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汗与皇帝：宋元变局与明代皇权（上）

元代是华夏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明末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黄宗羲曾言：古今盖二变，秦并六国为一，宋元之际为二。经此二变，三代以来仁爱恻隐之心荡然无存。在黄的时代，他所论及的不仅是历史，更是现实；与其说是感慨过去，不如说是哀叹当下，咒骂正在大举入侵中土的满洲人。但黄的基本论点却和今日史学界的主流思想契合，宋元变局的确是和过去华夏历史和文明的一次极大的决裂，也是社会制度和民族哲学异化的重要时期，其集中体现，就是皇权。

秦始皇统一六国，虽然确立了皇帝制度，令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也让华夏民族第一次置于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名义统治下，春秋战国以来的人民变为秦皇帝的臣民，但这毕竟只是名义上。实际而言，在秦汉延续到隋唐的三公九卿制度下，皇帝只是最高法定统治者，具体的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手下的三公九卿等官僚班底手中。即使极为强势的秦皇汉武，也远未达到乾纲独断，事专出己的程度。何况自春秋战国儒学等起源以来，汉民族一直崇信天道，认为人君的作为须有底线，要对己对民对天负责。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年大一统集权基础奠定，但仍接受了董仲舒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一方面认为君主的权力天赋，一般不容置疑；但另一方面也认为，如果朝代气数已尽，主昏臣庸，天命就不会再眷顾于该朝该姓，而是会勋命重集他人。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论，秦汉-隋唐阶段的君权相比春秋战国邦联制下的分治无疑强大的多，但远未到可以压倒一切，造成体制性溃败的局面。

隋文帝杨坚重新设计了封建大一统下的政治制度，系统废除了秦汉以来简单粗鄙的三公九卿制度，以新的三省六部制和文官考试选拔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取而代之。这无疑打开了唐宋文明的新局面，原因在于，一方面，三省六部制度以系统法定的形式确立了具体掌管三省六部的宰相和左右副相等的最高行政长官和政府首脑的地位。比起秦汉以来界定较为模糊的同级别职务—-相国/丞相或有时候分权的三公（如东汉的太尉、太宰、太傅），隋唐以来的宰相更有法理和制度保障，且通过设计精密，互相制衡，权责分明的三省六部班子，君权也在法统和制度安排上进一步被实际限制。而反过来，宰相等则可以凭借其直接负责具体政务，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统筹和人事安排，而不必完全受制于君主。另一方面，文官选拔制度逐步冲破东汉-魏晋以来门阀门第等束缚，广开取士，使得朝臣的来源日趋大众化和多元化，而这一大趋势又极大程度上奠定了宰相班子和三省六部的结构和运作方式，让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诉求都可以得到伸展，反过来对人君的绝对权力进一步构成制约。这一大趋势在宋代达到顶峰，实际上已经形成“虚君实相”和“人君，宰相，士大夫和人民共治天下”的局面。加之唐宋变革以来，重商主义、市民社会、士大夫主人翁精神等思潮的空前崛起，让宋代在中国大一统封建历史上成为又一个“黄金时代”。著名汉学家牟复礼相信，宋代实乃汉民族君主专制的“溃觞期”（Destructive Era），忠介公对此亦深以为然。

而在东北亚草原上暴兴的蒙古民族，却在唐代太宗朝击败东突厥，统治者好大喜功，允其先祖蒙兀室韦内附以来，学习唐以来的汉人国家制度和礼仪技术等，逐步有了统一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也发展出和汉文明截然不同的“草原游牧政治制度”，忠介公称其为“家产驱役模式”（Salvery&Ownership Pattern）。在这种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称之为大汗（Great Khan），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汉族皇帝截然不同，蒙古大汗即是最高统治者，又是直接的资源垄断者，他亲自领兵，亲自杀戮，亲自获取俘虏和战利品，亲自奴役和享乐。在这一粗糙而原始的制度下，大汗没有也不必受到任何力量的制约，治理和管理结构也非常简单：所有统治范围内的人和其他生产资源实际都是他的家产和所有，不需要任何汉制下的官僚班底，不需要具体管理者和代理人，只需要他手下的几个等级的被统治者：从朵颜到蔑勒乞五个等级，最高等级的朵颜基本都为大汗身边有血缘关系的王公贵族，担任要职，统领最精锐的怯薛军，无条件服从于大汗；最低等的蔑勒乞就是奴隶和贱民，可以被随意野蛮地折磨奴役和杀戳，就如私人物品。

既然有如此绝对的权威，大汗汗位肯定如此炙手可热，以至于为了争夺汗位，每一次都是血腥的内斗和手足相残。汉人君主一直以来理论上恪守儒学礼仪，讲究农耕定居文明倚重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这一制度虽然不一定选出最好的继承者，但有利于保障交接顺利和国家稳定，也最大程度上避免兄弟相弑，内乱纷争等冲突。但蒙古汗位的继承则完全不同，每一次争夺的过程称之为“斯塔尼特里”（Stanitely）。草原游牧民族没有汉民族的这些传统继承人理念，也没有基本的底线和同理心，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争夺。成吉思汗弥留之际，意识到内斗会彻底分裂他缔造的大蒙古国，所以在西夏境内的病床上谆谆教诲，叮嘱诸子不得争夺汗位，且他已经钦定长子窝阔台（元太宗，第二任蒙古大汗）继任。这一次实属例外，因成吉思汗威望崇高，足以服众。但到了窝阔台大汗死后，诸子又陷入血腥内争，最后成吉思汗养孙，托雷养子蒙哥脱颖而出，在血腥的武力压迫和杀戮高压下，迫使其他王公认可他的合法地位，并在当月的速里台大会上被推举为大蒙古国大汗（元宪宗）。此后，蒙哥大汗在亲征灭宋的战役中失败身亡，由于都没来得及指定接班人，哪怕口头遗嘱，亲族们陷入长达十年的更血腥的内斗。远征至埃及开罗的旭烈杌为了表达对蒙哥弟忽必烈的强力支持，不惜撤军回草原，拥兵参与对蒙哥长子阿里不哥的争斗，其他支持阿里不哥的亲族回来看到汉化派的忽必烈即将获胜，就乘机拥兵自重，盘踞在自己属地而拒绝觐见，大蒙古国因此彻底分裂。忽必烈于中统二年（南宋理宗咸淳五年，1257）被承认大蒙古国大汗，而此时的他仅可为中国之主。因此，蒙古民族的汗位继承凭借的完全是血腥、野蛮和实力，即所谓“血腥的斯塔尼特里”（Bloody Stanitely），这些是汉人君主一般视为蛮夷之道，而不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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