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神逻辑与阴谋论
说一段甲午战争后的故事。
对清廷来说，甲午战争是一次巨大的震荡，足以与1861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相提并论。如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erard）所言：甲午战前的中国，只剩下“为数众多的人口和辽阔的疆土”，却一直在用“并不存在的强大”自欺欺人，坚信自己“仍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是甲午战争用了“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将其从傲慢的梦中惊醒。[1]
惊醒之后，便是反思。1895年3月7日，恭亲王奕䜣率军机处公奏，希望朝廷将“商让土地之权”赋予负责对日和谈的李鸿章，内中提到：
陈旭麓说，奕䜣口中的这个“化”字，涵义与“彻底”相近[3]。奏折的意思是：自1861年启动的晚清自强改革，在向欧美强国学习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不够。
次日，为接受奉旨议和的全权敕书，李鸿章单独觐见了光绪皇帝。觐见中，李向光绪皇帝转述了美国驻华大使给中国的建议——“修铁路开矿经营企业办银行”，请求皇帝下定决心加大改革步伐。光绪认同李鸿章的这些意见，对他说：
这番对话，意味着君臣二人达成共识，否定了（至少是部分否定）自1861年以来的洋务自强改革。
《马关条约》互换生效后的第三天，1895年5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亲笔朱谕，向群臣解释朝廷为何选择议和。共计提到四项原因：
三、四两项是体面话，一、二两项是主要原因。光绪说，自己在做割地赔款议和的决定时，一度“宵旰彷徨，临朝痛哭”，他希望众人痛定思痛，君臣一心，专注于改革练兵与筹饷两件大事，“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5]，以求真正实现自强。
这道朱谕的阅读者，限定为京官中的大学士、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且“不得抄录携出”[6]。但谕旨的内容，很快就在京城里传开了。随后便是官员士子群起上奏言事，对此前三十余年的洋务自强改革进行反思，对之后的改革将往何处去提出建议。文廷式目睹了此番上书盛况。他感慨说，《马关条约》刚签完，便“举国争言洋务，……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命矣。”[7]
在这种举国皆谈改革的氛围下，1895年7月19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改革谕旨。
皇帝说，“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正需要各省将军督抚悉心筹划推进改革。皇帝从诸多谈改革的奏折中选出九件，下发给各省参考。限各省将军督抚接到谕旨后，在一个月之内就改革办法做出回复，不可“畏难苟安，空言塞责”[8]。
这九件奏折当中，光绪最欣赏的，是胡燏棻的《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9]。（所以军机处《随手档》将这批奏折统称为“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10]，翁同龢日记中也有与光绪在书房“看胡燏棻条陈”[11]的记载。）
胡燏棻是安徽人，甲午年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对洋务有些了解。胡的奏折能得到光绪的青睐，在于他抓住了光绪此时最焦虑的两个问题——筹饷与练兵；并就此给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解决方案——筹饷需要朝廷改走工商立国之路；练兵需要朝廷广设学堂教授实用知识，抛弃传统的八股试贴诗赋经义等无用之学。具体措施包括：
这十条主张，有些属于技术引入（修筑铁路、改行邮政），有些属于器械引入（重整海军须全面购入西方军舰），有的属于经济体制转型（工商立国支持民营企业、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有的属于教育体制改革（弃八股改授现代学科）。唯一缺席了政治制度方面的主张。这或许是胡燏棻见不及此，也可能是刻意避而不谈[13]。毕竟，这十项改革建议全部是在呼吁朝廷向洋人学习，已经冒了极大的压力与风险。胡燏棻在奏折里说得明白：
胡燏棻的这句“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与奕䜣的反思“全由不西化之故”，可谓殊途同归。
这种见解，也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共鸣——1898年百日维新启动前夕，光绪命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即要求翁在诏书中“明白宣示”自今以后“宜专讲西学”[15]。皇帝的这一指示，与翁同龢“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的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1）翁同龢擅自按自己的意见拟定了《明定国是诏》，仍坚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2）光绪盛怒之下将翁同龢逐出了朝堂。[16]
与光绪的“宜专讲西学”在1898年遭到帝师翁同龢的阻击相似，胡燏棻的“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在1895年也遭遇到了地方督抚将军们的严厉批判。
试举两例。
第一例是山东巡抚李秉衡。他对废除八股改授现代学科极为抵制。他在回奏中说，朝廷已设立了同文馆，也设立了武备学堂，“行军制器参用西法未为不可”，这就够了。至于科举之道，那是万万不能改的，胡燏棻所谓的“立国之道舍仿行西法更无富强之术等语”，实可谓离经叛道：
富强对应国家，人心对应清廷。李秉衡的这番论调，与翁同龢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可谓完全一致。
尤为使人叹服的是，甲午年，李秉衡在山东被日军打得满地找牙。到了战后，这位“逻辑鬼才”却将甲午年的惨败，硬拗成了反对改革、反对“崇效西法”的重要依据：
第二例是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他也反对变革科举制度。在回奏中，额勒精额以毫无可信度的耳闻为证据，鼓吹清廷的纲纪伦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他还施展出阴谋论的手段，说自己与胡燏棻曾在天津共事过一段时间，深知此人平日里“常存容容两可之见，易为他人摇撼”。这次立场鲜明地跳出来主张“仿行西法”，还将许多情况说得相当详细，背后一定有人在指使：
人人皆知李秉衡的神逻辑与额勒精额的阴谋论，是在胡说八道，但朝堂上没有针对他们的批评之声。一个重要原因，是慈禧太后始终未曾明确参与到这场反思当中。与奕䜣和光绪皇帝明言“全由不西化之故”“宜专讲西学”不同，作为1861年以来的清廷政务的主持者（甲申易枢后更是唯一的主持者），慈禧太后没有就甲午年的惨败明确总结过任何历史教训。这种沉默，本质上便是一种否定。久历官场的额勒精额们，自然能够理解到这一点。
所以，甲午年的震荡虽强，却并没有能够造就一场新的改革。不但废除科举遇挫，其他主张如废驿递改邮政、废漕运改海轮、废绿营练新军等，也遭遇了相似的阻力——神逻辑与阴谋论虽然弱智，依附在科举、驿递、漕运、绿营这些旧制度上面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注释
[1]（法）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辑：《李文忠公（鸿章）全集》，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5064页。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52页。
[4]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辑：《李文忠公（鸿章）全集》，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5064页。
[5]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4-85页。
[6]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03页。
[7]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8]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1-102页。
[9]康有为的《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而图自强呈》（又名《上清帝第三书》）也在其中。康此时的改革思想，主要得自广学会出版的西学著作和《万国公报》的政论文章。光绪皇帝也喜欢阅读这些书籍和报纸。这可能是康有为的奏折被选中的主要原因。广学会的情形，见本书前文《1887年：广学会改变中国》；光绪的阅读情形，见本书前文《1891年：皇帝开始学英语》。此外，陈炽的《请一意振作变法自强呈》（又名《上清帝万言书》）也被光绪选中。甲午年之前，翁同龢等曾向光绪推荐过陈炽的《庸书》。
[10]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2页。
[1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09页。
[12]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07页。
[13]据翁同龢称，胡燏棻的奏折，是由两位深谙西学的学者，浙江定海人王修植与安徽绩溪人邵作舟执笔“代作”。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12页。
[14]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15]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32页。
[16]参见本书前文《1891年：皇帝开始学英语》第三小节“光绪的思想逸出牢笼”。
[17]李秉衡：《李忠节公（鉴堂）奏议》，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760-761页。
[18]李秉衡：《李忠节公（鉴堂）奏议》，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761页。
[19]额勒精额：《遵议各处条陈时务就不可开铁路等敬陈管见折》，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03/108/5612/10。分别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张海荣《关于引发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的九件折片》，《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