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村窖藏”与 唐玄宗

1970年10月在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唐代窖藏珍宝，被称为20世纪唐代考古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对于这批珍宝为何人所有？何时、因何事埋藏于此？至今已半个世纪，居然还没有一个完全解释得通的合理说法。

（一）专家对“何家村窖藏”的论证

其间出现过二种“解释”：最早是郭沫若先生提出的“邠王李守礼后人说”。主要理由是“窖藏”的“地点”是唐代长安城的“兴化坊”，历史上曾有过记载“兴化坊西门之北为邠王李守礼宅”，于是很多人也希望从藏宝的“地点”来解开这一谜团。我认为这可能又在犯一个“方向性错误”，这种“方法”很可能是徒劳的。历史记载也只是一个大致的“方位”，很难根据“文字记载”精确“定位”，且“藏宝”也并非一定要埋藏在自己家里。现在此说已越来越受到动摇，一是“地点”还有点“偏差”，二是李守礼是玄宗的唐兄（章怀太子李贤之子），玄宗对他也还不错，据说李守礼和虢国夫人还有点“花边桃色新闻”，应该是“捕风捉影”的成份居多。但两个人荒淫无度，性事混乱却是“共同个性”。李守礼少年失教，因父之故而被武则天幽禁、责打长达十多年。后来又妻妾成群，挥霍无度，而“工资待遇”又不高，食邑只有五百户。（玄宗的子女是一千户，大哥是五千五百户，太平公主曾达一万户。）这个“邠王”生下六十多个“小王”，堪称“超生游击队之王”，“唯弋猎、伎乐、飮谑而已”“常带数千贯钱债，或有谏之者曰：'王年渐高，家累甚众，须有爱惜’。守礼曰：'岂有天子兄没人葬？’诸王因内宴言之，以为欢笑。”（《旧唐书》·《邠王守礼传》）这反映了李守礼可能认为待遇太低，以致经济拮据的“牢骚话”。

守礼后人因缺少家教，也唯知吃喝玩乐，根本就不可能留下如此巨额的珍宝。

现在比较新的“解释”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东方先生的“租庸使刘震说”。这是指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此时，“安史之乱”平定虽说已过了二十年，但各地拥兵自重的“节度使”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叛乱此起彼伏，朝廷疲于应付。德宗刚当皇帝不久，就有五个藩镇作乱，于是皇帝只能征调甘肃泾原的士兵前去襄城“平叛”。当五千多士兵千里迢迢，历尽艰辛，冒着雨雪赶到京城时，原本以为到了“天子”脚下，就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能够养家活口，长官认为可以拿到军饷，结果却大失所望，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开赴战场前，以丰盛酒肉犒劳将士更是几千年的“老规矩”，这次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肉末星子也没见着，士兵认为这是朝廷“歧视”他们这些泾原兵，于是激起兵变。突然折回冲向京城，抢劫杀人。皇帝与部分大臣仓皇出逃，而租庸使刘震没有来得及逃出城外，说明叛军已迅速控制住了京城，并冲进皇宫府库、民宅，大肆抢劫，搜寻财宝。齐东方先生说：“（刘震）只能再回到家中了，在紧急情况下，将准备随身携带的珍宝埋藏起来。”这里的“镜头”希望能放“慢”一点，怎么感觉好像“变魔术”似的：这一千多件重达五、六百多斤的东西怎么“随身携带”？如何一下子就“处理”得井然有序，了无痕迹？齐东方先生还说：“官府的财产出现在刘震宅中，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里是有可能的”。这个“特定环境”感觉随意性太大，因为“官府财产”放在个人家中不合常理，且事先谁也不知道会有“兵变”，没有逃走的官员全部被扣押，如有巨量的“官府财产”放在刘震家里这是根本瞒不住的。

而最关键的是德宗朝前面已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八年的“安史之乱”几使国力耗尽。接着又有吐蕃、回纥二十万人占领长安，“劫掠府库市里，纵兵焚烧闾舍”，再加农民起义，藩镇作乱，军费开支浩大。使朝廷的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经皇帝批准决定向商人、富人“借钱”，结果却演变成了“抢劫”，动用酷刑，逼得有人跳河上吊。

再增加税收，加酒税、漆税，茶叶税、青苗税、木头税、竹子税······交易税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升至百分之五十。将盐改为官营，由一斗10文提高到110文。由于军费紧迫，而征税的速度又太慢，如等不得庄稼成熟就要征“青苗税”，又想出了“间架税”，就是“房产税”，只要隐藏一间，就要处以极刑。说明朝廷为“钱”真是急红了眼，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最紧张的时候，连皇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军队没有营房，只能住在破庙里，百姓穷得用纸做衣服甚至人吃人，德宗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如此巨量的“珍宝”。且叛军的主要目标就是“财宝”，刘震是管理税赋的大官，其“门户赫然”，如有“官府财产”在其家中，刘震不说，其他官员也会“揭发”，必然成为抢劫的“重点对象”，为何叛军都不到他家搜寻抢劫？却让他在家中从容地埋藏珍宝？九个月后，朝廷打回了京城，为何也不向刘震索要这些“官府的”财宝？刘震因为依附叛军，夫妻二人将要被斩首，为何二人都能做到“宁死不说”？家人、奴婢也“见死不救”？最后又“至死不取”······因为朝廷急需要钱，交出“官府的”巨量财宝以免一死当然是唯一的合理选择。“脑袋”没有了，“财宝”如何享用？请问：这一连串的疑问该如何解释？

由于兵连祸结，很多“节度使”联手对抗朝廷，拒交税赋。至德宗朝可以说已穷得叮当响，引发“泾原兵变”就是“没钱”的铁证。一千二百三十五年前的泾原士兵不了解这一“严酷事实”很正常，因为朝廷可能还死要面子，多有掩盖，而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生导师对此应该是了然于胸的。而“何家村藏宝”中有大量金银珍宝，仅银一项就达390斤，金子近30斤，一只“玛瑙酒杯”和大量“玉带銙”更是价值连城。其中一块“庸调银饼”上刻有“开元十九年”年号（731年），（图一 “开元庸调银饼” ）说明这些财宝至少已被“闲置”了五十多年，为何穷得要死却放着“金山”不用？玄宗、代宗都逃亡过，长安曾三次被叛军占领、烧杀抢掠，洗劫一空。巨量的宫廷财宝如何能够安然历经五十余年而一直保存到德宗时代？

关于“庸调银铤、银饼”，专家解释说，基本上是作为制造宫廷银器的“原材料”使用的，不可能存放太长时间。（图二 “藏宝”中的“庸调银饼、银铤” ）所以说，定为“德宗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也不合常理（德宗已于780年废除了“庸调制”）。因为如果是“泾原兵变”埋下的，一定是突然的、非常仓促的，那么这许多的文字和重量的称重、书写与包装整理该如何解释？是什么时候称的？什么时候写的？所以完全经不起“推敲”。

（二）本人的分析、论证

笔者认为这些“窖藏”珍宝中很多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情”，显然是“丝绸之路”交流盛况的反映，当与盛唐相近。同时又带有许多唐玄宗的显著“印记”，说明这些珍宝应该来自于唐玄宗的皇宫里。其理由如下：

1．根据这样大规模，高品质，很多是世界罕见的珍宝的综合情况分析，显然来自于“皇宫”而非任何个人。同时“藏宝”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和地域广度，反映了此前必然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安定、繁荣的历史局面。其次说明遇到了需要逃离京城的战争，但是有比较充裕的“埋藏准备时间”。符合这二条的，唯有唐玄宗和“安史之乱”。而德宗朝前面几十年都是兵荒马乱，财政拮据，“泾原兵变”又是突然发生，完全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藏宝”整体风格外来文化影响明显，与史载的“天宝年间，胡风最盛”的时代背景一致。也与唐玄宗崇尚“胡风”的个性相吻合。（图三——1. 胡人伎乐纹八棱鎏金银杯 ——2. 萨珊玻璃杯等 ）

2．“窖藏”的钱币提供了更加确切的年代依据。根据专家研究发现的“集币规律”是：“年代最晚的是唐天宝十五年以前的五种七枚'开元通宝’铜钱，基本上是每个时期收藏一枚”。（图四 唐“合背开元通宝”铜钱 ） 如果说是窖藏于“泾原兵变”的783年，与天宝末年相隔28年，那就应该有肃宗的“乾元重宝”、代宗的“大历元宝”和德宗的“建中通宝”等钱币加入，为何一枚也没有呢？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藏宝”是唐玄宗时代之物。因为“成系列的”钱币收藏几乎就是一张明白无误的“时间表”，也是最具权威的有力证据。

钱币中最明显的玄宗“印记”是专门用于赏赐的“金、银开元通宝”。这二种并非“集藏币”也非“流通币”，而是“全新”的由皇帝以赏赐形式“发行”的“玩赏记念币”。说明它们是直接从唐玄宗的“私人小金库”中被取出的。（当时叫“百宝大盈库”），窖藏的金币达30枚，银币达421枚。（图五——1.“开元金币”——2 一串全新的“银开元通宝” ）这样大量的全新的非流通的“金银钱”，当然只能是皇帝拥有！这与《旧唐书·玄宗本记》中记载的承天门“一掷千金”的“金钱会”以及盛行使用金、银钱作为赏赐和喜庆游戏的情况也完全一致。杨贵妃为安禄山“洗三”，以及唐诗“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玄宗都会“赐金、银洗儿钱”，这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物。

同时也说明唐玄宗可能还是一位“集币爱好者”。其中的外国钱币很可能来自外国使臣，如五枚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宝”银钱，即可能是第八次“遣唐使”（开元五年）带入中国并以隆重仪式作为“国礼”敬献给皇帝的。（日本从始铸至停废仅一年三个月，时间上正与第八次“遣唐使”相对应）这也是唐玄宗“世界思想”的反映，同时也说明“藏宝”属于开元皇帝而非其他任何人。（图六 1.—— 日本“和同开宝”银钱 2.——东罗马金币 3.——萨珊波斯银币 ）

3.“藏宝”中有十二条“小金龙”，当为玄宗所热衷的道教“投龙简”仪式所用。只有“天子”才能与“天”沟通，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力”。玄宗曾多次发布过严令：“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图七

——1. 武则天的“除罪金简” ——2.“玄宗长生玉简”——3.玄宗“投龙简”仪式之“小金龙 ”）因为大臣如果 “私通神灵”，那就犯了“杀头之罪”。 李林甫为了陷害有可能当宰相的杨慎矜，诬言杨“私藏谶书”，结果杨氏三兄弟皆被“赐死”。为了“谶书”“符魇”之事，玄宗曾杀掉过数十人，故应该无人敢碰此“高压线”。

同时说明玄宗后期非常热衷于给道教信奉的“天、地、水三府神仙”“写信”，其备用的“金龙驿”竟有十二条之多，皇宫中也建有道观。而玄宗后面的肃宗、代宗、德宗都笃信佛教，故不可能拥有或者保存这样多与道教有关的物品。而在一个经历了几十年战乱和颠沛流离的社会背景之下更无这样的可能。

4.“藏宝”中与道教有关的“炼丹”器物数量特别众多，且成组成套。当与玄宗年老痴迷道教、“尚长生轻举之术”有关。其中有一块重达十六斤的所谓的“银渣饼”特别引人注目，（图八 所谓的“银渣饼”碎块 ）有专家称这实际上是“炼丹”的产品：称为“黄丹”。据记载玄宗后来自己也学会了“炼丹”配方，在宫内专制了“金灶”，亲自炼丹。这块“银渣饼”被这样精心地珍藏，说不定正是玄宗炼丹的“伟大成果”。在太上皇（玄宗）刚由成都回到长安后，肃宗就急忙献上炼丹金灶，也说明了玄宗的痴迷程度。而玄宗后面的几个皇帝都虔诚信佛，肃宗在大明宫麟德殿置道场，用宫人扮作佛、菩萨，武士扮金刚神王，召大臣围绕膜拜。代宗遇到紧急情况，马上口诵佛经，又“常于禁中供养僧一百余人”“让和尚念《护国仁王经》，以退外寇”。德宗也举行过隆重的迎奉法门寺佛祖舍利的盛典。他们不可能把道教“炼丹”的器具、“宝贝”，尤其是那个笨重的“银渣圪瘩”一直保存到德宗朝代。不是被用作唐玄宗的“陪葬品”，就是被熔化了。

还有很多与“抗衰老”有关的“名贵药材”，主要是“益气明目，提精神、通五淋，疗脚弱”的功效，总重达27.5斤。（图九——1. 药品及盒子 ——2.炼丹器具等 ）这还不包括16斤重的“黄丹”。与丹药有关的器具竟达51件。“老年病”对于七十二岁的老皇帝来说都在所难免。除“长生投龙简”外，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在宫中设“寿星坛”，祭“老人星”。天宝四载正月，玄宗一本正经地对宰相说，他在宫中筑坛祈福，忽然听到空中语云：“圣寿延长”。说明唐玄宗想“长生”都快想疯了。刘禹锡也写道：“开元皇帝万事足，唯惜当时光阴促。”这些都是文字的描述，现在是实实在在的“实物”，两者可互为佐证。而德宗李适（kuo）在“泾原兵变”时年仅四十一岁，显然还没有到需要“抗衰老”的年龄。

5．“藏宝”中最具玄宗“标记性特色”的是一只“鎏金舞马纹皮囊式银壶”。（图十 “衔杯舞马”皮囊式银壶 ）“舞马”在《新·旧唐书》、《明皇杂录》等都有详细记载，（图十一 训练舞马俑 ）“每千秋节（玄宗生日），命舞于勤政楼下”。所以玄宗朝当宰相的张说多次参加过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并留下了十多首描写“舞马”的精彩詩篇。“银壶”定格了舞马“衔杯祝寿”的精彩瞬间。从开元十八年至天宝十四载长达24年间几乎成了全国性的盛大节日。

这件“皮囊式银壶”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契丹特色，制造工艺也与其他银器完全不同，用途也由盛水改为装酒，通高仅14.3厘米，明显具有把玩性质，或为善于阿谀奉承的安禄山所献。（不会作诗也有其他办法）此献既为祝贺皇帝生日，又迎合了“有吞四夷之志”且又崇尚“胡风”的皇帝的心意，所以得到玄宗的喜欢也就理所当然了。天宝九载，安禄山为祝贺皇帝生日，就进献过“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炉等”。玄宗痴迷道教，安禄山就献过“玉石天尊一铺”，共计三十六尊。玄宗喜欢汤沐，安又献过“全自动”的“白玉鱼龙凫雁”以及珍贵的“白玉萧管数百事”，因为玄宗和贵妃都是玉笛演奏家。这“幡花”可能就是“蕃花”，即游牧民族的花样。史载“内库中有七宝砚炉一所，曲尽其功。每至冬寒砚冻，置于炉上，砚冰自消，不劳置火。冬月帝常用之。”这只安禄山献的“幡花香炉”很可能就是现在所称的“五足镂空银熏炉”。（图 十二——1. “幡花香炉” 可能即现在称的“五足镂空银熏炉”——2.野山羊首玛瑙酒杯）这是“何家村藏宝”中体积最大，但因为是书法家玄宗所珍爱并常用，所以还是想尽办法被弄出来珍藏了。一部《安禄山事迹》的上卷，简直就是皇帝和安禄山之间的“送礼大赛”。（禄山）“又每岁献俘虏、牛羊、驼马，不绝于路，珍禽异兽、珠宝異物贡无虚月，所过郡县，疲於递运，人不聊生”。送礼送到“人不聊生”，大概只有安禄山有这个“本事。”安禄山似乎也是粟特胡商的“首领”，掌握着大量的胡商和第一手的胡商珍宝，所以在唐玄宗的这些珍贵的“藏品”中，很可能就有安禄山的“贡品”在里面。而那只“阿尔卑斯野山羊首玛瑙酒杯”则可能与天宝元年突厥败亡，降唐余部的贡献品有关。

历史上皇帝把自己的生日定为节令，是玄宗首开先例。而作为独具特色的大型“舞马”表演则仅见于玄宗时代。因此“舞马”也成为玄宗时代的“特定标记”。与玄宗喜好“胡风”不同，后代的皇帝见到“胡”就心里发怵，肃宗因为“恶安禄山”而把同安县改为“桐城县”，把“洊安”改为“洊水”，因为“洊”有“一次又一次”的意思。“胡风”已不再象以前那样受到追捧，盛唐风靡的“女穿男装”亦被斥之为“服妖”，大量的西域珍宝也不可能出现在德宗朝廷。

6．“藏宝”中有“玉带銙”十一副，都是“天子十三銙”的最高级别。在唐代玉带銙的珍贵远超金子之上，不少是未完成品而突然终止制作。应该是盛唐皇帝自用或用于特别重要的“最高赏赐”。（图十三 “玉带銙” ）如历史就记载玄宗曾赐给大哥和安禄山“玉腰带”，还赐给安禄山的儿子、女婿“玉腰带”。而刘震或者德宗都不可能拥有如此之多来自于西域各地的美玉，因“丝绸之路”在“安乱”后已基本断绝。

其他如杨贵妃用的 “香囊”、“玉臂环”等，在这里也都得到了印证。（ 图十四 —1.“香囊”。 ——2.“玉臂环” ）

那个“鸳鸯莲瓣纹金碗”（图十五 “莲瓣金碗” ）是一对，因为金子非常软，用指甲即可划出痕迹，碗又薄，所以应该并非专家说的“饮酒器”，（也太大）而可能是杨贵妃用来礼佛的（盛清水）。那些动物纹样也并非专家说的“狩猎”纹样，而应该是“珍禽瑞兽”，因为佛教是反对“杀生”的。皇宫中也建有佛寺，连“马嵬驿”这样的小驿站都有佛堂。“藏宝”中与佛教相关的器物也有多件，如一只“鎏金莲花形银灯头”就可能是佛前的“长明灯”，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图 十六 “鎏金莲花形银灯头” ）

杨贵妃教宠物白鹦鹉“雪衣女”念《多心经》，死前要求“礼佛”，都说明这些“礼佛”用品可能与贵妃有关。（图十七 辽墓壁画“贵妃教鹦鹉图” ）“何家村藏宝”中有大量的鹦鹉纹样，也代表了杨贵妃和唐玄宗的喜好。因为玄宗在“博戏”或下棋将要输的时候，“雪衣女”就会来“帮忙”，用翅膀把棋、牌搞乱，“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宫廷大画家周昉为这样的趣事还画过《白鹦鹉践双陆图》，张萱也画过《贵妃教鹦鹉图》，所以“雪衣女”也是玄宗和贵妃两个人的“宠物”，进而也成为权贵阶层中争相追捧的“宠物”。

而那只“双狐纹合欢饮酒银盏”（图十八 “双狐纹合欢饮酒银盏”）很可能也是安禄山所献并为玄宗与贵妃二人合饮时使用。一是器形、工艺特殊，为汉族所未见，二是两人都喜欢饮酒，而贵妃似乎更甚。三是两人都对南方进献的形似男女性爱的“合欢果”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玄宗还命画家画下以供把玩。四是安禄山进献的名为“助情花香”的“春药”也为二人所喜好。玄宗对佛教的“密宗”也充满了兴趣，并对嫔妃自喻为“被底鸳鸯”。“双狐”也并非专家说的“作相斗状”，而是“性爱前戏”的暗示。

“藏宝”中与玄宗直接相关的就是玄宗的个人收藏品，如系列钱币、各式饮酒器、名贵药材和赏赐物品以及与道教、丹药有关的物品。唐玄宗除收藏钱币外，似乎对异域风情的“饮酒器”的收藏也很有兴趣。而杨贵妃的东西并不多。

7．“藏宝”中有金箔4388克，（图十九 金箔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有人计算过，一两黄金延展后可覆盖两个篮球场，也有人认为“炼丹”中要用到金箔，我认为主要的用途还是金银器制造。因为如果“炼丹”要用金的话，另外有近二斤的金麸和金粉。唐代宫廷风行银器“鎏金”、“贴金”等工艺。《旧唐书·杨贵妃传》也记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这“数百人”的“金银作坊院”，就需要大量的金、银原材料来“配套”。

从这样大量的金银“原材料”亦可见盛唐之“阔气”，而德宗朝则“囊中羞涩”，为“倡导节俭”，甚至还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他前面的肃宗和代宗也都下过禁金银“平托”及“涂金”的禁令，如果德宗有这么多金银财宝，早就充作十万火急的“军费”使用了。所以，不管从那个方面讲，都不可能是德宗朝的东西。

8.“藏宝”中有一枚“鎏金铜'永安五男’”钱，笔者认为应该是唐玄宗为祝福他们兄弟五人的吉祥安康而特别铸造的“厌胜钱”。这在前文《<游骑图>考辩》（载《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第3期）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还有一对“金浴盆”也可推断为唐玄宗的宫中之物。“代宗之诞三日，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 《次柳氏旧闻》 ）（图二十 “洗儿金盆” ）此盆重达2075克，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显然与玄宗宫中频繁的“洗儿礼仪”有关。唐规定一品以上的高官才可使用纯金食器，而作为四斤多重的“洗儿金盆”当然只能是唐玄宗的皇宫所用。另有同样大的银盆，可能是为区别新生儿的“级别”。

9．“何家村窖藏”中出土有“鎏金银锁”23把，（图二十一 鎏金银锁 ）

这应该是宫中闭锁宝函之用。虽然当时皇帝专宠杨贵妃一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但那“三千宠爱”的“配置”还是不能缺少的。如果每个嫔妃配置一个“首饰盒”，（图 二十二 “孔雀纹银方盒” ）与其配套的“银锁”的需求量就会非常大，这也从一个側面反映了天宝年间宫中嫔妃的兴旺盛况。据史载玄宗时宫中嫔妃宫女多达四万人，创历史甚至是世界之最。而德宗或李守礼后人都不可能拥有如此之多的“银锁”。（这些银锁应该是唐玄宗宫中“金银作坊院”生产的“备用品”）

10. 装“藏宝”的“素面提梁银罐”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韦美美墓中出土的铜罐造型几乎完全一样，说明“何家村藏宝”与韦美美墓的年代相近。

“藏宝”中还有15只直径1.5厘米的“小银铃”，这可能是玄宗所热衷的“梨园教坊”女子的舞蹈饰品，因为玄宗也是“皇家音乐舞蹈学院”的“院长”和“总教练”。敦煌壁画的歌舞伎中也饰有这样的小银铃。

以上例证都足以说明，“何家村藏宝”是唐玄宗及宫廷“金银作坊院”之物无疑。其中的“金龙驿”我认为更是唐玄宗的“独有标记”，故称其为“玄宗小金龙”。

（三）与“何家村藏宝”有关的问题

还可以举出一些例证，因为能够说明是唐玄宗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人为何“视而不见”，感到非常奇怪。或者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看到“系列钱币”，就是“钱币收藏家”的；看到有未完工的金、银器，就是“金银作坊院”的。看到炼丹器物众多，又推测“是一位精通道术的人”。因为有“铸币”及“银渣块”，于是又有专家说是“与铸币有关的机构所收藏”。这里也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在唐玄宗的“收藏币”中，被放入了七枚本不应该被计入的“鎏金货布币”。（图二十三 “鎏金货布币” ）“货布”是王莽时期的货币。因王莽朝存续时间短，但钱币铸造精美，币样奇特，所以受到历代“钱币爱好者”的追捧。因为皇帝是“钱币爱好者”，也就带动一些大臣也有此“雅好”。这“货布”很可能是玄宗命“铸币司”仿造了一些，再进行“鎏金”，明确是“仿品”、赏玩品。如果是刻意仿造，则绝不会去“鎏金”。更非专家说的什么铸币的“母钱”，因为大小、规格都与真币有不少差别。而在玄宗的“收藏币”中是有一枚“绣蚀斑驳”的真的“王莽货布”，这就完全说明问题了。在唐墓中也发现过这种“鎏金货布”，说明墓主曾得到过这种赏赐。

以上“例证”都足以证明“藏宝”是唐玄宗的。这也与郭沫若先生确定的“年代”是一致的，只是郭先生把“主人”搞错了。而“藏宝”“主人”的确定正是问题的“关键”。齐东方先生对这一“关键”问题是这样讲的：“考古学类型研究还表明了何家村遗宝中最晚的器物在德宗时代”。到底是什么“器物”？这一“关键问题”绝不能含糊。因为唯一提到“德宗时代”一说的只有段鹏琦先生。段先生“根据纹饰的演变规律对何家村金银器 的装饰花纹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排比”，并“分为四期”：从“第一期”的“高宗至武则天”，到“第四期，约当德宗时期。金花银盖碗是典型器物，其纹饰虽亦属花卉图案，但在构图上追求严整讲究对称，因而显得拘谨而少生动，与前述德宗时期的两件带铭文银盘同趣。”（《考古》1980年第6期）。这些“解说”非常莫棱含混，更不能用“约当 ”“同趣”来证明“金花银盖碗”是“德宗时期”的物品。（图二十四 段鹏琦定为“德宗朝”的“金花银盖碗”。申秦雁先生认为此碗盖大碗小，应非一套。）

器物的“装饰花纹”只能作为“年代”的“参考依据”之一，如果是相隔上百年，则“参考”的意义更大一些。现在是段先生要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竟然可以分出“四个时期”，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因为某种“装饰花纹”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是很难精确區分的。且“皇宫”历来是“时尚发布中心”，一般都有从“宫廷”到“权贵”再到“民间”这样的发展“路径”。玄宗送安禄山的礼品中即有“金花银盖碗”，而且每个时期都有多种风格样式并行、并存的情况，不可能只有某一种风格。再加“藏宝”的来源渠道广泛，即使是在中国生产的，其工匠又有粟特人，波斯人和汉人之分，汉人又有南北之分。玄宗时即有“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的记录。 “设计者”的个人风格又千差万别，所以，仅仅根据其中的某一件器物的“装饰花纹”，所谓的“追求严整讲究对称”“少生动”，就“确定”属于“德宗朝代”，这种“方法”显然过于主观，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依据”。（图二十五 段鹏琦先生所谓的“四期纹饰”图 载《考古》1980年第6期）而玄宗到德宗时间间隔只有二十多年，却居然被分了“三期”，这种“方法”，缺乏最起码的说服力和可信度。齐东方先生自己也说“这一十分有见地的结论缺乏很强的说服力”。以缺乏说服力的观点作为“依据”，这不是自相矛盾、逻辑混乱吗？且齐东方先生主要的“依据”均来自晚唐志怪传奇爱情小说《无双传》，该小说情节荒诞离奇，显然不宜作为历史的凭证。

解决了“主人”是谁的问题，这是具有“提纲挈领，一通百通”的重大意义。下面的许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起因当然是“安史之乱”，“操办者”必然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且可自由出入皇宫，甚至能够“平明骑马入宫门”，那就只能是“贵盛无比”的虢国夫人和杨国忠了。杨手握四十余职大权同时又是皇家库藏和“金银作坊院”的主管，与皇帝又都是“儿女亲家”，而很大的可能是玄宗事先并不知情，一切皆由虢国和国忠秘密操办。下面的办事官员也清楚玄宗和虢国夫人的“关系”，当然照办不误，只是手续细致、周全，一一登记清楚即可。

（四）虢国夫人或是“藏宝”的“总策划”

天宝十五载（756年）夏的形势是安禄山的叛军已占领了洛阳，哥舒翰屯兵二十万扼守潼关，安禄山历时半年，久攻不下，加之后路被断，正考虑“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而郭子仪、李光弼建议的派兵攻打安禄山老巢范阳，则叛军必然军心崩溃。这是比“围魏救赵”还要高明的“釜底抽薪”之策，禄山授首，指日可待。

但下面的事情却非常奇怪。

由于安禄山以“讨国忠及诸姨”为旗号，人们一致认为是“国忠召祸”，故“天下莫不切齿”。虢国、国忠处于“人人共诛之”的强大压力之下。有人劝哥舒翰杀掉杨国忠，“翰心许之，未发。有客泄其谋于国忠。国忠大惧”（ 《旧唐书·哥舒翰传》）。而想杀杨国忠的还大有人在，如太子李亨，禁军大将陈玄礼，飞龙将军李辅国等等。而且，高力士也对杨国忠颇有恶感，当这些“密报”不断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时，其“心惊胆战”之状可想而知。

杨国忠匆匆在宫内组织了三千“监牧兵”，“日夜训练，以剑南军将李福德等领之”。因为有众多心腹将领，所以这几乎就是杨国忠的一支 “私人卫队”。但仍不放心，又让亲信杜乾运领兵一万多驻于京师之东，“名为御贼，实备翰也”。这样做让哥舒翰很不舒服，颇有“腹背受敌”之虞。为防被“背后捅刀”，哥舒翰找了个借口杀了杜乾运，这让杨国忠惊恐万状，“国忠语其子暄曰：'吾死无日矣’”。经过和虢国夫人一番密谋之后，他们想出了一个最恶毒的、“不顾天下成败”的“如意小算盘”：即“走为上”。要带着皇帝一起逃跑，这就需要“理由”。具体步骤可能是先买通“术士”，让其进言：“贼殊无备”。杨再诬言哥舒翰贻误“大好”战机，恐对皇帝不利。“而国忠计迫，谬说帝趣翰出潼关复陕、洛。”“屡奏使出兵”。再由虢国软磨硬逼。尽管名将郭子仪、李光弼、哥舒翰等都坚决反对，并警告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殆矣”！但皇帝还是被虢国、国忠“眩惑”，按照这种最愚蠢的，“自杀式”的“方案”照办了。以现代心理学分析，老年人因为“自主思维”能力减弱，很容易被身边的人“忽悠”。同时利用了玄宗不懂军事战略又急于求胜的虚荣浮躁心理，“帝入国忠之言，使使者趣战，项背相望也”。再一次证明皇帝已完全被虢国等所摆布和控制。

只要一出潼关就必败无疑，这就有了逃跑的“理由”。蜀地是他们的“老巢”和故乡，杨国忠又是“军区司令”，也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就可以“解除”他们目前所面临的“杀机四伏”的“险境”。这就是史称的“幸蜀之计”。

杨国忠一改由开始的反对“出战”，到现在力主“出战”，其目的就是要“借刀杀人”。前面即有封常清、高仙芝二员大将因战败而被杀之先例。同时又有了逃跑的“理由”，如果胜利，更是他们的功劳，可谓“一箭双雕”。

准备工作要绝对秘密地地进行。首要的当然是皇帝财宝的处理，为保密和稳定人心计，必须找借口悄悄转移出宫外。皇帝的“私库”是重点，管理的官员也最认真，所以要一件件清点、称重、书写、登记，“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到管理官员的仔细、认真与从容。有的因为字写得比较大，造成后面的内容写不下了，而把前面已经写好的内容再补写了一遍。（图二十六 ——1。 素面“大粒光明砂”银盒盖子内——2.外的书写文字 ）说明京城因有潼关为锁钥，总的气氛是平静的、安全的。

我们再把镜头切换至潼关：“监军李大宜······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蒲饮酒，不恤军务”。（高适《陈潼关败亡形势疏》）“樗蒲”是一种赌博游戏，“不恤军务”就是不用担心军务。因为有潼关天险，所以气氛简直可以用“高枕无忧”来形容。

转移财宝最合适的“首站”当然是离皇宫较近的虢国夫人宅。另一部分财宝则来自皇宫的“金银作坊院”。这是“藏宝”的二大来源。应该都只是一部分，一些太大、太重的，或不便秘密带出宫外的，统统放弃。天宝十三载二月，杨国忠已升任为“司空”，即“工业部长”。皇宫的“金银作坊院”即归其管辖。所以“手续”没有“皇帝的私库”那样严格。其中有很多金银器和玉带还是“半成品”，几件“砝码银板”更是“作坊院”的典型用品。大量的银铤银饼，应该是早就调拨到“金银作坊院”的“原材料”，所以提取的地方是“作坊院”而非国库。这样做涉及的“面”最小，也是秘密进行的要求。说明他们对“逃跑”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在虢国夫人的家里可以认真、仔细地包装、叠放。特别贵重的，再用纸包裹，纸上写有文字，以至包装纸上书写的文字都印到了器物上。器物以大套小，放置有条不紊。最仔细的是在一个“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里，“其内有水，几团金箔漂于水上，12条小金龙井然有序地站立在上面，红、绿、兰宝石也全部在水中”。（见《花舞大唐春》） 估计是可能认为这些东西的存放不应该离开水的缘故。古人认为“龙”好像就生活在水里，但有时又会在云雾中张牙舞爪，如果完全沉入水底有可能会“闷死”，所以让“金龙”站立在水面上。营造了一个绝佳的“生态小环境”。用心可谓细致、周密，这是所谓的“泾原兵变”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同时也说明“玄宗小金龙”的重要性和虢国夫人超乎寻常的认真对待，显然有“情感”的因素倾注其中。处理妥贴以后，但不能埋在虢国夫人家里，人多眼杂，这里只是“第一现场”。

埋藏的地方是“第二现场”，这是一处僻静的“空宅深院”，隔壁人家可能也早被发配岭南了。类似的“空宅”在杨国忠手里有很多，近期的就有李林甫宅、杨慎矜宅、王鉷宅、安禄山宅等等，这些都是“非死即流”的政治斗争的“遗产”。

“空宅”里面长二米半，宽一米半，深一米半的“大坑”恐非一人之力可为，而应该是杨国忠和儿子杨暄事先挖好的。某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辆车悄悄离开了虢国夫人的“翠鸳堂”。车上是二个沉重的高65公分，腹径60公分的大甕和一个高36公分，腹径26公分的大银罐。总重达五、六百斤。到达现场后，虢国可能觉得坑还不够深，于是又将一头挖深了半米。杨暄悄悄凑到父亲耳边：“爹，六月天亮得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二甕不埋在一个平面上，是一深一浅。（图二十七 “何家村藏宝”的测绘图《文物》1972.第1期 ）

“藏宝”中有墨书器物69件，（主要是玄宗的物品）与发现后的核对丝毫不差，也体现了杨国忠“拘算精密”的办事风格。那些来自“作坊院”的银碟外壁也有“墨书”，但并非书写，而是包装纸上的墨书“印”上去的，说明数量、重量都有记录，（应该还另有供核对的“总账本”）器物在埋藏之前被仔细包装过，并以大套小仔细摆放。所以齐东方先生说的“慌乱之中埋藏”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为什么硬要说成“慌乱”呢？因为只需“井然有序”四个字，就能使“泾原兵变埋藏”一说“不攻自破”。

整个“藏宝行动”周密有序，有条不紊，保密极为严格。原因就是因为“杀机四伏”的环境和珍宝的重要性，需要严密掩盖他们的阴谋。为了“逃蜀”有借口而不惜毁掉潼关之“长城”，正是为一己之私而“不顾天下成败”的罪魁祸首。

“潼关之败”一如所料，“是日，翰麾下来告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德福等将监牧兵赴潼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这个“是日”应该是六月初九。这么重要的事情，皇帝竟然没有接见哥舒翰的部下！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虢国和杨国忠事先设计好的。派心腹李福德等将领带着“监牧兵”去控制、接管潼关。实际上是对皇帝封锁消息，如果让皇帝和哥舒翰的部下一碰头，杨国忠的阴谋就会彻底败露，“逃跑计划”也可能生变。只要不见“平安火”，皇帝一害怕，下面的“戏码”即可推出。因为按照唐人姚汝能写的《安禄山事迹》上明确记载的是“十四日辛卯，潼关失守”。十三日，皇帝都跑了，潼关对杨国忠来说已没有必要，故潼关应该是被杨国忠的“逃跑主义”主动放弃的。同时代的李白诗亦可旁证：“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时间在皇帝出逃后的十四日才比较合理。《资治通鉴》讲潼关九日失守可能不确。

初十，杨国忠在皇帝面前“第一次”秘密透露了他的“幸蜀之计”。最早皇帝要“亲征”的想法也许是真实的，但被虢国和贵妃以死相阻而作罢，现在除了“逃跑”已无计可施。

十一日杨国忠赤膊上阵，竟私自召集百官“朝会”，把“责任”全部推到皇帝头上，以掩盖自己“屡激安禄山造反”和“屡奏使出兵”的阴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还假惺惺地向大家征求“策略”，而对“幸蜀之计”只字不提。散朝后，国忠又让虢国和韩国夫人入宫“劝上入蜀”，说明皇帝还在犹豫。接下来的表现是皇帝几乎成了虢国和国忠的“傀儡”。即十二日，还让皇帝登临“勤政楼”再次对大臣说谎，下“制书”说要“亲征”，同时假称剑南节度大使颍王李璬将要赴镇，命令剑南道准备所用物资。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掩盖虢国和国忠的“阴谋计划”，造成一切皆由皇帝决定的假象。让皇帝来施放“烟幕弹”，掩护他们逃跑。第二天（十三日）天未明就秘密出发了，很多大臣、皇亲都浑然不知，一些大臣还照样上朝。

所以，我认为杨国忠为了迅速而顺利地实施其“逃跑计划”，从六月初九到十一日，至少三天皇帝未能在大臣前“露面”，说明皇帝已经被“保护性隔开”。杨国忠在宫内的“私人卫队”和由他提拔的大小官吏使他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从六月初一哥舒翰杀杨国忠亲信杜乾运，到六月十三日出逃，期间有十多天时间。完成“藏宝”绰绰有余。所谓突发的“泾原兵变”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齐东方先生说这些珍宝“所占的体积和重量都不大”，并多次说到刘震“随身携带”。这五、六百斤东西怎么“随身携带”？如果不是神话中的“齐天大圣”显然是无法做到的。齐东方先生在总结自己的“结论”时说：“这一连串的巧合不应该是偶然现象”。这“巧合”竟然成了“一连串”？！看闲书的人有句俗话叫“无巧不成书”，历史也可能有“巧合”，但如果成了“一连串的巧合”，那就应该怀疑是否“主观”的成分太多了。我们不应该用 “一连串的巧合”去“拼凑”一个“臆造”的“历史场景”。因为这样做的“要害”，就是无法“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任何“大胆推测”都必须回答三个“必答题”，那就是“东西是谁的？”“埋藏准备时间有没有？”和“后来为何没有取？”因为这一“工程”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如果说是李守礼后人，他有六十多个子女；高官刘震的妻妾、子女应该也不会少，为何被“全体”使了“定身法”？或者是“集体记忆”被全部“删除”？所以郭沫若先生无法回答第一、第三题，而齐东方先生则三个“必答题”全部无法回答。

本人推测直接参与“藏宝”的只有虢国、国忠和太常卿杨暄三个人，与这里原来是“谁住的”没有关系。只知道这里应该是一处比较僻静的人去楼空的高门深院，离虢国夫人的“宣阳坊”也不远。（图二十八 唐 长安地图 ）但三位“当事人”在“马嵬驿事变”中突然全部被杀死，包括可能会知道一点大概的杨国忠的妻女及另外三个儿子（昢、晓、晞）亦全部被杀。致使这一“秘密”能保持一千二百一十四年之久。

（五）最后的惊险

一年多以后，唐军收复了长安······

在长满荒草、白雪皑皑、野狐出没的“藏宝地”突然出现了一拨拿着铁锹到处乱挖的人，这是至德二年（757年）岁末严冬在破败不堪的长安城兴化坊曾经出现过的“惊险一幕”······

原来在1970年挖出“藏宝”以后，专家在周围10—30米的范围内继续钻探，结果“在地下曾经发现不少活土坑，一般深至2米以下，其中瓦片砖块很多······其中并有唐时莲花瓦当和残花砖等”。又说“窖藏地表实际上已经遭受破坏，即早被削低”。 根据这些信息，本人推测在唐玄宗回到长安以后，可能进行过一次“寻宝行动”。因为玄宗可能从虢国夫人口中知道埋在兴化坊某处。派去的人刨开坚硬的冻土“散点式”地挖了几个大坑，没有找到。再“地毯式”地把整个地面都挖掉一层，还是没有找到！于是那些汗流浃背的“办事人员”就有点怀疑七十三岁的“太上皇”是否有点“老年健忘症”了。回去后添油加醋地汇报了一番，又说如何卖力地“挖地三尺”甚至把整个“地面”都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因为唐玄宗也没有直接参与“藏宝”，也就有点怀疑是否走漏了消息让别人偷走啦？或者是让安禄山给挖走啦？因叛军在长安呆了一年又三个月，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加之玄宗近几年受各种打击太大，杨贵妃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痛。玄宗以前最“热衷”的就是“赏赐的快乐”。“金钱会”自不必说，有次一高兴，曾把一整年各地送来的“贡物”统统“赏赐”给了李林甫。现在自己被“靠边站”，这些“财宝”对他而言，更多的只是对“美好时光”的怀念而已。数声叹息之后，玄宗无力地摆摆手，“寻宝行动”终于放弃。

“危机”擦身而过，真是惊出一身冷汗！这里可能是唯一的一次要“感谢”杨国忠和他儿子的地方。杨暄虽然“明经”考试“不及格”，但体力活很在行。杨国忠也身材魁梧，加之时间也比较充裕，所以坑也挖得比较深，也许再差三、五公分就有暴露的可能。后来，又躲过了历代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坟墓，否则，这些无价之宝绝大部分可能都将化为乌有。

虢国夫人作为这次“藏宝行动”的“总策划”，当然也不得不承认其“功不可没”。本来我认为虢国夫人是一无是处，罪大恶极，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一点“小功”的，这“小功”占多少比例？是十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一？一时我也说不太清楚，总之，使我们在观看《虢国夫人游春图》时，更多了一份复杂的思考、情感与联想。一种历史的穿越感，原来虢国夫人不但能“杀人”，其心之细亦可“绣花”，这是否也是玄宗喜欢她的原因之一呢？我们不得而知。而这些出土于何家村的“藏宝”很多都是经唐玄宗、杨贵妃和虢国夫人等使用或亲手摆弄过的东西啊，古人称之为“手泽”“口泽”，他们的“形象”和“生活场景”似乎就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我们看到“金梳背”、“玉臂环”的时候，当然被它的精致工艺所震慑，而如果知道它们可能是杨贵妃所用，那种惊奇和兴奋简直无法形容。这样，本来“天各一方”的两件“国宝”，竟然“机缘巧合”地联系在了一起,这让笔者开始也感到“大吃一惊”!但后来一想，原来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只是溥仪将《虢国夫人游春图》带到了长春的伪皇宫。这一别竟然是一千多年！这一“发现”必将大大延伸两件“国宝”的深刻内涵和扩展效应。对“何家村藏宝”的深入研究将有极大的提示性意义，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研究。

最后，有趣的是“何家村藏宝”中有一只“鎏金鸿雁纹银匜”，其中一对鸿雁纹样居然和《虢图》中一对鸂鶒纹样极为相像。虢国夫人的外国婢女“五花马”鞍鞯上的飞翔鸳鸯纹在“何家村藏宝”中也有，其他如《虢图》中肩披帔帛的贵妇人，“女穿男装”的婢女在“何家村藏宝”中也都“赫然在目”。 “藏宝”中的“金梳背”在张萱的另一名画《捣练图》以及唐·《宫乐图》中也能找到。其中一只“狩猎纹高足银杯”（图二十九 ——1. 高足银杯——2.“狩猎纹”展开“线描图 ” ）上的狩猎者的装束以及马的“金银闹妆鞍”等都与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中的《狩猎图》中的装束几乎一样，与《虢图》中马的装束也一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何家村藏宝”与张萱、唐玄宗、虢国夫人和章怀太子墓是同一时期。

或者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人在这一千多件“何家村藏宝”中找出“一件”确定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东西，即可把本人的“结论”全部推翻。

“何家村藏宝”“主人”的确定，其意义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文物，因为这不但涉及到一千多件文物的“身份归属”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对这批“藏宝”的研究与解读。如果“主人”搞错了，那一切的所谓“研究和解读”都将是“南辕北辙”的“无稽之谈”。

关于“藏宝”的名称问题，最早一直是称为“何家村窖藏”的。后有专家将其改称为“何家村遗宝”。我认为称“遗宝”并不很合适，因为“遗”的解释主要是“遗失、遗留、遗弃、遗忘”等等，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这一“事件”的真实本质。所以，我将其称为“何家村藏宝”，因为“遗”字表达的“人为”因素极少，而“藏”字则强调了人的“主观行为”，可以更好地反映这一事件的“实质”。

最后希望以此“唐玄宗说”来求教于诸公之高论，尽快为“何家村藏宝”找到真正的主人。

（此内容最初发表于2017年本人拙著《<虢国夫人游春图>考辩——兼谈“何家村藏宝”》一书，也曾发表于国家级学术期刊《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第9期）

作者： 姜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