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京剧大腕为什么普遍吸毒？

明星吸毒屡现，公众颇为震惊。但只要翻翻近代史，会发现伶人吸毒（抽鸦片）那是家常便

饭。所以有人说，“一部演员史就是半部鸦片史”。

晚清民国最瞩目的伶人非京剧伶人莫属。京剧原是地方戏曲，漂进京城，经一代代大师的努

力，日趋成熟并繁荣兴盛，成为晚清民国非常时兴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

门类相比，处于绝对优势，出现了“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等名角,且流派纷呈，

有余派、言派、马派、梅派、尚派、荀派、麒派等等。

与此一并时兴的另一件事是吸鸦片。上至仕宦文人，下至引车卖浆者，都有抽大烟的。京剧

伶人抽大烟更是普遍，已成梨园陋习。老一辈的如程长庚、徐小香、张二奎、余三胜、谭鑫培、

汪笑侬等都是老烟枪，晚辈一点的如裘桂仙、谭小培、杨小楼、余叔岩、高庆奎等也是瘾君子，

更晚的如张春彦、马连良、孙毓堃、谭富英、高盛麟、裘盛戎等，各自都有一部吸毒史。

文史作家徐穆云在《梨园外纪》中说，梨园名伶中烟瘾最大者是汪笑侬,每天要抽烟膏二两。

他每天起床前，形同死人，姨太太口含大烟，对着他的脸喷烟若干口，才能“活”过来，稍作蠕

动。然后灌他喝些参汤，再把烧好的烟枪杵进其嘴里，汪闭着眼抽十数口后,才能慢慢睁眼讲话，

穿衣下床。洗漱完之后，又躺下点烟，这叫正式开抽，抽上十来筒，才吃早点。这起床的功夫就

得花一个多小时。各戏园都知道他这毛病，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都要先给他的姨太太一些钱，

唯恐其不愿尽心服侍或催促汪老板早点到后台来。

谭鑫培是个唱念做打俱佳的大师，抽大烟也堪称“大师”，不吃不喝都可以，不让抽鸦片可

不行。当时清廷雷厉风行地禁吸鸦片，王公贵族都不敢顶风而上，谭老板也不敢明着抽了，可是

不抽之后，整个人就散了架似的没精气神，哪里还唱得了戏？

偏偏慈禧太后是个戏迷，《清朝秘史》讲到，端阳佳节，太后高兴，赐宴颐和园，命人召谭

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唱戏，一时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只有谭鑫培未到。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

耆亲自前往谭府探究原因，谭鑫培道出苦衷：“现在明诏禁烟，王爷们都在戒烟,我是有瘾的人，

不吸足乌烟，再不能够唱戏。”善耆回奏太后，太后笑道：“我当是什么？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

事，那又碍什么，叫他尽管入宫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戏唱得好，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

善耆告知谭鑫培，谭老板大喜过望。从此后烟禁虽严，谭鑫培奉旨吸烟，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

为了自己一点偏好，将国法当儿戏，这禁烟注定是失败的。

如果说谭鑫培“奉旨吸烟”是一件显荣的事，那么名伶马连良为了鸦片而“奉旨唱戏”则被

时人视为耻辱。

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

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

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马连良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斡

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

要说当时马连良并不缺钱，就在此前不久，他出手阔绰买下北京南宽街一座带花园的大状元

府，轰动北平。但是，作为一个瘾君子，他还是被伪满洲国开出的烟土吸引了。这“汉奸罪”使

他后半辈子背负了难以洗清的政治污点，也因之吃尽了苦头。

老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桂仙也是个老烟枪，据说长年抽烟让家里的老鼠都染上了烟瘾。有一

次，裘老板带领全家长时间在外地演出，家里顶棚的老鼠因无鸦片烟熏养，纷纷坠地而亡。这固

然不可信，但裘桂仙的儿子裘盛戎有遗传式烟瘾，抽得厉害,未过花甲即因肺病死去,却是真的。

跟谭鑫培学艺的余叔岩同时把抽大烟学会了。据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记录，梅兰芳曾出

演于美、苏、日，得博士学位，著名京剧旦角程砚秋也曾出演于法国。有人问叔岩何不也去外国

出演？叔岩曰：“吾国乃中华大国，而出演皆系男扮女装，未免少失国体。美、法、日、苏吾不

再去，唯印度可商量耳。”人问为何愿去印度，叔岩曰：“印度有大土，我可过瘾也。”原来人

家不去西方是怕没有鸦片可抽。

晚清民国伶人吸毒之事实不胜枚举，跟现在明星吸毒提神解压，寻找灵感的借口一样，伶人

吸毒据说也是为了提神解压。抽大烟确实有刺激提神的作用，只是药力一过，人就瘫软如泥了。

再有，唱戏的最怕嗓子出毛病，尤其害怕在舞台上嗓子出情况，那等于自砸招牌，保护嗓子是京

剧伶人非常重要的事，据说鸦片能止咳止泻，伶人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

不过在笔者看来，伶人吸毒主要还是因为来钱快抽得起。清末民国人们爱听戏，京剧市场火

爆，伶人挣钱相当容易，名伶挣钱速度更是让人望尘莫及。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记载,汪桂芬、

谭鑫培这些名角，“声价绝高”。谭鑫培除了日常在戏班中演出外，常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堂会，

一出戏价钱约50两银子，而当时京官一品大员年俸不过180 两银子，谭老板唱三四出戏就顶一品

大员一年的“工资”，足以羡煞王公大臣。

到了民国仍然如此，据当时《京报》报道：戏班子收入相当高,谭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会，

一个月包银就有1万块。二三流的角色，唱一出也有10块20块,而当时北平政府的一个科员一个月

也不过30块上下，教授、部长月薪350元已经是非常之高了，跟名伶相比，乃小巫见大巫。

而且，抽大烟还是一种身份、身价的象征。伶界有句话叫“不抽大烟，不过一千”，就是说

一个名角儿要是不抽大烟，家里没有烟榻烟具，说明角儿还不够有名，生活品位还不够高，别人

就不会开出超过一千块的价钱。抽大烟俨然成了名角的标配。

伶界新人在前辈烟枪的熏陶之下，有样学样。据说当时师傅教徒弟，经常是在烟床上进行：

“盖烟榻譬之课堂，烟盘犹如黑板，烟签权做教鞭，烟枪可当刀枪靶子或马鞭等使用，又口中念

锣鼓时，烟签击于烟盘上，亦可代表鼓板。”那是派头十足，舒服至极的。譬如余叔岩拜谭鑫培

为师，谭鑫培就是侧身倚靠在烟榻之上，用一只大烟枪给余叔岩指点。如此耳濡目染，徒弟有钱

了不仿效师傅抽大烟，难；有巨大社会示范作用的名伶吞云吐雾，视之为时髦，其他阶层不竞相

效尤，亦难。

一些名伶毒瘾实在太深，新中国成立后也戒不掉，只好网开一面，特许他们吸食，伶人与毒

品的关系就有这么“深厚”，对社会的影响也如此“深厚”，要求他们以身作则，禁吸毒品，也

是正当之理。

本文摘自《文史博览》2014年第11期，作者：廖保平，原标题：晚清民国：一部明星史半部

吸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