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们离文明还有多远

刘锡鸿在使英期间，私下也有很多感叹：以前都说英国人是岛夷，“惟知逞强，无敬让之道”，现在才发现人家“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在《英轺私记》中，他记下了若干趣事：

赴英船上有洋客对刘的仆人无礼，刘倒没太在意，洋船长却很愤怒，在亚丁就要把该洋客赶下船，刘为之求情才罢；使馆开张后，一次有馆员仆役上街购物，被一爱尔兰籍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计较，却有四名英国行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官府，英国法院判了这厮两个月徒刑，还是中国使节致书英国首相，请宽免其罪。而英国报刊也谴责了无礼者，并且很赞扬中国人处理此事的大度。

如此等等，都使刘锡鸿很感慨。他说英国人大多“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所以“我中国与英人交际，能持理，能恤商，斯尽之矣”。而他对英国社会的观感则是：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刘锡鸿还特别对英国的监狱、养老院与学校写下许多感慨。他看到英国监狱“壁净阶明，尘垢俱绝”，待囚犯很人道，饮食“肉食必具”，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调教有方。犯人不仅“莫不体胖色华”，而且学到雕镂、绘画等技巧，出狱后“可以忍性，可以效功，可以耐劳，不复为斗殴盗贼之行”，甚至俨然变成“素娴礼教者”。来自天朝的他，初时还以为这或许只是让外宾参观的“形象工程”，于是违背主人的安排，“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觇之”，结果仍然看到同样的情况，使他不能不感叹“英人狱制之善”。

刘锡鸿考察英国的养老院，同样怀有戒心，为了“得其真”而不受官方安排，微服“私往”，结果看到英国慈善公益发达，“老幼、孤穷、废疾、异方难民，皆建大房院居之，优给其养”，而且非仅伦敦如此，“其他城乡皆然”。养老院环境舒适，“男女异处”、“周遭各有院落，可任游憩”。还有育婴、济贫等院，“每数里即有广厦，为病人调摄之所，亦由国君派太医临视之”。尽管各慈善机构经办者各异，但“其宫室之崇广，衣食之充足，则大致无稍殊”。他不由得感叹，如此“济贫拯难”，确为“仁之一端”。

而英国的学校，也使这位科举出身的清朝官员感慨：“英之育成人才，用心为良苦矣！”他说英国无论贫富，孩子都能上学，有学堂、义塾、小学、大学之分。富贵人家，孩子可以“自延师”上贵族学校，穷人的孩子，也有公费的“义塾”。所学专业，哪怕是工商之事，“教规则礼乐也”，还是注重道德而不只是教人牟利的。在他看来，那里的学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每入其塾，规矩森肃”，俨然是儒家君子。

刘锡鸿甚至发现，英国人也孝亲（尽管并非慑于父权），也敬君（哪怕虚君也受尊敬）。“亚尔该公之子鸾侯，三公主之婿。公夫人特出与中国使者相见，坐谈良久，鸾侯立恃其旁，无倦容，不可谓无母子之礼。”他还观察到，英人平时即便是奏乐诵经，众宴杂耍时，也要先颂祝君主，可见其尊君之诚。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有眼光的看法。自由民主社会承认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维护公民权利，不等于怂恿弑君犯上。恰恰相反，真孝子，何须严苛父权来恐吓？真敬君，何必生杀予夺之主乃尊？如果在“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威吓下才作孝状，能是真孝子吗？如果在杀伐之威下才能尊君，君权一虚就墙倒众人推，所谓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王，这到底是尊君呢，还是尊“枪”畏权呢？

显然，即便从爱亲敬君的“儒家道德”出发，刘锡鸿也对英国刮目相看。他私下甚至对英国“民主”的好处也说得头头是道：观其议会“各出所见，以议时政”，“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故其处事恒力争上游，……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从之”。他也觉得这种“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的制度确有优越性。更有甚者，刘锡鸿对英国民主的一些细节也颇为了解，例如谈到英国“无代表不纳税”体制下税制的合理时，他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连郭嵩焘也称赞他“此论至允”。刘锡鸿私下还说，英国这种民主，其实咱们国家古时也有过，只可惜后来“此选益衰”，“贵官愈多”，“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矣”，而且在他看来，清朝这方面甚至还不如明朝。无怪乎当年编辑出版刘锡鸿日记的钟叔河先生揶揄说，就凭这些话，郭嵩焘如果（像刘告郭那样）告发刘锡鸿“怨谤”，也不愁没有材料的！更有意思的是，刘锡鸿对英国的“政教”私下倾慕不已，对英国的“器物”却不那么恭维，他虽然也惊讶于火车机器轮船的功效，但却认为若引入中国会导致外人得便，国人失业，有百弊而无一利，因而反对引进。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极端保守。这与所谓洋务官僚热衷船坚炮利而鄙视西方人文制度的说法恰恰相反，倒是有点儒教“重义轻利”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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