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县江家庄成为“二鬼战荆轲”故事生发地的时代背景之探索

江家庄成为“二鬼战荆轲”故事生发地的时代背景之探索

山雨没有实地访古，但确信，神头响至堂铺一带迄今为止仍有这样的民间故事在流传：江家庄，是“二鬼战荆轲”故事的生发地……

“二鬼战荆轲”，本是冯梦龙纂辑的“喻世”“明言”（之一）。故事就是故事，作为故事的原型事件，是不是发生在涉县的江家庄一带，这不是一个应该深究和“抬杠”的话题。

山雨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神头（乡）的江家庄这么个不太知名的地方会被一个感人故事“选中”；为什么，人们把故事的生发地放在了这个并不怎么特殊的小小村庄？是什么年代，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带流传起了这么一个凄惨壮烈而又美丽动人的历史传奇“鬼”故事？

该故事脱胎于“羊左之交”的典故，喻指生死之交的朋友情义。首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刘孝标·千绝交论》、李善注引《烈士传》。到了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这一部短篇小说集第七卷纂辑先代“羊左”这一“奇迹”，意在从反面展现当其时的社会百态之“朋友情义”，并期冀助益社会风化之改良。但，山雨宁愿执拗地认为，冯梦龙对故事的演绎，客观上反映着社会思潮的起伏与翻滚，不仅仅是“朋友情义”！！！

涉县，神头是古村（至迟，元代中期即呈大村规模）。作为邻近较小村庄，江家庄成为“羊左之交”滥觞版夲的“二鬼战荆轲”故事生发地，故事和话本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并深入人心，一定是从明代冯梦龙这一小说家言来，即，文本直接源渊是《喻世明言·二鬼战荆轲》，或许在这一地带先有口头文学在？亦未可知。

据查，《喻世明言》刊行于1620—1624年。当其时也，世情怎样？对，明代后后期了！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开始严重地摧动着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之根基。“朋友之义”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又一个热门话题。重利轻义，成了社会生活中新的一种“乱象”和“败象”，为宋明理学家所憎恶所唾弃，为小说家所热中所“讨论”，也为好事者所争相修补——如，树立正能量的羊左“二士忠义祠”（名儒？《喻世明言》就是这样说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提到：早有荆轲墓与庙在此地（或彼地）。

山雨坚持认为，将“羊左之交”的典故演绎成特别生动的“二鬼战荆轲”之小说家言，时间刻意安置在“春秋时”，又说“二鬼”（羊角哀、左柏桃，本是汉初人，前者燕国人，后者“西羌”人）与“强魄”（荆轲，战国末期卫国人）相斗相战，这不能不叫山雨想起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以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鬼鬼相战，就是思想领域的论争和诋毁乃至砥砺共进！！！

从《喻世明言·二鬼战荆轲》原文看，老鬼与新鬼、阴人与阳人，“主人”与从人，坟冢与松相，客人与土人，零零总总，芜芜杂杂，隐喻的终极之义就是，各种思想，各种学说，甚至种种思潮，风起而水起，波诡云谲。最终，羊左“二鬼”即儒家思想占领了上风，成为了主流。

这种结局，隐隐地在回应着汉朝初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思想文化总体局面！同时，也是这种大一统思想文化总体局面“回光和返照”，是一曲缥缈的挽歌和内容苍白虚弱的半篇还算体面的祭词。

有人会问：“强魄”之荆轲代表着哪家哪种思想或思潮？

墨家。兼爱。非攻。

回望一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已经远去的历史背影，再梳理一下秦汉之壮阔风云，大家一定会大彻大悟：难怪故事被前置了数百年！原来，任何思想，的确都是有源渊的，似不可见，却又连绵不绝，真如鬼魂粘人，挥之不去，斗之难胜，甩之不掉，扼之却反弹；任何思想都会彼此激荡，彼涨此消，也都有可能死灰又复燃，东山却再起！

冯梦龙，摹写的绝不仅仅是人的生死之交情！至少在客观上映射着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华思想文化内在的矛盾性斗争性的一面和统一性的又一面！

太行山，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之经之轴心之脊柱也！所谓“太行天下脊”者也！

试看，大一统王朝首辅之地、决定性即改朝换代之重大战事有哪一个（件、场）不是在800里太行山及其方圆五百公里范围之左右？！

与此相关联的是横向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之纬之横向座标轴，即流动性文明因子，总体上哪有不是“东进”或“西上”的？！

所谓泽潞二州之“上党高地”，不过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蕴育、勃动和蜕变的天然枢之纽和一块晴雨表而已。太行浩气，钟毓于此。山西，因此而称“表里山河”，成华夏上古三代朝宗之圣地！！！

荆轲，卫人，漫游榆次，漫游邯郸。卫国为强秦所灭。荆轲遂游走于燕赵大地。幸会高渐离等狭义之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有“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强魄”之标签。

据查，荆轲，属墨家，以神勇抗秦，为后人敬仰和评说。

反观，羊角哀、左柏桃，“名儒”，好“名”而甘为殉“道”士。就其“并粮之义”而言，始终是历代士人崇尚的标高。但山雨无意于夸饰或指摘任何一方；毕竟，是非分明也只有在饶舌强辩的场合有其无所谓的“意义”！

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二鬼”这一称谓本身可能已经隐含着作者的爱憎与褒贬；故事的结局并不一定是作者情绪的直露；恰恰相反，作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两个“儒鬼”最终战胜行侠仗义的荆轲之“强魄”，还特别地写道“又恐拂土人意”，是在欲言又止，有所顾忌也！

什么样的“特定的历史背景”？

明代自正德之后嘉靖帝（1521）开始，直到崇祯帝（1644）灭亡，凡123年，是为“明朝中后期”。此时，君主专制主义空前加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政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起义不断，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在思想领域反封建思想凸显的同时，文学、艺术领域也必然带有反封建的色彩。

思想领域变化，总是要在文学、艺术领域或直白或隐晦地反映；文学、艺术主题的物化形式往往也是总被附会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去，借以传承其精神和要义。

如前所述，“荆轲，卫人，漫游榆次，漫游邯郸。卫国为强秦所灭。荆轲遂游走于燕赵大地。”后，因“荆轲刺秦王”而使得荆轲和荆轲所代表的思想（墨家“兼爱”“非攻”）一度成为“强魄”鼓舞着后世的人们。

嘉靖帝后期，崇信道教、宠信严嵩等人，导致朝政腐败。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壬寅宫变”中几乎死于宫女之手，此后长期不理朝政，迷信方士、浪费民力，最终激起民变。同时，蒙古俺答汗长年寇边，甚至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

放在我们涉县，那些年，从本籍人王科《涉县新作石城记》（和武安《砖城隘口记》）可以看到，“先是北虏频岁入寇。辛丑秋八月……，复由大同入三关，至榆次、交城诸地，杀掠数十万众，四方震惊……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债帅疲卒，闻风潜避。兼之相愚相挟，纪纲不立，功罪未当，私实纷之……缉获虏细，声言欲窥河南临清，包藏祸心，尤为叵测。我皇上……复委官分据林涉等县诸险厄，召集义勇，以防虏骑东奔……”

历史就这么无情地重演重大剧目：东周后期（战国），弱燕重神勇（荆轲）之“强魄”；明代中后期，由盛转衰，时代呼唤像荆轲一样神勇之“强魄”。于是，新作涉县石城又强修边墙的地方官员即倡导为荆轲立庙，这是情理中的事！！！应该说，江家庄成了“二鬼战荆轲”的祭祀和纪念地，就是在此时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水到渠成的。

到了清末民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又成了历史的最强音；刺杀满清王族要员的事件又为“二鬼战荆轲”的传说主题重心加注了现实案例，“二鬼战荆轲”的传说在古吾儿峪的中段江家庄的地理标志性又历史地得到强化；对故事内容，“土人”更加地津津乐道并愿意将主题和精神默默地强化为“强魄颂”积极而主动地去认同和传承。山雨私认，是为涉地地方文化之大幸！！！

（故事线索由冯彦军提供，冯彦军，律师，神头人。）

山雨  彦军  辛丑杏月之末  于古沙阳分所

作者简介：张海旺，河北神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家事团队团队长，研究生学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法律硕士），师从西南政法大学博导、法制史学科带头人张培田教授，曾主办或参与韩志英诉魏县康复医院医疗事故赔偿、吕文贤等犯组织、领导黑社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等有较大影响的民、刑案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办案经验，学术论文主要有《谢方樽人格论》。业余喜爱地方文化研究，精考据，善长联词赋，颇有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