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司马的做人境界

文：王虎林

读过《史记》的一定知道作者司马迁。熟悉《长门赋》的一定知道司马相如。所谓“经济南阳一卧龙，文章西汉两司马”中的“司马”，就是指司马迁与司马相如。

在汉武帝时代，他们两个人的文章写得最好。“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司马迁的身上恰如其分，但用在司马相如身上就不行了。他俩的做人境界，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学大家，就因为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寡不敌众，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

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心灵也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但司马迁虽然身体残缺，却仍然忍辱负重，用他的如椽大笔写就了《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一生，对当权者没有一点谄媚之言，没有一点讨好之行。所谓俯仰无愧于心，他的灵魂始终不缺钙。

司马相如就不同了。他虽然身体健全，但灵魂缺钙，他总想抓住每一个微小的机会向汉武帝献媚，可谓极尽讨好谄媚之能事，拍马拍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他死后，汉武帝派人抄家时，他还不忘向汉武帝拍马，让他老婆把自己早就准备的一卷东西送给了来抄家的人，结果拿回去给汉武帝看时，却原来是一篇讨好汉武帝的“封禅书”。

因为司马相如知道汉武帝喜欢这个，所以在他死了之后还能拍得恰到好处，这种拍马手段与精神，无人能及。

人生于天地之间，就应该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有自尊，有骨气，不能失了做人的尊严。一个有着严格做人原则的人，也许注定会得不到许多虚名实利。但这样的人生活得有意义有生气，滋味长久。

而如果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就不顾礼仪廉耻，低三下四，丧失了做人的原则，做出许多有辱人格尊严的事。即使能得到一些实惠，最终将得不偿失。

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话至今依然振聋发聩，值得品味。

古今中外，做人的境界一直就有高下之分。孔子的“君子”与“小人”之分，就有一条明确的区分二者的标准，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推崇的就是堂堂正正的做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