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学堂：中国玉器的琢技特点详解！

中国古代玉器的制作绵延发展了几千年，历代的琢玉特点受各种社会因素及制作工具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展示和反映出各种不同的风貌。

新石器时代，由于尚未进入青铜时代，在没有普遍使用金属工具之前，人们的生产技术和手段仍被限制在一个较为低下的层次，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这种客观条件也造成了原始制玉的特殊之处。

总的来说是器形较简，不甚规整，做工朴拙。有些玉器如玉種，虽花纹繁复细密，但仔细观察，可发现其线条仍显粗糙，连接断续，刀痕明显。不少器物的孔洞由于多采用两面对钻的手法，技术却又不很熟练，故相接错位处常留下对接痕迹（既所谓的“台阶痕”），这在玉 上表现最为明显。而在玉斧、玉钺等上则表现为两面均呈内小外大的喇叭孔，形成双喇叭孔，单面钻则为单喇叭孔（喇叭孔是由于钻具不断旋转磨损所致）。

有的穿孔尚有钻具造成的螺旋痕。此外，在切割开料时，也经常会遗留下锯切的痕迹，如弧线痕，在玉璧上反映较多。透雕器物镂空处往往凹凸起伏不平。但这时的抛光技术已经是相当高超了，在近些年出土的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仍然带有很强的玻璃光泽，光可鉴人。

玉兽面纹嵌饰，高 3.2cm，宽4.8cm，厚0.7cm。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此器为传世古玉，表面纹饰较模糊，有较大面积的赭色斑。器近似梯形，凸面，顶端上凸，中线两侧向后折，上下折角的角度不同。嵌饰正面为浅浮雕兽面纹，重点表现兽的环形双眼及阔嘴。兽面两侧饰前肢，短小，带爪足。兽面及兽肢上饰细密的阴线回纹。饰件背面有4组通孔，每组孔由两个斜孔对接而成，孔中可穿绳。

　　据分析，作品原系嵌于柱形器的角部，３件或４件为一组，这样的柱形器可能是玉琮之类的器物。

夏、商、西周由于已经应用青铜材料制成各种工具来琢制玉器，相应地也带来了一次玉器工艺技巧上的大变化和大提高。这时期的玉器，琢工趋于委婉细致，线条较以前流畅。钻孔多采用单面钻，在多孔玉刀、玉斧、玉戚、玉圭和玉璋上常见。镂空雕的技术已较为娴熟，镂空处光洁圆润。同时，在阳纹线条的使用上更有着突出的成就，所谓阳纹，是在剔除花纹 以外的地子上，呈现浮雕效果的图案，比起单纯在器面上阴刻花纹来，难度要大许多。

夏代玉器从二里头文化遗物上窥察，其器形较为完整，厚重宽大，朴素少纹，爱在刀、戚、璋等的两侧琢出扉棱。商前期沿袭了这一风格，后期则独立成自己的个性。

商代玉器品种繁多，艺术表现杰出。器物上的刻纹多采用阴勾双线的手法，极具代表性。无论何种图案往往以此表现，其线条稍嫌拘谨，尚欠流利。此时期的玉器出现了“巧色”玉器。

玉虎形刻刀，商，高5.8cm，宽3.8cm，厚0.4cm。

　　器为白玉质，但已沁为黄褐色。扁薄片状的造型将一只扭头卷尾的玉虎打造得栩栩如生。虎张口，用连续钻孔的工艺制成口中的利齿。椭圆形眼，蘑菇状角。胸前凸起一环形小穿，可供系挂。尾一侧琢出一小尖刀，刀刃部两面磨薄，使之兼具一定的实用功能。这件玉刻刀虽然外形似虎，但由于头上有蘑菇状角，所以也有人认为是龙与虎的结合体。

　　商代小型玉质刻刀多见，均是在尾部雕琢出刀刃，而刀柄则是各类动物的造型，有兽形、龙形、鱼形、蝉形、虎形等，大多有穿孔可系挂，使之成为可佩可用、美观实用的玉饰品。

西周初期的玉器多来自商代的玉匠所制，故其做工多与商代接近。中晚期才慢慢形成自有的风格。其代表性的是在商代阴勾双线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一条线进行斜磨，使之成为斜切线，并在所有纹饰上都加以反映出来，勾成显著特色，且线条的婉转流畅较商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玉龙凤纹柄形器，西周，长17.1cm，宽3.7cm，厚0.7cm。

　　器青玉质地，绿色，半透明，局部有少量的土沁斑，器体为长片状。两面雕刻，纹饰相同。上部由两凤纹对称构图，尾下垂，回卷成勾状，在相对的两喙及身尾之间镂空大小两个桃型孔，一上一下，可穿系。中部是一昂首挺立的高冠长尾凤，圆眼，尖勾喙，单足利爪踏在下部一夔龙头顶之上，夔龙身曲屈，臣字眼，眼角线拉长且有勾，下端出一短榫，作扦插用。

　　玉制柄型器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商到西周继续沿用，惟西周的纹饰最为精美，雕工手法多样，刀法有力，线条圆润，纹饰清晰。其下端一般都有宽榫，可作器之柄或安接它器，确切用途尚需进一步考证。

春秋玉器往往以纤细的单阴线组成繁密的图案，并常用压磨法使纹样略微突起。早期也使用双阴刻线来刻龙凤纹等，但双线间距较商代大，也没有西周的那种斜磨线条。

玉饰纹卧虎，春秋中期，长 7.7cm，宽2.2cm，厚0.3cm。清宫旧藏。

　　玉虎用青白色玉料，片状，有因埋藏而产生的褐色色变。虎伏状，整体呈“弓”字形，头部刻画精细，张口，上唇上卷与鼻相连，前后足皆呈卧状，尾大而上卷，虎身饰“人”字形阴线虎皮纹，四肢饰勾云纹。

　　在春秋及战国早期墓葬中曾多次发现玉虎，其往往被成双使用，可能具有合符的功用。春秋时期的玉虎一般比此件更宽，且饰纹更复杂，而这件作品的造型较一般作品更为生动，形态准确。“人”字形虎皮纹继承了商、周玉器的某些装饰风格。作品中部有孔，虎尾及口部亦呈旋孔状，皆可穿绳悬挂。此玉虎可能是成组玉佩中用于中部的玉件，较一般玉虎更为珍贵。

战国早期玉器做工与春秋相近，中晚期后常在璧环类的内外沿斜磨边线，并较多的使用透雕的技法，使器物具有空灵的境界，钻孔细长且准确，细密线条可多至一毫米内刻有4~5根，显示出琢玉技艺的飞跃发展。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代表了此时期的高超水平。

玉镂雕双龙首佩，战国晚期，长13.5cm，高7cm，厚0.3cm。

1977年安徽省长丰县杨公乡战国晚期墓葬出土。

　　佩青玉制，有色变沁斑，薄片状，整体呈“弓”字形。佩以中线为对称轴，对接双龙，两端雕龙回首仰视，唇吻部位卷曲夸张。龙身短而宽，饰凸起的谷纹，谷纹以短阴线勾连。佩中部廓外上、下镂雕云纹，上部及两下角都有镂雕的孔洞，可穿绳。

　　这件玉佩为成组玉佩中部的中心玉 件。这类带有前肢的半身龙玉佩在战国玉佩中非常罕见。

汉代玉器承前启后，前期与战国风格相近，中后期又独出机杼。最鲜明的特点是所谓的“汉八刀”技法，在玉蝉。玉豚。玉翁仲等器物上展露得尤为充分（既用简练劲峭的斜刀刻划对象的主要特征，虽寥寥数刀却形神兼备）。另外，“游丝毛雕”现象在一些器物上反映也较明显，可见用若断若续的细线构成的纹饰，多为云纹。这时，还出现了在一些玉器上镶嵌宝石的技法，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装饰风格。

玉蝉，汉，长2.9cm，宽2.1cm，厚0.8cm。清宫旧藏。

作品为白玉质，有褐色斑，薄片状。扁腹，腹下有纵向的直线纹。长翅，翅上无翼纹。小头，双目凸出于头两侧。

　　玉蝉的使用历史较长，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其后至汉代的各个时期，蝉都是玉质作品中的重要题材。玉蝉的用途主要有两项，一为佩饰，流行于商之前。汉代玉蝉多为逝者口中的含玉，称为“琀”。在逝者口中置玉是古代的一种入葬习俗。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玉琀为一组小牲畜，汉代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的玉蝉，其上多无穿绳挂系之孔，用蝉作琀有祝愿逝者蜕变再生之意。

唐代玉器在沉寂了许久后，再度得到振兴，其琢玉风格也焕然一新。图案装饰均喜欢用短密的阴直线来刻划胡须、衣褶、地毡、羽毛、叶脉等，下刀刚健有力、洒脱，自有一种内在的力度。其圆雕动物，如玉马、玉骆驼等，皆肌肉丰满，结构合度，而飞禽等则展翅高飞，充满昂奋的精神。

白玉天鸡三耳罐，唐，高6.4cm，口径4.9cm，腹径7.5cm。

　　罐由白玉制成，圆口，鼓腹，圈足，足壁镂雕3个方形孔。器表等距饰有3天鸡，作展翅直立状，圆雕头部，翅膀与爪浮雕于器身，以阴线刻出羽毛纹理，线条简洁流畅。

　　清代的天鸡外形特点为前有卷须，后有垂凤尾。此器上的天鸡图案造型还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形象，除双翅着意刻画外，凤尾、卷须尚未出现。如此形状的唐代天鸡作品非常少见。

宋代玉器风格较之唐代那种刚质浑朴的琢工，则显得更为柔和、纤秀与精工雅致。人物造型常用飘逸流丽的长线条勾划衣褶，犹如人物画中的铁线描；鸟兽花卉亦以细劲之笔勾勒，如同时期的花鸟画。透雕技法也运用广泛。

玉荷鹭纹炉顶，宋或金，高5cm，底径4.3－4.7cm。清宫旧藏。

　　炉顶玉质白色而局部为黑色，整体近似圆柱形，顶部略细，镂雕荷叶、芦草缠绕状，荷叶巨大而张开。一张荷叶上有黑色乌龟爬行，口吐烟云，其旁有荷花，荷、芦中可见5只鹭鸶隐现其间。器底部有一平板以示水面，其上有孔，可穿绳结系。

　　荷叶、水草、水鸟、龟等图案在宋、金玉器中非常流行。四川广汉南宋窖藏出土有龟巢荷叶带饰，北京丰台金代涡古沦墓出土有龟巢荷叶玉饰，与此作品应属同类题材。此外，上海地区的元代墓葬中也曾出土类似的饰荷叶、鹭鸶图案的炉顶。这表明此类作品的使用地域广泛，流行时间长，对后世玉器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