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文】现代出版史上的“商务”时代【上】
现代出版史上的“商务”时代【上】
周武
商务印书馆创设于1897年，是现代中国唯一一家跨越三个世纪且至今仍然深具影响力的文化出版机构，在教科书、西学传播、国粹保存、原著出版、辞书编纂、期刊发行、印刷技术等方面都曾做出过开创性和引领性的贡献。论规模，商务不仅稳居民国五大书局之首，而且与当年的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美国麦克劳希尔公司并称世界三大出版公司；若论对各自国家的影响，商务则远在上述两大英美出版公司之上，成为推进中国现代转型和中西文化融汇的巨大文化存在。
在中国读者中，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幼儿园小朋友开始就在查阅的《新华字典》，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工具书。这本字典，大概是除《圣经》以外，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了。还有它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读者了解世界尤其是欧美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窗口，影响既深且巨。但对商务创业的历史有比较全面了解的，估计不会太多。
商务印书馆创设于1897年，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是现代中国唯一一家跨越三个世纪且至今仍然深具影响力的文化出版机构，在教科书、西学传播、国粹保存、原著出版、辞书编纂、期刊发行、印刷技术等方面都曾做出过开创性和引领性的贡献。论规模，商务不仅稳居民国五大书局之首，而且与当年的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美国麦克劳希尔公司并称世界三大出版公司。若论对各自国家的影响，商务则远在上述两大英美出版公司之上，成为推进中国现代转型和中西文化融汇的巨大文化存在。
在这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中，1954年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至北京，以此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为上海时期，此后为北京时期。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是上海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这个时期正是商务大放异彩的时期。创办之初商务规模很小，只是一个小印刷作坊。可是到了清朝末期，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执牛耳者，开创了现代出版史上的商务时代。重点讲三个问题：一是从1897年创办到1954年迁京，商务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二是在这个历程中，商务在现代出版史上到底做出哪些独特的贡献；三是商务为什么能够创造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出版时代，到底有什么奥秘。
张元济
一、商务的上海历程：大动荡时代的出版传奇
商务创办于1897年2月11日，并不是上海第一家新书业。早在商务创办之前，上海就已被称作“新学枢纽之所”，出版业已经相当发达了，西方新式印刷技术在上海已十分普及，单石印书局就有数十家之多，当时甚至有媒体这样说：“上海书局之设立，较粪厕尤多，林立于棋盘街、四马路之两旁。”这话当然太过夸张，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书局林立”却是个事实。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书局林立”，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各出“奇招”，又不免“滥恶相沿”。
在“书局林立”的上海，创办之初的商务只是一家规模很小的印刷作坊，并不起眼，资本金少得可怜，总共才3750元，还是夏瑞芳与鲍咸恩等几个亲戚、同学和朋友凑出来的。最初“仅置备三号摇架三部，脚踏架一部，自来墨手扳架三部，手掀架一部，其余略办中西文铅字器具，所有3750元的资本几乎完全用完了”。早期业务以印刷商业簿册、收据、发票、账册等商务用品和推销印刷器械、铅字等商品为主，有种说法认为，商务印书馆这个名称即由此而来。虽然也发行和代印过一些书籍，但并不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出版机构。
商务转型为现代出版机构始于1903年2月张元济的加盟。张元济1892年中进士成翰林后一直在北京做京官，先后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作为一个年轻京官，他对甲午前后中国严峻的时局深感忧虑，这种忧虑来自外患的迫来，更来自他对官场习气以及官场中人昏聩颟顸的认知。在官场愈久，他愈益感到要靠这样一批官员来推动国家进步是没有指望的，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需开官智、开绅智，培养一批通晓国内外知识的人才。因此，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开启民智的基础性工作上来。1895年冬，即与同僚陈昭常、张荫棠、夏偕复等结为健社，“约为有用之学”。1897年初设立“西学堂”，后更名为“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
张元济虽倾向维新，但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他不认同康梁激进变革的方式，所以并未深入参与维新党的活动，只是“间与其列”，实际上是外围。但由于受到过光绪的召见，1898年戊戌政变后，张元济受到波及，被“革职永不叙用”。承李鸿章“另眼相待”，张元济从京师到上海，被安排到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任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译书院需要印刷翻译作品，学校也需要印刷教材，夏瑞芳应该就是在兜揽印件过程中跟张元济相识的。张元济本人后来曾在两篇文字中约略提及他与夏瑞芳“订交”的过程：一是他在1926年3月写的《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中说：“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芳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开，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另一篇是他于1926年4月26日致商务董事会的辞呈中说：“昔年元济罢官南旋，羁栖沪上，获与粹翁订交，意气相合，遂投身于商务印书馆。”两段话概括地说，就是他因为“院费短绌，无可展布”而离开南洋公学，因为夏瑞芳赞成他“扶助教育”的主张而投身商务。
夏瑞芳
从后见之明来看，张与夏的结合不难理解，夏要拓展业务，办出版，需要一个懂行的文化人掌舵；张想“昌明教育”，通过编译书报提携更多国民，也需要找一个懂印刷技术并精于管理的人合作。张和夏彼此互补，且“意气相合”，在夏力邀下，张遂辞去南洋公学职务投身商务。
张元济翰林出身，地位尊崇，且趋新务实。他的加盟，不仅给商务带去丰沛的人脉，更带去见识、眼光和情怀。对商务而言，这两个方面都至为关键。曾长期担任商务董事的陈叔通说：“初创时期的商务是以印刷为主的，并不是一开头便想做个出版家的。商务后来发展成为出版家，而且成为解放前我国最大的出版家，不能不归功于夏瑞芳和张元济。商务的主要创办人是夏瑞芳。夏是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后来出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也认为：“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
加盟商务后，张元济即着手组建编译所，并担任编译所所长。那时适逢新政时期，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相继颁布，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次第兴建，之后于1905年又停废科举，堪称“教育革命”。新式学堂与以往的私塾、书院不同，采取分年级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每个年级都需要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张元济率编译所同仁抓住了这个时代机遇，开始按学制要求编译适合各年级需要的新式教科书，率先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以此为起点，张元济等人又陆续编成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和教授法，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等，共16种78册，风行全国。
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册，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册入选，占一半以上。当时教科书主要是民间机构主持编写的，经学部审定的教科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颁教材，在教科书市场上更有权威性和竞争力。因此，凡经学部审定的教材，出版者都毫无例外地在该教材封面标注“经学部审定”字样，以区别于其他未经学部审定的教材。当年就有传教士称，商务已成为生产优良教科书的大户。
最新教科书的风行，不仅使商务由家族式印刷作坊成功转型为现代股份制出版公司，而且一举奠定它在整个中国现代出版业中的龙头老大地位。
《最新国文教科书》
在商务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另外一件事也很重要，不能忘了。那就是1903年与日本教科书出版商金港堂主原亮三郎合作，将商务改组为中日合资出版公司。商务从中获益不少，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金，商务和金港堂各出资10万元，资本达20万元，这就为商务解决了早期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二是由于与金港堂合作，日本教科书编纂与出版专家小谷重、加藤驹二、长尾槙太郎等人加盟，为商务编印新式教科书提供了丰富而成熟的编纂和出版经验，确保了商务版教科书的质量；三是近代日本印刷业发展迅速，夏瑞芳此前已并购了日本人在中国办的“修文书馆”，与金港堂合资后，又陆续聘请了一些日本专业的印刷技师，他们为商务带来新的印刷技艺，商务的印刷工艺大幅提升。商务版教科书能够风行，日本因素功不可没。
张元济的加盟，最新教科书的风行，以及与金港堂主合资，商务因此而获得巨大的发展：1901年商务第一次增值后的资本仅为5万元，1903年与日本金港堂主原亮三郎合资后资本增至20万元，到1905年其资本迅速增加到100万元。与此相对应，商务的年营业额同步猛增：1903年为30万元，1905年增加到近87万元，1910年更猛增到173余万元，7年增长将近6倍。据统计，1901－1910年间，全国资本超过100万元的企业仅有15家，商务赫然跻身其列，成为晚清实业界的翘楚。1907年，商务在宝山路置地50亩，建立规模宏大的商务印刷总厂，稍后又在棋盘街新建了发行所大楼，进一步完善发行系统。到1911年，商务已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设立20余家分馆和支馆，以及数百家销售网点。这样，商务不仅拥有一个阵容整齐强大的编译所，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而且拥有比较健全的发行网络，成为一家集编译、印刷、出版、发行、销售于一体的全功能大型出版社。
1907年4月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编译所在宝山路的新厦落成
当然，商务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经过初期的迅猛发展之后，很快遭遇一连串的打击和挫折，进入一个多事之秋！民国创立前后，商务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商务总经理夏瑞芳1910年挪用公司巨款炒股失利，使商务陷入一场财政危机。公司不得不出卖一大排新建的房屋和辞退一批资历较浅的编辑以挽救危机。正当张元济等人在想方设法平息夏氏风波的过程中，中国政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帝逊位，民国肇建。曾经深得张元济、高梦旦赏识的商务编译所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约同商务国文部编辑戴克敦、发行所沈知方等五、六个商务得力的中层干部，密筹资金2.5万元，借中华民国创立之机另立门户，在上海设立中华书局，同时打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大旗帜，与商务版教科书展开激烈的竞争。“
教科书革命”无疑在暗示商务版教科书的落时，“完全华商自办”则隐指商务与日本金港堂主原亮三郎合资。二者都击中商务要害，其中后者对商务的杀伤力更大。那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扬的时代，中华大肆炒作商务与日本合资，喊出 “中国人应该使用中国人自己的教科书”，商务当然非常被动，只剩收回日股一策。1913年初商务股东会议决定增资30万元，为收回日股做准备。同年9月，商务董事会正式决定收回日股，由夏瑞芳亲自赴日谈判。经过艰苦谈判，日本股东理解商务的处境，最终同意退出商务股份，并于1914年1月6日签订清退日股协议，商务以50万元成功收回日股。1月10日，商务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宣布商务“完全由国人集资经营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收回”。民国以来一直困扰商务的一个难题总算解决了。
然而，就在商务对外宣布收回日服的当天傍晚，商务总经理夏瑞芳在棋盘街发行所遇刺身亡，年仅43岁。夏瑞芳的被暗杀，对商务而言，是深痛巨创。商务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夏瑞芳与张元济默契配合的结果。夏瑞芳在世时，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所齐头并进，毫无介蒂，整个商务如同一架性能良好的机器运作自如；夏瑞芳死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编译、印刷、发行三所独立而并行，各自为政，因缺乏一个像夏瑞芳那样能统筹、沟通三所的“中间人”，难以协调运作，以前那种默契配合的局面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商务不得不改革管理体制，设立总务处，统摄“三所”。总务处的职责是定期召集总经理、经理及三所所长开会，讨论决定公司大事、协调三所关系和制订规章制度。这个体制简称“一处三所”制，它的设立，改变了以前三所各自为政的局面，标志着一个集中的、分层次的管理体制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三所的协作和整个公司各种业务的顺利运作，从而使商务逐渐从一连串的打击和挫折中重新振作起来，安然度过多事之秋，并向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文化企业迈进，同时也为华商企业的现代化转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后来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等，基本都按商务这个模式组建。
中华书局
问题是，商务的危机并未就此结束！商务刚刚确立“一处三所”体制，成功化解因夏瑞芳被刺身亡造成的协调难局之后不久，另一种挑战又接踵而至，以《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悄然兴起，新一轮知识更新大潮和思想革命开始蓬勃展开。如何应对新文化运动，追上时代的步伐，并进而引导时代潮流，对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来说，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又是远比商业竞争更为严峻的挑战。作为总揽商务全局的关键人物，张元济归根到底是一个戊戌时代的人物，到了五四时期已是名副其实的“老新党”。“老新党”与“新潮流”之间不免存在时代的落差，这种时代的落差使商务的出版物显得陈旧、落伍。
民国初年共和革命的凯歌行进，已使张元济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使商务付出惨重代价。到五四时期，商务与时代之间的这种落差引起新文化界的强烈不满，1918年9月和1919年2月陈独秀连续两次在《新青年》上著文，严厉质询和驳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接着罗家伦在北大的《新潮》杂志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公开点名批评商务版杂志。更糟的是这种落差直接导致商务营业的日见衰退：商务版教科书的发行量迅速下滑，商务销售的杂志也从1917年的14.6万元减少到1918年的11.6万元，到1919年初商务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所有这些，说明商务出版物已无法满足新一代青年学子的心理期待和阅读激情。
在这种形势下，商务实际上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因循守旧，日益落后于时代；要么与时俱进，对商务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摆脱日益严重的危机。张元济和高梦旦等人自然不甘于前一种命运。在革新与守旧之间，张元济以一贯的开明与开放姿态，立足于企业和文化发展的双重需要，顺时应变，顶住各种压力，对商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五四时期商务的大改革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东方杂志》最先撤换主编，由晚清著名督抚陶模的儿子陶保霖接替“只能维持现状”的杜亚泉出任主编。紧接着，其他商务版杂志如《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的编辑人员也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小说月报》由沈雁冰出任主编，《教育杂志》改由李石岑编辑，实际由周予同负责；《教育杂志》由杨贤江主持编辑；《妇女杂志》改由章锡琛编辑。这些“后起之辈思想甚新，蓬蓬勃勃，亦颇有为公司兴利除弊之意，有不可遏之势。”这一批人的被起用，使商务版期刊面目一新，充满朝气，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其中尤以《小说月报》的改革最为出色，影响也最大。
对商务而言，比杂志改革更具深远意义的，自然是编译所的改革。编译所是商务的灵魂机构，其主要人员都是戊戌时代脱颖而出的，这时他们的观念意识和知识构成已严重老化，无法适应新文化运动。早在1916年9月，张元济就意识到“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和张元济一样，时任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也是开明的“老新党”，既有革新思想，又有长者风度。他认为，公司好比国家，谋国者不可尸位素餐，而应为国求贤，把治国的大事交托贤才，这样国运才能长久。基于这样的共识，他们千方百计地为商务广集贤才。
高梦旦
在他们的努力下，商务编译所人才荟萃，群贤毕至。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至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有陈布雷（后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周昌寿（物理学家）、谢六逸（日本文学家）、杨贤江（教育家）、郑振铎（文学家、藏书家）、周建人（鲁迅胞弟、生物学家）、周予同（经学家）、李石岑（哲学家）、王云五（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端六（财经专家）、朱经农（教育学家）、唐钺（心理学家）、竺可桢（气象、地理学家）、任鸿隽（科学家，后任四川大学校长）、周鲠生（法学家，后任武汉大学校长）、陶孟和（社会学家，曾任北大教授）、顾颉刚（历史学家）、范寿康（哲学家）等；同时还聘请陈独秀、胡明复、杨铨、秉志等为馆外编辑。
在两三年内聘请如此众多的专家，非有大魄力不能为此。这些人才来自不同的领域，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始终本着宽容的文化态度和对话沟通的精神，与他们和平共处，扶助不同思想体系和流派的活跃与发展。这是一种休休有容、泱泱之大的精神气度，这种气度与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极为相近，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这批新引进的人才当中，有一个人对商务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那就是王云五。自五四之后，高梦旦即决意辞去编译所长之职，以避贤路，并和张元济一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为自己寻觅“替人”。他们本来看好胡适，希望借重他的长才为编译所及整个商务开辟新局。胡适也认为“这个编译所确是一个很要紧的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但又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自己的事业要干，“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别人之事”。再三权衡之后，还是决定婉辞不就，转荐自己的老师王云五以自代。
张元济、高梦旦求贤心切，且相信胡适所荐出之稳重，二话没说就聘王云五任编译所副所长。三个月后，高梦旦辞去所长之职，正式由王云五接任，而他自己却甘当王云五下手，改任编译所出版部长，尽心尽力地襄助王云五。许多人对高氏此举无法理解，劝说道：“编译所离不开你，何况你并不富有，还不是优游林下的时候。”他正色答道：“用人宜新陈代谢，任何人无不可去之理，个人但无馁冻可矣！”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一己的进退得失，而是公司的前途和命运。商务有这样一批学识人品卓绝的人掌舵，成为现代中国的“模范实业”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竺可桢
王云五担任编译所长后，果然不负众望，他秉承张、高的革新旨趣，并在他们的鼎力支持下，对编译所进行比较彻底的改组：一是扩展编译所的内部结构，设立哲学教育部、国文部、英文部、史地部、法制经济部、算学部、博物生理部、物理化学部、杂纂部、英汉实用字典委员会、国文字典委员会、英汉字典委员会、百科全书委员会（下设6个系）、事务部（下设庶务、文牍、会计、成本会计、舆图、图画、美术、图版、书缮、校对等10个股）、出版部、东方杂志社、教育杂志社、小说月报社、学生杂志社、少年杂志社、儿童画报社、妇女杂志社、小说世界社、儿童世界社、英文杂志社、英语周刊社、国语函授社、国文函授社、英语函授社、数学函授社、商业函授社、图书馆，其中不少是新添设的部门；二是继续引进新人，同时裁汰已经落伍的旧人。
到1924年，编译所从改组前的160人增加到240余人，其中196人是王云五上任后引进的，许多老资格的编辑因不能顺应时代潮流而被淘汰出馆。一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被安排到新设各部主持工作，如北大教授朱经农被聘为哲学教育部长（后转任国文部长，该部由唐钺接掌），留美心理学博士唐钺被委任为总编辑部编辑，留美地理学博士、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被聘为史地部长，北大算学教授段育华被聘为算学部长，科学家任鸿隽被聘为理化部长，法学家周鲠生被聘为法制经济部长（后由陶孟和接任）。此外，还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如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李石岑、顾颉刚、叶圣陶等人被聘为编辑，相继走上重要的岗位。改组后的编译所一时俊采云集，人才济济。依靠这一庞大整齐的人才群体，商务与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建立广泛的多层次的联系。
大换血之后的商务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开始步入鼎盛发展阶段，业务蒸蒸日上：1922年商务的资本已增至500万元，营业额近700万元。到1930年，其营业额更高达1200万元。在这个过程中，商务除了继续编纂教科书、辞书和期刊外，把出版重心转到国内外最新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善本古籍的影印上来，“一方面发扬固有文化，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先后组织出版了《世界丛书》《共学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万有文库》，以及《涵芬楼秘笈》《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等等，对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积累、形成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商务更自觉地承担起一个出版家的社会责任，出其余力“扶助教育”和“补助教育”，创办各种公共教育事业，如小学师范讲习所、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国语讲习所、国语师范学校、尚公小学，以及各种夜校和函授学社。其中最为人们所乐道的是商务斥资11万元建立的东方图书馆。所有这些，预示着商务巅峰时代的到来。
然而，就在商务迈向巅峰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二八” 事变，使商务遭到灭顶之灾。在敌军炮火的狂轰滥炸之下，商务同人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印刷总厂、栈房、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在烈焰中化为焦土。“所有房屋，除水泥钢骨建筑者尚存有空壳外，其余只见破壁颓垣，不复见有房屋。其存在未毁者仅机器修理部、浇铅版部、疗病房三处而已。各种机器皆弯折破坏不可复用，藏版房之各种图版全化为灰烬。纸张、书籍、仪器各栈房则一片劫灰，并书纸形迹均不可辨。所存大宗中西铅字铅版经烈火熔为流质，道路之上，沟洫之中，铅质流入者触目皆是，惨酷之状，不忍卒睹。”曾经巍峨璀璨的东方图书馆除先前寄存在金城银行保险柜中的善本古籍5000余册外，全部藏书46万册及珍贵图表、照片5000多种尽付一炬！“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在这场浩劫中，商务成了瓦砾之场，直接损失高达1633万元。经此大劫，商务元气大伤，被迫停业达半年之久。
东方图书馆
面对毁灭性的浩劫，以及浩劫之后的颓垣残壁、纸灰与瓦砾，商务人在张元济、王云五等人的率领下以典型的高效率方式收拾烬余，在悲愤中致全力于商务的善后与复兴，竭力把浩劫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当年他们的口号叫“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经过半年多紧张、艰苦的筹划，商务于1932年8月1日隆重复业，并很快恢复原有的出版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商务人艰苦备尝。张元济在复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不忍三十余年之经营一蹶不振，故仍愿竭其垂敝之精力，稍为云五、拔可诸子分尺寸之劳。在此数十日中可谓吃尽生平未尝所谓资本家之苦。”商务的善后事务告一段落后，张元济重新回到古籍整理、校勘与影印上来，并且全力以赴。因此，商务的经营管理及复兴的各项具体事宜理所当然由总经理王云五承担。
作为善后办事处主任，王云五重新改组商务的内部机构，取消编译所，又砍掉印刷所，另建一批附属于商务的小印刷厂、制版厂、平版厂和订书厂。公司的具体事务由新成立的总管理处负责，该处下设生产部、营业部、供应部、主计部、审核部及秘书处，编审委员会（后改为编审部）和人事委员会。商务此前的“一处三所”制至此彻底瓦解。改组后的商务仍由王云五任总经理，李拔可、夏筱芳任经理，稍后又聘请鲍庆林、潘光迥为协理。这样的组织体制和人员安排，意味着复业后的商务已放弃张元济所开创的注重出版物标准与质量的编译传统与夏瑞芳一手建立起来的十分精美的印刷技术传统。换句话说，没有了编译所和印刷所的商务已不像一个文化机构，更像一个商业机构。这自然便于总经理的大权独揽和垂直管理，减少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扯皮和摩擦，但对于商务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个重大损失。
尽管如此，作为一家存在三十余年并享有盛誉的大型出版社，商务并没有忘记自身肩负的重大文化使命，“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所以，复业后的商务继续与文教界精诚合作，除了重印被毁各书外，还推出并实施一系列新的出版计划，如组织出版《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续印《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丛书。此外，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商务版期刊如《教育杂志》《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儿童画报》等五种定期刊物也相继复刊。大约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商务已重新占据全国出版界的半壁江山，它的出版物占全国出版物总数的52％，商务不但快速恢复到“一·二八”事变前的规模和水平，其图书生产能力甚至还有所超越。
因为有“一·二八”事变的教训，商务在“八一三”事变还未爆发前夕即做了一些应变的措施。王云五曾应邀参加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一些政策、战略有所了解，也很敏感，因此，他下山后迅速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压缩上海的出版规模，将出版中心转移到香港，并将机器、纸张、书籍等尽速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避散到暂时远离战火的各地分馆，其中汉口和香港作为商务的“分栈”而“特别多派”；二是立足于长期抗战，确立战时体制，将总管理处内迁至长沙，在那里置地设厂，同时大力扩充香港分厂，成立驻港和驻沪两个办事处，具体负责香港和上海的业务。商务董事会仍留在上海，名义上的领导是张元济，事实上的中心还是跟着王云五走的。
晚年王云五
在香港沦陷之前，王云五一直都在香港主持商务的运作。香港沦陷之后，原本转移到香港的出版重心不得不转移到长沙，而长沙的分厂还未建成就被毁掉了，所以又转移到重庆。抗战后期，商务的图书生产皆以重庆为中心。
商务的出版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重版，将已经在上海出版过的刊物进行大量重版，另外就是根据形势推出一些新的出版创意，包括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些杂志，如《东方杂志》等在大后方都非常有名。王云五也在内陆建立三家小型的印刷厂，说明他们在战时状态下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当然，更艰难的则是留在上海的董事会和驻沪办事处，它们必需直接面对日伪势力的压力和威胁，张元济在上海采取的措施是不开股东会，以不作为的方式防止日伪势力向商务印书馆渗透。总体而言，商务和其他大书局一样，在战时状态下，其出版发行能力与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王云五曾把这一段艰难历程叫做“苦斗”和“商务印书馆第二次复兴”，不管怎么说，他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没有让这家书局垮掉，在教育界、思想界依旧维持着崇高的声誉，这是极其不容易的！
抗战胜利后，内迁的书局纷纷“复员”，准备回上海迎接出版业的“复兴建设”，商务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和升级，商务遭逢的是另一种时势和另一种艰难。不用说经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对它的致命摧残，就是书报审查制度和出版禁令，以及出版特种税与居高不下的印刷品邮资，就足以使出版业“奄奄一息”了。1947年，商务这样一家大书局已沦落到不得不靠出售善本书和纸型度日。到1948年，商务已债台高筑，出版能力严重衰退。抗战胜利之初，商务高层尽管对时局并不乐观，已意识到“复兴艰巨”，但并未丧失信心。而到此时，他们已痛感商务“难以复兴”！随着战事的持续和扩大，商务更每况愈下。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商务实际上已很难维持！摆在商务面前的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停业；如果不愿停业的话，就只有无条件地进行公私合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54年商务北迁实行公私合营。这也意味着商务的上海岁月终结。
上海时期商务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大动荡时代的出版传奇。它缔造过辉煌，也经历过危机，更迭遭厄运，但始终维持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龙头老大地位。它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缩影，也是现代中国命运的缩影。
（本文选自《江南纪》，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未完待续
周武，历史学博士，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上海城市史研究，兼及中国学。曾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学》集刊主编，兼任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等职。已出版《中国遗书精选》《张元济：书卷人生》《大上海的兴起》《世界的上海》《边缘缔造中心：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圣约翰大学史》（主编）等著作，另有《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等论文数十篇。部分论著被译为英、俄、日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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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樊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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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王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