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曜东：杨宝忠“醉酒”掉胡琴
余叔岩一生收徒弟很少，一是因他脾气倔，不肯轻易教人；二是因他要求太严，不肯下苦功学的他不要，光下苦功而不甚开窍的人也不要，所以一般人也不敢登门拜师，而欲来拜其为师的必须有实力人物推荐介绍才接受。我印象当中，杨宝忠、谭富英、李少春、陈少霖都曾是他的弟子，但最后都弄得不欢而散。陈少霖是他小舅子，大面上总还过得去。只有孟小冬算是比较满意的，可也仅向他学了三四成。真正向他学到唱功的要数张伯驹，而学到做功的就数孙养农了。杨宝忠则是余叔岩收的第一个大弟子。
杨宝忠是杨宝森的堂哥，宝忠的父亲是宝森的大爷（堂伯父），他们出身梨园世家，上辈人都唱旦角的，名叫杨小朵。余叔岩的父亲余三胜与杨小朵是把兄弟，还是一门什么亲戚，因此余对杨宝忠就另眼相看，收其为大弟子。
杨宝忠比我大11岁，科班出身，从小就练基本功，功夫不错。其父杨小朵是一家戏剧社的教头，那时叶春善的富连成戏班还没成立。他与梅兰芳的琴师王少卿是一个班的学唱老生，成名之后，再拜余叔岩为师以求深造。因为余叔岩是最出名的老生。但余叔岩教了他好几年后，却失望了。
杨宝忠起初学得挺认真，可惜没有长性,也可能是戏学到后来越来越难了,产生了为难情绪，也就不认真了。同时他的个头较高，适合为他配戏的演员很少，他的腿长，台上动作就不利索，行话叫“发料”，再穿上高底的戏靴子就更发“料”了。于是他动脑筋把原来的靴底削掉一半，以减低高度，又把“髯口”（胡子）削减薄一些,使声音易于传出来。对此,余叔岩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图省事，是“偷工减料”，不肯下苦功夫练。老生这个角色自然要带髯口，胡子浓密方显出角色的阳刚之气。如把胡子削薄了就显得轻飘飘，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以余叔岩曾生气地批评他：“我费了半天劲，你小子不认真！
杨宝忠最终也没能唱得很红。他搭班子演出时，全是余叔岩的“班底”为之伴奏，打鼓是杭子和，里子老生是鲍吉祥，可是主角不过硬就不太卖座。有一次唱完了戏，他给大家“拿份儿”（分钱），打发了戏馆子，再打发伙计们。鲍吉祥演出一次拿四元（当时可买一担米）；打斗、翻跟头的叫“臭贼”，演一出每人两元钱（也能买一袋面粉）。给大家分完“份儿”之后，一看他自己倒没有钱了，白唱了一出戏。杭子和不无讽刺地说：“还唱什么？全为我们唱了！”杨宝忠自知唱不下去了，也认了账，随后就改行拉胡琴了。
杨宝忠唱戏没唱红，但拉琴确有天赋。他脑子聪明,不仅琴拉得好,还能制作胡琴和小提琴，所以得了个“洋人”的外号。那时小提琴刚传到中国，还没有人会做小提琴，足见其聪明能干。不久，他竟还开了胡琴店，专卖自己制作的胡琴和小提琴，后来仅靠此手艺也能维持生活。
杨宝忠还有个特点：崇洋。他英文写得好，能说会写,小提琴也拉得不错。后来,不唱戏了，就专门为人拉琴。别人问他为什么改行，他诙谐地说：“老师的'玩意儿’是好，可不知怎么到我这儿就变了味！”
可惜后来杨宝忠拉胡琴也拉出了“问题”，被马连良“炒”了。按说他拉琴有天赋，手音极好。一般观众外行听“响”，梨园行有“一响遮百丑”之说，只要手音响，观众就叫“好”, 如再来些“点子”(花招), 那“好”就更叫得猛。杨宝忠失策在于要“好”要得太心切，光顾自己拉“点子”弄花样了，不注重如何侍候好主角，如何有利于主角的发挥，时间一长人家就不愿和他搭班唱戏了。另外“班底”们也讨厌他。每次快开场了，大家都坐好着急等他，他却不着急，慢腾腾地从下场门一撩帘子出来了，先向观众要个“好”,突出他自己。久而久之,他在“班底”中也失去了人心。
有一年马连良搭班到上海唱戏，请杨宝忠拉琴。谁知杨宝忠平时爱喝酒，这天到了临上场仍是酒气熏天,马连良对他有些担心,后悔带他来上海。果真演到《八大锤》的“王佐断臂”一段，杨宝忠一段二黄原板拉着拉着，突然“咚”的一声，整个胡琴掉在了地上，人已晕头转向。台上的马连良不禁火冒三丈，强压火气，在没有胡琴伴奏的情况下照样往下唱，等回到北京，立马就把他“炒”了。
我与杨宝忠的兄弟杨宝森非常要好。杨宝森嗓子好，人也仗义，到上海唱戏时我捧他，一场戏常常包几十上百张票。因为那时唱老生的，除了余叔岩就数杨宝森了。可是杨宝森又把杨宝忠请来拉胡琴，我觉得不妥，问他:“为什么找宝忠拉琴？”他说:“没办法呀，谁让他是我哥呢？我又不能不管他。我不要他就没人要他了。”还说他定弦太高，太高了唱的人就费劲了。我搬到华山路700号后，他常往我那儿跑, 为吴嫣吊嗓子。后来听说兄弟俩又闹翻了,杨宝忠就靠他的胡琴店过日子。
后来余叔岩不肯收弟子，杨宝忠令他灰心占一半原因。
(录自《浮世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