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背后的历史:水洛城筑城案引发的党争

刘沪修筑水洛城本来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这件事被放大了之后,竟然就引发了北宋庆历年间文官集团之间的党争。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也就能够从这件较小的公案之中,看到北宋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

要想讲好水洛城筑城一案,必须先要讲一讲刘沪修建水洛城的历史背景。

北宋仁宗时期,西夏的李元昊崛起,屡屡开始南下入侵北宋边境,双方三年时间打了三场大仗,分别是三川口之战、好利川之战、定边寨之战。

三川口之战,北宋和李元昊打了平手,但是损失惨重;好利川之战,韩琦贪功冒进,遭伏击全军覆没;定边寨之战再度遭伏击,损兵折将过万人。

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评曰:“一战不如一战”。

虽然这三次战役都以北宋的惨败而告终,但也消耗西夏的军事力量,从此再也没有能力大规模南下。

在定边寨之战中,刘沪作为小小的边将主动出击,击破了当时羌人聚居的水洛地区,羌人最后率全族献城而降。

刘沪为了巩固边境,向上级提出了修筑水洛城的建议,得到了当时的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的支持。

郑戬向朝廷进奏,得到了当时的参知政事范仲淹的批准,于是刘沪就开始了修筑水洛城。

但是刘沪修筑水洛城却遭到了时任陕西安抚使韩琦的强烈反对,他向朝廷陈奏利害。

说西夏兵能够深入我境,就是因为边境据点过于分散,所以不如不修。另外就算修好水洛城也是边境上的孤城,无法确保与内陆强有力的联系,说不好不仅不能为我所用,反而为敌所用。

韩琦还说,修筑水洛城工程过于浩大,过于劳民伤财,另外水洛城修好也起不到连接秦风路(天水)和经原路(平凉)的战略决定性意义。

韩琦认为连接秦风路和经原路最好的选择仍然是仪州(华亭)的天然山间河谷,所以从各方面来说修筑水洛城意义不大。

韩琦的说法得到了众多朝臣的支持,因此朝廷下旨罢官郑戬、由知渭州的尹洙负责水洛城修筑一事。

尹洙给刘沪下令停止修城,但这个时候刘沪早已开工多日,不想半途而废,因此做出抗命的决定。

于是尹洙派狄青率军赶赴水洛城,将刘沪下了大狱。

刘沪被下了大狱之后,此事就被捅上了中央,双方开始激烈讨论,并且文官内部开始了站队。

支持刘沪的以范仲淹为首;反对刘沪的以韩琦为首。

范冲淹这边的是欧阳修、余靖、郑戬等人,而韩琦这边的是尹洙、文彦博、狄青等人。

到了这时,双方已经不在讨论水洛城应不应该修的问题,而从刘沪身上上升到了政治上的讨论。

范仲淹说刘沪是对外战争中的有功之人,不可枉死。

余靖说狄青和刘沪之间是上下级之争。刘沪抗命,不可不罚,但是水洛城已然动工建设,又有利于招降藩部,所以应当在严斥刘沪抗命的同时让他继续修筑水洛城。

欧阳修说尹洙和刘沪之争是文官和武将之争,我朝一直以来重文官而轻武将,但是值此多事之秋不可偏袒文官,而寒心于武将。

这次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尽力调和由此次事件所引发的文官内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不和。

刘沪出狱之后,继续主持修筑水洛城的事宜,终于在庆历四年修好了这座边境小城。

然而他自己在经历了被捕入狱事件之后,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到了庆历七年就与世长辞了。

刘沪去世之后,当地百姓感念其筑城的功劳,哭诉着将其遗体留在了本地安葬,并且给其修建了祠堂。

水洛城的后世百姓也没有忘记刘沪,渐渐将其塑造了成了当地的神灵,千百年来香火不断,到了今天当地纪念刘沪的活动更是发展成了一种民俗。

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沪一个从七品的武官值得!

刘沪修筑水洛城一案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出北宋重文抑武的严重性,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问题。

文官内部不团结,中央大员之间大搞党争,带来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员也跟着开始站队。

不从国家利益出发,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副省长敢反对省长的决定,市长也敢和省长对着干。

到了想干实事的基层干部这里,一旦认真做起事来就会出现刘沪这样的结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另外军人地位过于低下,不仅不能靠军功得到上升的机会,反而处处要受文官的辖制,这样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强吗?

军事上的式微造成了对外战争上的处处失利,然后反过来再进行政治上的改革,但是如此的行政能力,就算有一万个范仲淹、王安石也不可成功,从上而下全是反对全是拆台。

刘沪修好水洛城之后,这里人口渐渐繁盛,吴玠、吴璘正是成长于此,后来北宋灭亡,吴氏兄弟带领着家乡弟子兵严守四川,阻止了金人沿长江上游东进的打算,保南宋朝廷于危难之际。

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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