编辑部的新生力量余喆（今日已成中华副总经理）、华小林等与会。“民进总部”是几层院落的四合院，整饰得相当气派。我们编委会此后在这里开会几次，均在其后院正房，是一处布置成中小型会议室模样的颇觉舒适的大房间。俞明岳老先生逝世后，大家就不怎么到这里来开会了。由此次起，每次会后必聚餐。这次在便宜坊，八成是俞老掏钱。
当时会议的重点之一是发行问题，特别是尚不能经邮局发行的问题。这可是关系到刊物成败的关键。大家想办法，什么招儿全想出来了，就是没想到走后门送礼，因为当时不兴这个，反而可能坏事。大家只是正面找邮局各色人等央及而已。散会后，我立即到中华，借打电话给在北京市教育局工农教研室工作的挚友李如鸾。他们管干部业余教育，学员遍布全市。老李满口答应。回校后第二天，我又和时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陈文良学长讨论，敢情老李认识的人，老陈也认识，于是双管齐下。效果如何，事过多年，记不得了。我跟着他们出入邮局，从此与北大邮电所也熟悉起来，逢年按节写表扬信，至今已成习惯。今老李墓木已拱，老陈得了失语症，多年说不出话来，回想当年的风发意气，不胜今昔之感。以上不过是在下参与的一些外围工作，编辑部诸公绞尽脑汁，说破嘴皮，自行车频繁换里外带，还是请他们自己讲吧。
白化文先生在《文史知识》创刊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言
为了提高发行数，什么法子都想了。逼得黄、杨二公于4 月4 日来北大大饭厅前自己卖杂志兼卖中华图书。我发动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77 级即将毕业的学生等，前往助阵。无奈那时的师生阮囊羞涩，站脚助威者多。为了结缘，刊物倒是送出去不少。此外，如利用工农教研室当时在政协礼堂或地质部礼堂等处办讲座之机，在走廊上卖刊物，那也是李如鸾报请他们的领导特许的。试举一例：10 月23 日上午，袁行霈学长经我等力邀，为工农教研室的全市学员在西四丰盛胡同中直机关礼堂开讲“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由我陪同乘车前往。我跟着就和杨牧之、胡友鸣（毕业前义务帮忙）、华小林等在会场外摆摊卖杂志。真是赔本儿赚吆喝啊！
1980 至1982 年之际，李如鸾他们机关又在北京市广播电台邀请一些人开讲文学和语言常识，许德楠、杨贺松、王砚农三位学长与我播讲语言课，袁行霈、金开诚等位学长偶尔讲讲文学知识。再经黄、杨等位努力疏通，北京市广播电台于7 月9 日13 时、21 时播放《文史知识》消息，实为变相义务广告。与此配合，特意设计印刷出《文史知识》招贴画，请熟识的机关、书店代为张贴，但是，从不敢上街，怕被市容部门抓住，有辱斯文。这也是暗中挑动邮局，使之从速办理纳入征订范围之一法。
在下于前已发表之相关文字中多次指出，编辑部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有解放初那股一心为革命的投入劲头。领导放手是另一关键。李侃总编辑坐镇二层楼，把握大政方针，从不干预六层楼上编辑部的具体事务。黄克学长在二层楼的文学编辑室另有繁重任务，逐渐撤出。10 月27 日，中华开四百人大会，宣布：原文学编辑室主任程毅中，提升为副总编辑；历史编辑室主任傅璇琮，同时提升为副总编辑。文学编辑室主任遗缺，提升许逸民为副主任，并无正主任，因而许君实为主任，不久真除。历史编辑室大概也用此法，任命的是哪位，我没有记录。可见当时对名义的重视。杨牧之被任命为新设的《文史知识》编辑部副主任，并无其他主任，不久真除。这是拨乱反正后中华的一次重要任命，群情振奋。在下有俚诗一首，以记其事：
抓耳挠腮苦费思，一堆来稿乱如丝。
李总二楼为太宰，留后机宜付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