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行车的变迁，光绪的长辫子曾卷进车轱辘
日前，北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道——回龙观至上地自行车专用路开通，引起了市民们的一致点赞，这种绿色出行方式不仅安全、高效，有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还能潜移默化地促进更多的人通过骑行锻炼身体，有益健康……看到这条新闻，我突然想写写自行车，写写自行车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写写这些年来与自行车有关的那些变迁。
一 、光绪帝长辫子卷进车轱辘
自行车进入中国，是上个世纪初的事情，起先在上海流行，逐渐引入北京、天津等城市。对于这种“不用电线、不需铁轨、无人挽之、无牛马牵之”的交通工具，国人——尤其是青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人们管它叫“脚踏车”，后来又取名“风火轮”，邓云乡先生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回忆“每天按时间脚踩两只'风火轮’驰骋着去上学，在那小胡同中，像鱼似的，游来游去，一溜烟，过去了”。大概也正因为用户群多是青年，因此骑车的姿势也没规没矩，有一首竹枝词云：“臀高肩耸目无斜，大似鞠躬敬有加。噶叭一声人急避，后边来了自行车。”说得正是骑车人拱其臀、耸其肩、鞠其躬，两目直前，无暇旁顾的姿态。不过京城柏油路少，多半是黄土铺路，本来就坑坑洼洼，一遇上下雨更是半街黄泥，这种路况对相对窄小的自行车轮而言简直就是灾难性的，即便是没雨的晴天，骑行也“只能在东城区交道口以南、前门珠市口以北转悠，以王府井、灯市口、南池子一带为中心”。
当然也有敢在北京城里放开了骑的，那就是末代皇帝溥仪。1922年溥仪大婚时，他的堂弟溥佳送给他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为此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大为光火，唯恐万乘之尊在学车的时候摔坏了，好在溥仪有几分天赋，没有摔伤就学会了。1923年紫禁城烧过一把大火，把建福宫及其附近的静怡轩、延春阁、积翠亭、凝辉楼等烧得只剩下一片瓦砾，清理完毕后，溥仪索性在这里开辟了一个运动场，每天在这里打网球和练习自行车。后来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直到晚年重游故宫时，他还饶有兴趣地指着没有门槛的宫门说：“这是我的成绩。”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最早学骑自行车的皇帝并非溥仪，而是光绪。I.T.赫德兰在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里说，有个太监看到了他的妻子放在游廊上的自行车，感到十分好奇，经过一番介绍后，这个太监似懂非懂地将此信息报告给了光绪，光绪立刻想学骑，可惜第一次上车，“他的长辫子卷进自行车的后轱辘里，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从此不再学骑自行车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上最有名气的自行车牌子有三个：永久、飞鸽和凤凰。永久结实，凤凰轻盈，飞鸽耐用，其实这三个牌子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民国甚至更早：比如凤凰自行车源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第一家自行车车行“同昌车行”；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40年在上海开业的昌和制作所；飞鸽牌自行车的前身是二战后华北地区生产的第一种国家级厂牌的自行车——“中字牌”。不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是买不到有商标的国货自行车的。邓云乡先生回忆：“那时北京最大的车行是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的竣记车行，路南，没有楼，三间门脸，里面摆的都是外国牌子的自行车，什么蓝牌、飞利浦、三枪、凤头等等，这些外国自行车的价钱都很贵，一般穷学生是买不起的。”相较之下，日本出于经济侵略的需要，往中国倾销了大量价格便宜的自行车，但“质量低劣，实在是用不到两个月即不堪用”，以至于得名“礼拜车”，意思是使用寿命只有一个礼拜，反倒是国产的“攒车”——即用英、日零件加上若干国产零件“攒”出来的整车，物美价廉，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
二、 老首都电影院前的车流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都得到迅速发展，自行车产业也不例外。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对老款自行车情有独钟，这不仅仅是情怀，也有务实的一面。不错，老款自行车因为材料的原因，确实笨重一些，但真的是经久耐用，就说我家那第一辆自行车——“永久”牌二八自行车，使用了十多年都没有出过大毛病，搬家后搁在楼道里多年不骑，落的尘土有半寸厚，需要的时候擦一擦，打上气，照骑不误。
我对自行车的最初记忆，就是童年时坐在那辆骨架宽大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的大梁上，由老爸带着我，穿过街巷回家，一年腊月，天气晴朗，没有风，也并不寒冷，两旁平房低矮的窗户里传出《春节序曲》第二乐章那悠扬、舒缓、幸福的曲调，还有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市民逢年过节最喜欢炸带鱼的香味儿，在那样的时光里，一切都像被自行车驮着一样，慢慢地向前和成长：头顶的云，脚下的路，还有即将来到的春天。
“三转一响”是八十年代家庭生活的“标配”，指的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那时买自行车光有钱没用，还要有票，还是老爸的一位在门头沟商业局工作的同学帮他搞到的票，才能买到“永久”。这辆自行车相当的结实，质量特别好，而老爸不仅用它送我去幼儿园，接妈妈下班，还让它承担了大量的货运任务。老爸当过兵，打绳结的本领高超，一条绳索几乎能把全部家当绑在后座上驮走，有一次他从西四那边的一个家具店用自行车驮了一个写字台回来，这件事迄今都让我觉得神奇不已。
都说中国是自行车王国，我对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是在老的首都电影院。记忆中，笔直的长安街到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凹凸，特别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我有一次跟妈妈去天源酱园买了腌黄瓜，不知怎么的溜达到那里，看到一片如千军万马般的自行车黑压压地汹涌而来。骑车的人们神情安详，既无碰撞，也无倾倒，就那么在我面前江水一般缓缓地过了去，只在耳朵里留下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铛的合鸣……
大约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家中已经添了一辆金鹿牌的二六自行车，老爸在后面扶着后架，让我在前面蹬，学习骑车。我一向运动神经极不发达，谁知没骑几下就找准了重心，在增光路上飞驰起来，老爸在后面追着我喊，让我慢一点儿，我却得意洋洋地摆动车把，加快踩踏，享受着清风扑面和自由穿梭的快意，眨眼间就拐到了旁边一个小区里，不知怎么的眼前出现一个很深的排水渠，我连忙把车一拐，直直地冲着花圃的围栏撞了过去，只听“砰”的一声，连我带车一起摔倒在水泥地上，疼得我哎哟哎哟一阵叫唤，闻声赶来的老爸一边搀扶我一边叹气：“忘了教你捏闸了……”
后来我还因为骑车摔过那么一两次，但印象最深的一次不是摔了我自己，而是摔了车上的东西。那时北京市给每个市民每个月半斤菜籽油补助，我跟老妈去指定的副食品店买了一斤半（我家三口人），装在两个油瓶子里，放在前车筐往家走，在阜成路北三街那个地方，地上有个大坑，我没留意，车子在坑里“咯噔”一陷，两瓶油飞出车筐，掉在地上，摔了个粉身碎骨，把老妈心疼得不行，望着一地玻璃碴子和两摊油，她脸上欲哭无泪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三 、难忘冬天里的一次补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虽然还远远没到买汽车的地步，但家家都有好几辆自行车，与之相伴而来的有两点：
一是北京盗窃自行车的案件高发，尽管人们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爱车：换了新锁，搬进楼道，社区组织人日夜巡逻，统统没用，还是照丢不误。我家的好几辆自行车就这么丢失了，其中有辆“凤凰”最是奇葩，搬到五层锁在楼道栏杆上，一夜之间还是消失了踪影。
二是那时的街上，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修理自行车的铺位，一辆三轮车上架着个木头柜子，打开柜门，里面跟五金商店似的挂满了各种工具：扳手改锥钳子起子，在这里补胎配锁打气拿龙样样做得，修自行车的师傅坐在一张马扎上等着客人上门，中午时一边听收音机一边靠在树上闭目养神，看上去蛮惬意的。直到有一年冬天，我的自行车胎被扎，找师傅补胎，他把内胎摁在水盆里一寸一寸地查找漏气孔时，我看着好奇，上前帮忙，只把手往水盆里一杵，顿时被针刺一般冻得龇牙咧嘴，才知道盆里的水是何等的冰寒入骨，望着师傅那双被冻出好几道血口子的手，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人生的不易。
其后的大学生活，我也用自行车后座带过几个女同学在学院路上徜徉，但都无疾而终。毕业后，因为家离单位太远，我就不再骑自行车了，而是公交地铁出行。直到数年后京城掀起山地车骑行热，我也买了一辆，跟朋友们一起骑到香山脚下，累得气喘吁吁，才发现多年混迹职场的结果，就是体能下降得太快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的街道渐渐拓宽，小汽车的数量也渐渐超过了自行车，朋友们聚会，谁也不会再炫耀自己家中有几辆自行车，而是说着怎样把奥拓换成了奥迪。而也就在那些年，中国人的慢性病高发趋势直线上升，这与上班久坐、下班开车、缺乏运动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共享单车的兴起，既是改变，更是回归——诘问了十几年“还要啥自行车”，终究还是无法真正地“告别自行车”。
至于我自己，因为从上班族变成了职业“坐家”，过了几年深居简出的日子。直到去年女儿上小学，由于家离学校有些距离，如果步行来往又花时间又费力气，我于是从地下车库里把老婆大人荒废多年的二四女车搬了出来，重新清洗、上油，拾掇了一番，又买了一个带靠背的儿童座椅装在车后架上，从此开始每天的接送生涯。早晨哼着《龙猫》的配乐往学校去，下午穿过梧桐树覆盖在小街上的斑驳树影，甭管刮风下雨，一路上少不了我们父女俩的欢声笑语。这么骑行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因长年伏案写作而懈怠慵懒的身体明显有了力气。
今年一月，小学第一学期期末的最后一天。放学后，我用自行车载着女儿回家，女儿跟我念叨着老师留了寒假作业，说是要记录春节是怎么过的，走着走着，路边的楼里突然传来了《春节序曲》第二乐章的曲调，我一时有些出神，女儿问我在想什么，我想告诉她这首曲子里有我那坐在二八自行车大梁上的童年，最后却只一笑，“叮铃”按了一下车铃铛。（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