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国外中国史研究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的丛书“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上新”了。近期，《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相继出版，至此，中文版共出版十三卷。剑桥中国史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翻译引进到中国，影响了一代史学家，被公认为是代表西方中国史研究新水平、新动向的学术著作。四十余年来，积累了大批读者，据了解，每年销售万余套。近年来，时有学者指出，丛书中存在一些视角的局限和资料的不足，这使得阅读剑桥中国史变得有门槛、有讲究。今日，本刊约请两位史学专家评述这两本新书，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剑桥中国史的“读法”。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年 上卷》 裴德生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以下简称《清代前中期史》）乃“剑桥中国史”丛书之第9卷上册，其中译本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组织翻译，于近日问世。与之相衔接的该丛书之第10卷、第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已有中译本，两种直接相关之书的出版，前后间隔达二三十年之久，而此间各方面的变化可谓天壤，与之伴随的这一套丛书，从其初创再到此卷的出版，本身也有很大的变化与扩展。《清代前中期史》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644—1800年，起自顺治元年，迄于嘉庆五年，亦即乾隆去世后嘉庆独立亲政之年。前此出版的《晚清史》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800—1911年，起自嘉庆五年，止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全书从纵横两个向度，对清代前中期史展开翔实论述，全卷约80万言，确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清代前中期史。就本卷内容而言，“导论”后的第一章至第五章，是从纵向角度，以各朝皇帝及其统治为中心，着重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记述了各朝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发展动向，并对各位皇帝的历史功过作出评价。分别按照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序，依次记述了顺治帝继位后面临的内外挑战、对中原及长江下游的征服、多尔衮的执政擅权与党争、顺治的亲政与革新。进而论述康熙的登基、亲政，对清帝国疆域的统一及边疆的巩固，评价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与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都“标志着前工业社会里封建君主所能达到的极点”。在“乾隆朝”中，有论者评价“可能是详细叙述各王朝的五章中最好的一章”。作者不仅评述“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他“集艺术家、诗人、焚书者、好战者、穷人的保护者”于一身，既编纂了浩瀚典籍的《四库全书》，又大肆焚书，滥行文字狱。他在位期间发展农业、提高生产力，养活了全国3亿人口，使清朝的经济达到鼎盛，但又喜怒无常，挥霍浪费，导致晚年面临贫困和腐败的局面。面对这一系列矛盾，作者从心理学、政治学的角度，把乾隆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分析描绘得入木三分。全书的后五章，则从横向以专题研究的方式，着重从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各方面，对1800年之前清代前中期历史中的相关专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既是对前五章的丰富和补充，又不相互重复，显示出编者在立章布局上的匠心。若与三十年前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相比较，本卷的作者与主编在年龄结构上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主编与作者费正清、弗莱彻、魏斐德、孔飞力等，是“二战”后美国从事清史研究的第一代与第二代学者，那么，《清代前中期史》的主编和作者裴德生、史景迁、王业键等则可以说是第二代或介于二、三代之间的学者，而其他多数作者如陆西华、邓尔麟、曾小萍、伍德赛德、艾尔曼、曼素恩、罗威廉等则属第三代学者，其中柯娇燕已是第四代年轻学者了。他们多是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新崛起的一代，新一代学者在对前辈学者的学术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的过程中，在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与研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所转变和更新。正如本卷第七章的作者艾尔曼先生所说：“他们是前辈、是老师，我们很尊敬他们，但是后辈可以也可能超过他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学术研究前进的必然趋势和规律。如果将《清代前中期史》与《晚清史》加以比较对照，还会发现两者已有很大区别，主要是研究模式上体现了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或者说是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的重大转变。费正清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者，毕生致力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史研究，对于组织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研究都有积极影响和重大贡献。但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或循环往复的状态，只有靠西方冲击，才能打破固有的社会秩序而走向现代化道路。他进而认为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和动力，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对冲击的反应。费正清的这些思想逐渐形成了其研究中国历史的模式和理论架构，即著名的“冲击—反应论”。由于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着重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本人又强调经世致用，作为一名美国学者，自然要为美国的现实利益与政策服务，唯其如此，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长期在美国学术界居主流地位，成为美国官方史学的代表，甚至有“美国中国学教父”之称。尽管费正清在主编《剑桥中国史》时，形势已有所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的部分作者已冲破了“冲击—反应”模式，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因，费正清本人的一些观点也有改变，不过其改变也只是局部的，因此《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各章作者及全书的整体架构依然受“冲击—反应论”的束缚。
当“冲击—反应”模式如日中天时，一种新的史学思潮——“中国中心观”却悄然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无不在探索各个国家和民族独特的发展道路，反对“欧洲中心论”亦即“西方中心论”的国际学术思潮猛然兴起。美国国内动荡局面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都促使美国史学界思考，并开始探索史学研究中新的理论框架，逐渐认识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正是“西方中心论”的再版，它不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的研究，看到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变化并非受西方冲击后才产生的，有些学者及其著作已经以动态和变化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即使是孔飞力这样的著名历史学家，也积极主张从中国内部去研究中国历史变迁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动力，反对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基本主张和原则。
至1984年，卫斯理学院的柯文教授总结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中国中心观”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因。这种研究取向并不排斥西方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只是反对将西方的冲击视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原因，进而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尽管柯文本人也承认他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并不完善，但这部著作的问世，却石破天惊，在美国学术界掀起巨大波澜，成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具有转变性的里程碑。它打破了“冲击—反应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美国的史学研究走向多元化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柯文曾列举了“近年美国历史研究之趋势”的几部重要著作，而这些著作的作者曾小萍、罗威廉、艾尔曼等都是本卷书的作者。他们与本卷的其他几位作者如史景迁、马若孟、王业键、柯娇燕、曼素恩等，也都是“中国中心观”的主张者或支持者，这说明“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已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种主要趋势和动向，而这种趋势和动向，也必然会融会反映到本卷之中。由于时代发展和研究模式的转变，《清代前中期史》与《晚清史》在理论框架、学术观点、内容取舍上都有变化和不同。《晚清史》编写时中国学术界尚处于停顿与闭塞状态。外国学者到中国大陆往来交流的也很少，尚不能直接查看有关的档案史料，能阅读到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因而《晚清史》未能充分利用清宫档案和吸收中国内陆学者的研究成果。然而当《清代前中期史》开始编写时，客观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学者的学术环境已有很大改变，史学研究开始有了发展和繁荣。这一卷作者多为美国史学界研究清史的精英，其中多数人都曾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他们已能自由查阅中国的历史档案，直接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交流，阅读他们的著作，吸收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如陆西华在“1644年前的建国历程”一章中，吸收了李洵、薛虹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一卷的有关成果；史景迁撰写的“康熙朝”中，对康熙的总体评价则吸收了刘大年的见解；曾小萍所写的“雍正朝”则较多地吸收了冯尔康关于雍正的研究；伍德赛德的“乾隆朝”则吸收了戴逸对乾隆的研究……这些情况正是中美学者间开展学术交流、相互间增进了解的结果。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丛书总编辑序中写道：“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当他遽归道山之后，这套丛书的另一位总主编崔瑞德又写道：“过去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独有的。所有我们的历史都是人类过去经历的一部分。”两位主编都在说明世界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影响，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和认识中国，也需要更加重视中国的历史。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而从1644年到1911年这一时期的清朝史，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也正是在此一时期与欧美各国有了更多的碰撞和交融。因此研究和编写清代历史，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进程”。当然，清史产生发展的土壤和根基在中国，清史文献资料大多积聚储藏在中国，为中国学者研究清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中国也应涌现具有世界水平的清史著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应该重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清史研究的成果，更多地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以取长补短、容纳百川。尽管我们与西方历史学家的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观察历史的立场与视角也不尽一致，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著述，在观点、方法乃至资料的取舍和运用方面，我们不见得都能认同，但却有值得借鉴之处。即使是我们不能苟同的观点，中国学界也应做到“知己知彼”，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予以应对，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舞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正是我们始终坚持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丛书的价值取向。近年来，中国正举全国清史学界之力，编纂能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大型《清史》，值此之际，《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出版也可谓适逢其时。
（作者：王俊义，系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