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唐石经”与孔庙的三次整体迁移

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代《开成石经》

近日，西安碑林博物馆《开成石经》计划搬迁的消息，引起极大争议。这源于《开成石经》以及另一部经典《石台孝经》与西安孔庙千余年的历史渊源。

古城西安是唐朝的都城长安，它建有110坊2市1座武庙和1座孔庙。在如今西安的文昌门里，有一条古老的街道——三学街，它是由府学街、咸宁学街、长安学街三条街道组成的。在府学街与咸宁学街之间建有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迁建此地的孔庙，前身可追溯到唐代务本坊国子监太学。院中立有儒家经典《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

《开成石经》刻制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共114石、228面，共计160卷，65万余字。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等十二种经书，加上所附《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据《旧唐书·郑覃传》载，太和四年（830年）四月，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讲学士郑覃，向唐文宗谏言说，汉代以来的经籍有很多错误，一直沿袭下来，已经很难改正。他奏请皇上召集儒学名士，刊校六经，刻于石头上，竖立在太学内，作为后世永远的正本。刻成后，《开成石经》立于国子监讲论堂（位于国子监的文庙之西）两廊。

早在唐天宝四年（745年），在国子祭酒李齐古的主持下，还将唐玄宗所注《孝经》及序文，由玄宗本人以隶书书写，刊刻上石，立于太学，称《石台孝经》。此后，它与《开成石经》同立于国子监内，并一同进行了三次迁移（下文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碑统称“唐石经”）。

唐朝末年，社稷飘摇。天祐元年（904年）朱温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居民随迁，宫殿和民居俱毁。京兆尹韩建缩建长安新城，原务本坊国子监孔庙所在地扩到城外，国子监遭弃，“唐石经”弃置于荒野。天祐元年（904年），韩建将“唐石经”与太学一起迁移至城内文宣王庙中。朱梁时，永平军节度使刘鄩将孔庙与“唐石经”迁置于唐“尚书省之西隅”。据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及北宋建隆三年（962年）的《重修文宣王庙记》碑文所考，文宣王庙与唐“尚书省之西隅”为同一地。当时搬迁至文庙后，《石台孝经》居中，《开成石经》围绕其周围放置。

宋初受到王安石的“熙宁元丰兴学”运动的影响，对“唐石经”进行了第二次迁置。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将文庙由“尚书省之西隅”迁至“府城之坤维”，此次搬迁只涉及文庙，而未言及“唐石经”。元祐二年（1087年）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吕大忠，因石经地势低洼、水漫碑扑等原因，将唐石经“徙置于府学之北墉”。这里“府城之坤维”与“府学之北墉”所指为同一地，因“庙学合一”制度的影响，历来府学与文庙都是相随搬迁，故此次“唐石经”的迁移地仍为文庙。

另根据《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中所记，“唐石经”迁至新址后，《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是这样的：《开成石经》分东西两边依次陈列，《石台孝经》和《建学碑》立于《开成石经》的中间。宋代初年的这次搬迁，进一步明确了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唐石经”又进行了第三次迁移。据现藏碑林的金正隆二年（1157年）《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所记可知，崇宁二年（1103年），京兆府枢密直学士虞策奉“兴学”之命而建庙学；又因“京兆旧学”所在地“府城之坤维”，地势条件不好，而将府学、文庙及石经一一迁建于“府城之东南隅”，即西安孔庙现址。此次搬迁完全按照元祐二年（1087年）吕大忠对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所设计的空间关系来迁建的。

《开成石经》自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刻制完成，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文庙西侧“讲论堂”两侧廊庑开始，在后来的三次搬迁中，《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的依存关系始终没有改变。

虽然韩建、刘鄩与吕大防、吕大忠的搬迁，因为战乱或国力衰败等原因，先后历经两次才完成，但是两次搬迁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集合于一地，而非分离。

此外，《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始终放置于孔庙之中，并且在移至“尚书省之西隅”文宣王庙后，《石台孝经》居中，《开成石经》与之所形成对称的围合之势就开始形成定制，始终未变。由此可见，《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三者的依存关系从未改变，已经保持了1181年。若以天祐元年（904年）为参照，《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至少保持了1114年了。历代保护者试图以《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这样的位置关系来向世人证明，二者在庙学文化中的地位和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