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三星堆遗址连开N个“盲盒”，甚至于把整个考古圈都带火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发掘至器物层，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而很多人都被三星堆人彪悍的造型能力震惊了，这特么是三五千年前人的造型能力吗？还有更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说这些雕像人物的面部特征根本不像华夏民族，更像西亚人、埃及人、欧洲人、甚至是印度人。并且三星堆的文化至少在4800年前就出现了，在相同年代，中原地区没有这么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那么反向证明三星堆文化要比中原的先进，甚至可能整个中原文化都是从三星堆而来。结合起来就是，三星堆文明更先进，而且来自于国外，而这就说明华夏文明来源于国外，这些文章的标题一般都是诸如“彻底颠覆了中华文明起源黄河文化的史学观”这些等等。那么这不禁让很多人产生种种疑惑，事实是真的如此吗？这神秘的遗迹到底是外星人所造，还是从西方发展而来的文明？三星堆到底是不是华夏文明的正源呢？在最新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第三季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过：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三星堆文化绝对不是外星文明。做了这么多年研究，我们觉得三星堆文化的出现不意外，它只是一些出土的器物比较另类，比较颠覆大家的认知，但是它绝对是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一分子，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非常有力的代表。”
雷雨表示，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而铜牌饰、玉戈、玉琮、封口盉、高柄豆等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性文明的交流。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也说：
“此次发现的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
不仅如此，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也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所以，三星堆遗址不是外星文明，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之前出土的很多三星堆文物，也验证了不少神话传说。比如青铜神树，《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里的“扶木”就是扶桑神木，传说中连接人神冥三界的神树，上有三足金乌。而青铜神树三层九枝，枝头上分别站着9只鸟，这里的鸟代指太阳，完全符合《山海经》中太阳在扶桑神木上栖息的情况。而青铜大立人的原型也很大可能是蚕丛王，这位王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蚕神，也是古蜀国第一个称王的人，《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者曰鱼凫。”只不过三星堆被发掘前，大家总觉得史书中蚕丛王头发梳“椎髻”以及“纵目”属于虚构夸张。青铜大立人身上的纹饰，也都是古籍中有史可考的龙纹鸟纹、虫纹和目纹。而作为在四川出土的文物，三星堆背后真正的意义，是刷新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代四川被认为是一个闭塞、边远、落后的蛮荒之野。西汉史学家扬雄在描述古蜀国时，写下了“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就连李白也慨叹古蜀国“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直到三星堆的发现，可谓是“沉睡几千年，一醒惊天下”。通过对这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研究分析，文物考古工作者终于能够确认，早在4000多年以前，在四川就已经有一个高度发达的蜀文化存在，其文化内涵“既不同于以鼎、鬲、鬻等三足炊具为特征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以彩陶文化为主的西北文化。蜀文化的先民们在这片沃土上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至迟在商代已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并进入阶级社会，这有力地驳斥了古代四川“蛮夷说”。不仅如此，考古学家还发现，三星堆不仅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联系紧密，更与古代亚洲众多国家有着文明的交流与往来。比如金杖、权杖头、金面具、牙璋、玉璧、玉瑗、陶豆、海贝等遗物，在亚洲各地都能找到相似的身影，可见其交流开放程度之深。在我们的印象中，青铜器是四四方方的容器，类似于后母戊大方鼎那样。但三星堆出土之后，才发觉青铜器原来能有这么多种可能，完完全全不是历史教科书看到的那几种，也完完全全不是中原的那种青铜器style。其中，不仅是有青铜面具和镀金青铜面具、挂饰、以及那棵三米高的神树，更是颠覆了我们对青铜冶炼技术的认知。那三星堆人是何时掌握的如此独特的青铜冶炼技术的呢？三星堆文化遗址是跨度时间较长的一个重叠性遗址区，起源于公元前2800年，终结于公元前800年。遗址共分四期，第一期和第二期，即从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是比中原任何一种新石器文化类型都要落后的新石器文化，发现了粗糙的陶器和石器。第三期大致是从商代早期至武丁时期，是突然出现的青铜文明，古城和两个大型祭祀坑为主要遗迹。第四期是从商代晚期至公元前800年，这一时期是废墟期，城市和人口突然消失。而在祭祀坑之外，三星堆也没有发现更早的青铜冶炼遗迹，在墓葬和大型建筑物的基址中也没有发现使用青铜器的习惯。这可以看出，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很可能不是独立起源，而是突然出现的。那么突然间出现的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是否更加精湛呢？学者已经指出，三星堆青铜器在铸造时使用的技术也是当时常见的泥范套铸技术，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极不讲究——一些应当打磨的毛刺未进行打磨，扉棱也没有经过特殊处理，这同样表明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不高明。不仅如此，三星堆祭祀坑除了出土大量本地特有的青铜器外，还出土了一批和同时期中原、南方地区一致的外来青铜器，包括尊、罍、瓿等。这类青铜器，其实在殷墟也同样发现过，但是主要集中区域是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虽然看起来和殷墟青铜器类似，但是他们保留了更多原始的风貌，更像是早商二里岗青铜器。我们知道，早商二里岗期，南方地区是有商王朝的据点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此类“南方青铜器”就与盘龙城时代的器物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而到了晚商时期，江西清江的吴城文化也发展出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与三星堆极为相似。同时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青铜冶炼作坊，是目前“南方青铜器”最可能的来源。不仅如此，三星堆还出土了明显受到良渚文化影响的器物，比如玉琮之类的玉器。同时，二里头文化或者说中原文化的玉器，在三星堆里也能找到相似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还表示，三星堆本地的青铜器有很明确地借鉴中原文化元素的地方。“比如把云雷纹放大，作为三星堆的一种符号。”而云雷纹正是中原商文化代表性纹饰。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也表示，殷墟遗址出土的铜尊、铜罍、玉戈等一系列器物都能在三星堆遗址找到形制相似的器物，这可以体现其和商文化的关联。冉宏林还指出，从出土文物来看，同处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关联更加密切。“无论是两地出土的铜器、玉器、金器，还是两个遗存的位置选择，房屋、墓葬的方向，都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延续性，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同属于古蜀文明，是同一支人群所创造的两个不同时期的中心遗址。”所以三星堆尽管文化面貌比较复杂，但绝非一个完全独立出现的青铜文明，而是一个和中原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的青铜文明进行过密切交流的青铜文明。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出品”，和国外文化都没有关系。还有不少人说，三星堆文明的复杂和先进程度已经超过了殷墟文明，并且可以代表东亚文明的最高水平。要知道，殷墟是商朝中后期的都城，也是商朝最鼎盛时期的代表。这里不但发掘出洹北商城，辛店铸铜等都城遗址，还有大量的精美器物，包括青铜器，玉器，金器等各种器物，这些东西都大大的丰富了我们对商代的了解。从手工业来说，其仅工艺品门类齐全，而且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出土了大量使用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的商代马车，其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更让人没想到的，还出土了陶制的下水道水管，可见其文明之发达。而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也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同时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可以说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基点作用。而对比三星堆的出名，主要是因为有着与中原不太相同的风格，而令人产生众多的遐想而闻名。从出土文物来讲，其总体的数量和质量来说比殷墟还是有着差距的，更不要说三星堆尚没有文字发现。而之所以人们将三星堆的青铜文明产生比殷墟“更为先进”的误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把年代弄混了。三星堆共分为四期，跨度时间很长，最早的一期可以到约4800年前，但是一二期只是新石器文化，只有陶器出土，并没有青铜器，只是从三期开始，才逐渐有青铜器发现。而那些有名的青铜器基本都是第四期出土的，对应年代是与商代晚期一样的。同一时期黄河流域已经有重达800多公斤的后母戊鼎了，还有同时代商朝的饕餮纹。而三星堆早期遗存在我国考古界是有细致的记录的，是下面这样：
早期遗存出土的陶器主要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灰陶中以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内黑外褐或内褐外黑的黑衣陶。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的橙黄陶，器形多为平底器和圈足器，主要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敞口镂孔圈足豆等。早期三星堆人主要依靠双手制作陶器，但也出现了一定比例的轮制陶器。陶器上一般都有装饰性花纹，如绳纹、篮纹、重叠绳纹、网格纹、米粒纹、缕孔、细弦纹、齿纹等。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殷商时期的商朝已经是中原的大王朝，而三星堆只是周边的一个比较出众的城邦，在此之上受到华夏文化和长江中游文化深刻影响的青铜文明。这里虽然可称中国大地上灿烂的星斗之一，但较之中原也只能说是各有长短。1894年，一位法国学者拉克伯里曾出过一本书叫《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这本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很快传到日本后，很多日本人类学家、历史学家都赞同并宣扬这个观点，慢慢在全世界流行开来。再加之当时中国在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一败再败，民族自信心跌到谷底，所以不少国内人也渐渐接受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汉字字母化，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的全方位自我否定，开始主张“全盘西化”。直到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大批青铜器，造型怪异，有学者拿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公园3000年的青铜器头像来对比，又以此作为“西来说”的又一大证据。而正当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即将被击垮时，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及时打破了这种说法。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一起，对仰韶村正式发掘。发现了距今五千多年的仰韶遗迹。几年后，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反驳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就在此种背景之下，甲骨文字又被发现，继而殷墟遗址被发现，殷墟考古活动展开。从中发现的中国古代先进、完备的国家组织系统、文化系统、信仰系统、医疗系统、天文观测系统以及先进、精美的青铜制造工艺，给处于强烈的充斥着对自己民族、国家的自我否定中的国家文化精英人士吃了一剂强心针。同年，考古学家又在山东历城县龙山城子崖发现了距今四千年的龙山文化。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证明了东亚很早就有人类生活了。后来的发现越来越多，在中国境内又发现了如一百万年前的勋县人，五六十万年前的元谋人，五十万年前的蓝田人，二十万年前的大荔人等等。
去年“河洛古国”的发现，再次印证了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主根脉五千多年不断的民族，并在五千年前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
而三星堆的持续挖掘，更是以其多型奇特、大气恢弘的文物，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一系列的发现，不仅构建起了东亚人类的历史脉络，也让全世界知道几千多年前的中国制造就已经这么牛逼了。
而作为子孙后代的我们，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更加自信，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张嘴闭嘴就把悠久的华夏文明给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