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司马的做人境界

两司马的做人境界

文:王虎林

读过《史记》的一定知道作者司马迁。熟悉《长门赋》的一定知道司马相如。所谓“经济南阳一卧龙,文章西汉两司马”中的“司马”,就是指司马迁与司马相如。

在汉武帝时代,他们两个人的文章写得最好。“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司马迁的身上恰如其分,但用在司马相如身上就不行了。他俩的做人境界,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学大家,就因为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寡不敌众,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

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心灵也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但司马迁虽然身体残缺,却仍然忍辱负重,用他的如椽大笔写就了《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一生,对当权者没有一点谄媚之言,没有一点讨好之行。所谓俯仰无愧于心,他的灵魂始终不缺钙。

司马相如就不同了。他虽然身体健全,但灵魂缺钙,他总想抓住每一个微小的机会向汉武帝献媚,可谓极尽讨好谄媚之能事,拍马拍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他死后,汉武帝派人抄家时,他还不忘向汉武帝拍马,让他老婆把自己早就准备的一卷东西送给了来抄家的人,结果拿回去给汉武帝看时,却原来是一篇讨好汉武帝的“封禅书”。

因为司马相如知道汉武帝喜欢这个,所以在他死了之后还能拍得恰到好处,这种拍马手段与精神,无人能及。

人生于天地之间,就应该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有自尊,有骨气,不能失了做人的尊严。一个有着严格做人原则的人,也许注定会得不到许多虚名实利。但这样的人生活得有意义有生气,滋味长久。

而如果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就不顾礼仪廉耻,低三下四,丧失了做人的原则,做出许多有辱人格尊严的事。即使能得到一些实惠,最终将得不偿失。

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话至今依然振聋发聩,值得品味。

古今中外,做人的境界一直就有高下之分。孔子的“君子”与“小人”之分,就有一条明确的区分二者的标准,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推崇的就是堂堂正正的做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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