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质锥形器<有关良渚古城的最新发现>
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有一种精致光润的玉质锥形器随葬品，据统计出土数量已达百余件。在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沪一带的文物市场常有遇见所谓锥形器，指的是一种器身修长横断面呈方或圆形，其柄端上部多收缩成一短榫头状(即枘)枘上以对钻小孔者居多也有的无钻孔，器身下部则逐渐收敛成尖锥形的玉器。这种玉锥形器目前以良渚文化最为常见，其他如山东的史前遗址也有少量发现，然因其形制又有某些区别以致学界对它的功能和命名仍未取得共识。
从目前已发现的所谓玉锥形器的形制、粗细、长短和刻纹装饰都存在着许多的差异，对玉锥形器的用途也就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
按目前发表的考古资料玉锥形器大致可分为七种类型: 局部花纹
第一类:器身为圆柱形，出土时锥端多朝上，呈钝圆锥状，素面。下端有一小而极短的榫头状枘，并两面对钻一小孔，长度一般在7.1 10.2厘米左右。有学者认为它是与一种叫"三叉形器"的共同组成冠饰，也可作项饰、坠饰或腰饰。
第二类:形同一类，唯其出土时锥端多朝下，按其器身的粗细又可分为二式，一式:器身稍细，少数上半部见有兽面纹。长度6.5 9厘米左右;二式:器身较粗壮亦为项饰等构件。
第三类:器身修长如针状，锋刃尖细，枘部对钻有一小圆孔，长15厘米左右，径0.7 0.8厘米左右。多出自头骨部位，可能为笄、簪之类。
第四类:为琮式锥形器，出土时锥尖多朝上，其特点是器身稍长，横断面呈方形，上半部浅浮雕成若干节玉琮状，上施刻以兽面纹，枘部多有带一小孔的短榫头。上半部逐渐向上敛收，至顶端收缩成尖锥状。长度在13厘米左右。此类似同原始宗教活动有关。在上海金山亭林3号墓中，曾发现死者手中握有这种玉锥形器，可与古籍中"以手举玉"等祭祀活动相印证。 锥形器
第五类:器呈匕首形，横断面近似菱形，出土时锥锋朝上。器身上半段光素;下半段以转角为中心，浅浮雕出繁缛的兽面纹及平行的细线。其上端钝尖，下端的枘部稍长，并对钻一小孔。长度6 7厘米不等。其功能有多样，既可用作佩挂饰件，也可能是刺压穴位的砭石，也许是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的用具。
第六类:为琮锥形，其特点是器身短而粗，横断面呈方形，其中偏上部位琢磨成典型的双节琮形体。
朝下的锥端较圆钝，而上端有带一小圆孔的枘部。长6 7厘米左右。有学者认为是比陶祖更抽象化了的玉祖，带有男性崇拜的含义。
第七类:长方柱形或圆柱形，其共同特点是在短圆的榫头上都不见有小圆形穿孔。可分为三式，
一式:器身稍细，且习见为圆柱形，素面。江浙沪一带的史前遗址都有发现，长度11厘米左右，直径0.6-0.7厘米;二式:器身均作长方柱形，素面，下端方尖，上端有短圆柱榫，无穿孔。长约15厘米。厚0.5 0.6厘米;三式:长条形圆柱状，其器身中部浅浮雕出若干节凸起的长短不一的横档，以象征玉琮与简化兽面纹。
上海福泉山遗址花厅墓中出土的还见其榫头上套有一玉质长圆管，长达34 35.5厘米，最宽处1.5厘米，玉锥形器均为上粗下细，底端为坠形钝尖，或长或短，或粗或细，都随同大批玉器(多为玉璧、玉琮)同时出土，但其功能用途，是学者讨论最激烈的，至今尚无定说。这种尺寸较大的并雕刻有若干玉琮状，上施刻神兽纹的，多认为是原始先民部属首领的"权杖"。可以想见在巫政合一、王权神授的良渚文化时代执握此锥形玉杖者，肯定是一位集王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的显赫人物。
4800年-4500年前，浙江德清雷甸镇的一家工厂，收到一张订单。
买家信息不详，账号被隐去了，厂长只接到生意，要做上千件玉锥形器和玉管。
这样的订单，对他来说稀松平常。
镇里，这个叫做中初鸣的地方，沼泽分布，水网密集，他开了一家玉器制作工厂，家族生意，选料、开料、雕琢，他的工人每天都在生产线上忙碌，但做的大部分都是不上档次的玉器产品。
父亲心里有些疙瘩。
这么多年了，儿子的工厂老是接这些低档单，量还那么大，到底是供给谁的？买家是谁？
退休前，父亲也是做玉器的顶尖工匠，家里五代人，制玉技术代代相传。但老祖宗和他的这双手，碰的可都是精贵的玉料，行话叫透闪石软玉，细腻、致密，用它做的产品，比如玉琮、玉钺，更是皇家定制，是专为住在18公里以外——良渚王服务的，普通人无法享用。
但到了儿子这一代，日子怎么越过越粗糙了。先是工厂开到了良渚古城外围，离王不远不近的，他也跟着儿子搬家，而且厂里接的订单，看起来不再皇家血统，不再高精尖。
订单背后的买家，还是王吗？这么大批量的货，到底要发到哪里去？
中初鸣遗址出土条状玉料
4500年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也在想这个问题。
2017年10月-2019年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在这里进行了大面积系统调查和探勘，发现和确认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工营建土台23处，明确了这个区域存在一处良渚文化时期大规模制玉作坊群，称之为“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
2019年3月29日，“浙江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遗址群”入围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工厂”介绍如下——
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
出土了大量制玉相关遗存资料，是目前出土玉料、玉器半成品最多的良渚文化遗址；
有别于以往发现的各类各级良渚文化遗址，它是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新内容；
它是继良渚古城外围庞大的水利系统、临平茅山大面积的水田，以及玉架山多环壕聚落的又一重要发现，丰富了良渚古城外围考古的内容；它反映了远距离大规模专业生产的模式，为讨论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聚落模式和手工业经济模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王家里遗址点发现玉料
（一）
这显然不是一家独立存在的工厂。
群——遗址最终的定名可以看出，此地分布了好几家工厂，相当于一个工业园区，标准说法是：数个制玉作坊遗存组成的作坊遗址群。它们所在的这片区域叫中初鸣，定位显示：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一个叫杨墩村的地方。
天下枇杷数塘栖，塘栖枇杷出杨墩。杨墩村是浙江省有名的枇杷产区之一，枇杷皮薄，肉厚，核小。而德清本来就多水，有好多带“漾”字的地方，比如百亩漾、半段漾、苎溪漾，雷甸镇就有个黄婆漾，养殖业发达。
考古队员怎么就把目标锁定在这里了？
中初鸣这一区域，早年就有玉料出土的记载。民国（1932）《德清县新志》卷二：“中初鸣、下初鸣、桑育高桥（即现新安高桥），地中时掘有杂角古玉及圈环步坠等物，质坚，色多红黄，时人谓之西土汉玉，佳者极珍贵。”
这段记载，专门归在了“物产”这一章，描述非常精确。尤其是“杂角古玉”，方向明是慈溪人，用慈溪话念起来，就是“杂个楞登”，不太正规的意思，颜色还有红色，和后来他们的发现吻合。
20世纪90年代，此地挖鱼塘曾出土大量玉料，盗掘现象也很严重，引起了文物部门高度关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曾在这里试掘，发现了很多玉料，推测这一区域可能存在面积较大的制玉作坊遗址。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关于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布局已经搞得非常清楚了，这些年，考古队员的目光，移到了古城外围，以余杭为主的1000平方公里范围，包括德清，可以说是良渚古城的腹地，也是支撑我们认识良渚王国的核心区域。
刘斌和方向明同时想到了德清中初鸣，此地有戏。
2017-2018年，为了配合良渚古城外围遗址调查，以及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大专项课题“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的开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对中初鸣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勘探和试掘。
车子经过一条古河道，名西大港，不远处，指示牌显示：木鱼桥.
中初鸣项目负责人方向明，执行领队、90后塘栖姑娘朱叶菲回到“故地”，木鱼桥遗址，2017年考古队进行试掘的地方，如今成了葡萄园，种了大头菜、萝卜，安安静静，鸟鸣花香。
2017年下半年，方向明在中初鸣前前后后走了七八趟，发现了一处盗掘地。
那天，他们正在打探眼，一条自来水管的洞口有点奇怪，一看，原来盗挖分子嫌玉料太小，不要了，竟然塞在了里面。
方向明对朱叶菲说，我们下一步就在这里发掘。
有发现的点，不止这一处。
考古队员经过调查和勘探，100万平方米的勘探面积里，目前已经发现23个遗址点，均有玉料出土。
这就可以判断了，此地并不是单纯一个做玉器的房间或是工厂，而是存在一处有组织有纪律有规划的“园区”，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大规模制玉作坊遗址群，专家统称它为：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总面积达到了100万平方米，规模非常大，而且每家工厂都离得不远。
离木鱼桥遗址点差不多1公里，就到了另一个遗址点：保安桥。
车子一路开，小镇两边建了很多大型工业厂房，这里正在做通航智造小镇的建设，一个工业开发区。
鉴于中初鸣遗址的工作对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玉器制作、流通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前勘探的基础上，也配合通航智造小镇的建设，2018年，考古队员选择保安桥这个点，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2019年，又对保安桥“隔壁”的王家里遗址进行发掘。
中初鸣遗址范围
（二）
连续下雨，我们来保安桥遗址的这天，总算出了太阳。方向明指着北边，一条沟，呈斜坡状，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堆积里，有了发现——
在土台周边的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玉料，玉器成品、半成品、残件等，以及少量陶器、石器。玉料数量惊人，具体包括玉料1600余件，玉器成品、半成品、残件200余件，石器200余件（其中加工工具燧石、磨石50余件）。
这些玉料，是良渚人在做玉器的时候，从上面扔下去的，他的工作场所就在台子上。
他的工作台——眼前的土台上，发现了什么？
朱叶菲说，目前土台顶部发现了4座墓葬，以及1个灰坑（你可以看成是古人扔生活垃圾的地方），里面有少量玉料，还有一块不规则的红烧土堆积，是房子的基础残迹。
这说明，台面上，初步判断至少存在房址、墓葬，良渚人在这里工作，死后也埋在这里。
“工作台”的平面形状差不多是个长方形，揭露部分东西长约23.5米，南北宽约20米，面积不到500平方米，不算很大，海拔标高约2.4米，残存深度只有40-120厘米。
中初鸣遗址保安桥台Ⅰ
我们再看四座墓，尽管是残存的，但能反映当时的规模。方向明说，这个台子上工作的人，可能是小家庭制的作坊模式，人数不会很多。
四座墓葬主要分布于土台中部偏东位置。其中一号墓（以下简称M1）里发现了一个玉镯子，还有玉料。
不要以为镯子只女人用，男人也戴。方向明说，这个墓，又出土成组锥形器，一定是男人，因为出土成组锥形器，是良渚古城和周边区域有一定身份的人的爱好。
我们把遗物摊开细数下——
M1出土随葬品13件，其中玉器10件，分别是镯1件，锥形器5件，半圆形饰1件，管2件，玉料1件；另外陶器3件，分别是罐、圈足盘、鼎。
朱叶菲认为，这个墓葬出土的玉料，代表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他一定与做玉器有关。
沟的边缘和外围，还有发现，挖出了两口井，这说明什么？
方向明说，从聚落的格局上看，良渚人没有直接从台子上打一口井，而是跑到外面去打，还说明当时的地势环境和现在有所区别，比现在的水位还要偏低，不然就失去打井的意义了。这里尽管有沼泽堆积，但人们还是需要清洁的用水，洗洗刷刷。
保安桥这个“工厂”虽然面积不大，但仅仅这一个遗址点的发现，范围明确，布局功能清晰，就能让我们看到当时良渚人制玉的生产模式和规模。尽管房子长什么样不知道，但一定是房子，死了也埋在这里，而且人们扔的废弃物，在一处特别多，越到边缘废弃物也越来越少，说明他们就在台子上工作。
看这张更直观的“工厂”布局复原图，你就秒懂了，来自方向明老师的手绘——
（三）
跟老厂长一样，对这张订单我们也觉得困惑。
订单要做什么产品？
考古队员在堆积里发现的玉器成品、半成品、残件200多件，基本上只有两种产品：玉锥形器和玉管，还有一些零星的小坠子。
竟然不是良渚王和贵族用的三大件琮、钺、璧？反而是小件玉器，档次不高，类似小商品市场的水平，而且，种类如此单一，量又大。
方向明认为，这说明当时良渚人的玉器生产已经能达到高度专业化的水平，因为做玉锥形器和做玉琮、玉璧，完全是两种技术，玉料也有差异，需要不同的专业方向、专业人士。
遗址出土玉锥形器以及半成品
玉锥形器的需求量有那么大？给谁用？
很多人对良渚人的三大件已经很熟悉了，但对不怎么好看的玉锥形器会觉得有点陌生，我们来补充一下【知识点】。
良渚人一大早起来，梳妆估计要半小时以上，因为头上要插一大堆玉饰品，主要包括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成组半圆形器、冠状饰等等。而前三者，男性专用，通过梳、簪等多种形式插在头部。
良渚博物院的展板上有一张复原示意图，借来一用——
这个良渚男人头上一根根的东西，就是玉锥形器，它的底部钻孔榫卯销在某一有机质载体上。锥形器有的是光面的，有的还精心雕琢成了琮式，上面刻了良渚神像的LOGO。玉锥形器一般成组插在头上，身份越高，根数越多，最多的9根、10根，比如反山王陵里多数9根一组。而良渚古城西南的文家山墓地里，等级最高的墓葬，也只是3根一组，身份待遇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看起来，玉锥形器，一用就是一大把，无论贵族，还是普通人都要用，在良渚古城及其周边，甚为流行。
方向明做过一组锥形器数量统计，我们来看看——
瑶山12座墓，去掉被盗的M12，总58件，平均每墓4.8件
反山9座墓，总72件，平均每墓8件
新地里140座墓，总82件，平均每墓0.59件
亭林23座墓，总16件，平均每墓0.70件
上海福泉山是区域中心，30座墓总59件，平均每墓1.97件
就是江苏人不太爱用，寺墩M3，仅3件
越靠近良渚文化核心区域，王气聚集区，用得越多，“说明中初鸣生产的锥形器，具有极大的需求。”
那么，这个订单究竟是谁拍的？货发到哪里？会不会是当时嘉兴地区地位低端的良渚“穷人”下单的？
目前还无法确定。但方向明说：“我们将通过无损微量元素和同位素测试的比对，确定产品的最终流向。”
（四）
产品的“物流”走向，尚且无法得知，那么，这次最重要的发现——做锥形器的原料，也就是这个作坊群中发现的1000多件大大小小的玉料，能不能“识玉寻踪”？
比如，这批产品的工艺，有什么特点？良渚人是怎么做玉的？
朱叶菲拿来一块玉料，其中一个切面非常平整，明显做过加工，而且上面能清晰地看到一圈一圈波浪形的拉线痕迹。
这是线切割。
遗址出土线切割玉料
做玉要开料，也就是我们说的开璞成玉。一块璞玉，玉料表面的外皮因为长时间风化或氧化，需要外皮去除而得到内里最精华的玉料。
良渚人做玉器开料，主要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线切割，用一根柔性绳子，沾上解玉砂，两只手来回拉（解玉砂，由硬度比玉高的石英、刚玉、云母等自然矿石加工而成的砂砾，这种砂砾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自锐性，即使碎裂成很细的颗粒也能磨削玉料）。
线切割示意图
还有一种，就是片切割，也叫锯切割。
片切割
这倒不是新鲜事（虽然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没少能看得这么细），早在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这一代，已经解决了工艺的问题。牟先生在《关于史前琢玉工艺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中，早已有过详细论述——他着重提出了片切割的三种模式，以及如何观察管钻技术留下的工艺痕迹，详尽论述了以砂为介质的间接摩擦为特征的线切割、片切割、推蹭和管钻为标志的前砣琢玉工艺体系，彻底打破了唯砣方能琢玉的传统观念（砣，打磨玉器的砂轮）。
中初鸣玉料的开料以片切割为主，但让考古队员觉得蹊跷的，正是这些片切割的痕迹。
比如这块，槽切到将近5毫米的深度，但再往下切，也不会超过1.4公分。
还有一件玉料，几个面都切了一条线，但这条线都没有超过1.4公分。
说明什么？
良渚文化时期，良渚人用片切割开料，实际上根本切不深。
为什么？
方向明说，可能跟工具有关。
片切割的工具无非就两类，一类是石刀，还有一类，就是软性的，比如毛竹。
玉料上的微痕，跟良渚玉器是吻合的。
比如柱状体的玉琮，尤其玉璧、玉钺，100%是线切割，没有用片切割。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良渚玉琮，几乎所有都是用线切割做成的柱状体。尽管有的玉琮很高，体量很大，良渚人还是喜欢用线吭呲吭呲来回拉。
所以，中初鸣的良渚人“接单”，不接那些大体量的玉器单子，只做片切割深度比较浅的。
做哪些呢？
锥形器、玉管、小坠子——和此地的发现吻合。
（五）
当年，那个良渚工匠的父亲很疑惑，除了这批订单产品很单一之外，还来自玉料本身，那些“柔润淡雅”的玉料去哪儿了？为什么儿子手里做玉器的原料，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蛇纹石——质地要甩开好几条街啊。
这里再插入一节良渚人的玉器【小课堂】。
良渚人的玉器讲究，是身份的象征，所用玉料也有好差之分。良渚最好的玉料，排名第一位的，叫透闪石软玉，也就是那位父亲念叨的高级玉料，牟永抗先生把它的特点概括为“柔润淡雅”。我们熟悉的琮王、钺王，细腻，致密，就是用它做的，颜色白花花的，标准色叫黄白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鸡骨白。这个黄白色，是当时高等级墓地随葬玉器的主流颜色，反山、瑶山墓地中的随葬玉器中，经过抽样检测，多为这类玉器，也是良渚玉器的最佳代表。
反山、瑶山遗址出土的玉器，良渚最高等级玉器的代表
第二名，是阳起石软玉，还可以作为一味中药，胡庆余堂中药馆里就有。它的代言人是玉璧，颜色偏绿，因为含铁量高。1938年，施昕更先生早在《良渚》报告中，就形象地提到了这种颜色：“古色盎然，以青绿色俗名鸭屎青者为主”。
第三名，就是中初鸣遗址发现的玉料了，经检测原料大部分为蛇纹石。除了蛇纹石，还发现其他少量的叶腊石等，这是更低端的玉料了，当时嘉兴地区穷人墓葬里的玉器，都是这种材质。
这说明什么？
中初鸣遗址的年代，为良渚晚期，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蛇纹石在良渚人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比例。
难道说，良渚晚期的人只能用低端玉料做玉器了？
方向明举了个例子，比如反山遗址，哪怕是王的12号墓，也有手一捏就要变成粉的玉器，年代偏晚的14号、23号墓，有很多拿在手上都觉得轻飘飘的玉器，当时没有系统检测，现在怀疑就是蛇纹石。
“我们经常说，玉在良渚人的世界中分等级，好的玉可以刻纹样、微雕，等级高的人才可以拥有。差的玉，低端的人用。但是，高等级的墓葬里也出这些差的玉料，证明当时并不是说你要定制好的玉，一定都能拿到，工匠也会用蛇纹石去替代。而最穷的良渚古人，像嘉兴地区的普通百姓，就用叶腊石来凑合了。”
良渚文化发展到晚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否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用玉，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资源枯竭？
疑团重重。
（六）
但有一个发现，这回可以说有了实锤。
除了玉料、半成品、成品外，中初鸣遗址还发现了很多和加工玉器有关的加工工具，比如砺石、磨石。磨石个头比较小，是手拿的；砺石，相当于磨刀石。
磨石
除此之外，考古队员更有兴趣的，是它们：一些不起眼的小石头，黑的，红的，拿在手里，像炒豆子那么一把，那是燧石制品和石片，种类有雕刻器、钻头。
拿着放大镜，我们能很明显看到，一些燧石石片的刃部做过加工，很尖锐。
燧石工具
这些燧石，有两种功能，一种用来刻划玉器，方向明拿来刻过，硬度高于玉璧。
还有一种功能，玉钺开料前，需要先画几道槽，增加摩擦力，否则绳子或刀容易打滑，解玉砂不一定能磨得下去。
而此前，考古队员在江苏磨盘墩、丁沙地、良渚塘山金村段、良渚古城钟家港，都发现了燧石，中初鸣的发现，这件事又一次得到确认——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渚人拿什么攻玉？
“可以明确地说，燧石是良渚琢玉的必备工具，如果没有燧石，做玉器就无从谈起，它才是真正的'他山之石’。”方向明说。
（七）
在考古人看来，每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玉料，破碎不堪的，都不能放过，那一条微痕，细枝末节，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
朱叶菲拿起另一块玉料，一面有线切割的痕迹，另一面，粉粉碎碎，如果用手稍微一捏就能捏成粉。
“这说明，他当时在做的时候，已经把这块料利用到极限了，没法再割过去了。”
方向明说，还可以反映另一件重要的事。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董传万对这块玉料，有一段描述：表面有比较强的反光，有些自然擦痕，蜡状光泽，肯定受到构造应力的作用。
他的结论是：这块玉料来自山上。
也就说，玉料，良渚人是直接从山上开采的。
仔细看，这块料的另一边坑坑洼洼的，专业说法是——有着没有磨圆度的玉皮。
但是，上世纪90年代，良渚遗址群塘山金村段制玉作坊出土的大批玉料，却不是这样情况。
【知识点】
1996年12月－1997年1月，由王明达领队，考古队员在位于良渚遗址群北部长约4公里塘山金村段进行试掘，有重大发现。
【方向明日记】：
12月20日，T1结束，为了与土墩地层衔接对照，决定先清理土墩南部断面，那里灌木丛生，我亲自动用山锄，在高出水田约70厘米发现异样石块，可惜被我挖破了一点点，在水田里清洗后大喜过望，原来真是玉料！连忙拍摄场景。收工时天色已晚，费国平和我一起回吴家埠工作站，一进门我就向王老师报告意外消息，王老师也甚喜，当晚，大酒。
2002年4-7月，考古队员再次对塘山金村段进行的发掘，获得了460余件玉石制品，发现了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3处。《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0日第一版发表了王明达、方向明、徐新民、方忠华联合署名的《良渚塘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制玉作坊》一文，认为塘山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
方向明在塘山金村段发现的玉料，外衣光洁。为什么？
它们从山上崩裂下来后，掉到河滩里，溪流不断滚动，毛茸茸的“外衣”消失了，最后剩下了玉的精华部分。
而中初鸣的这一块，不可能是这种情况。
玉料上毛茸茸比较“烂”的外衣还在，证明它是“纯种”的、来自原产地的、无添加的原生态，它就来自山上，没有经过自然搬动。
“经过自然搬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和田玉籽料，最后剩下的都是精华，小小一颗，原来是很大的外表很软的，滚着滚着就是精华了。”方向明说。
所以，良渚人是怎么拿到这些玉料的？一种，是从河滩里捡的，比如塘山金村段发现的玉料。另一种，像中初鸣发现的这种玉料，就是从山上直接采的。
哪座山？
良渚玉器闻名天下，可是这么多年来，玉矿在哪里，也就是良渚玉料的原产地在哪，我们还不知道。
目前有迹象显示，有可能来自天目山系中。
王明达等考古学者曾在良渚遗址群及其西部进行过短期考察，结合地质构造分布图，认为天目山脉有生成玉矿的地质条件。
但，中初鸣与原料产地有一定的距离，与周边良渚文化遗址也有相当的间隔。
还有一些半成品，也有点特别。
比如这块，原来是一个成型的器物，可能是玉钺，但碎了，良渚人没有扔掉，而是废物利用琮芯，进行再加工。
“这跟我们在塘山金村段发现的玉料情况一模一样，塘山有很多废的玉琮、玉璧、玉钺，当做废料来加工，这么神圣的刻着神像的琮，照样射口被切掉，去做低端的锥形器去了。”方向明说。
总结一下：工厂不做玉钺，也不做玉琮，订单产品单一，产量大，玉料来自山上，不是河滩里捡的。
那么，良渚人是怎么把玉料带到中初鸣来的？既然是山上开采来的，又是谁给他们的？
方向明还有一件事想不通，跟中初鸣看似无关，实则有关。
在良渚文化中，几乎所有的玉器都有神像的影子，神像完全主宰了良渚玉器，从早到晚，一直存在。
但画遍良渚玉器的他发现，神像到了最后，拐角怎么变得不圆润了，方方正正的，这种风格的变化，会不会跟它的材料变化有一定关系？
“本来椭圆画得很椭圆，'眼角’也很圆润，弧线很美，但到最后，线条开始变得有点傻乎乎的，我经常说有点呆板，这就很奇怪。有人说是不是人群发生了变化，但这已经是没有答案的了，那批人群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如果人群发生变化，陶器什么都应该有变化，不可能只是玉器的问题。可能有多重因素，材料是一个大方面。”
未解之谜很多，但此地的意义，明确无疑——
良渚晚期用玉和获取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是良渚晚期社会发生嬗变的征兆之一，也为正在寻找玉矿的课题提供新启示；
有别于以往发现的各类各级良渚文化遗址，它是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新内容；
它是继良渚古城外围庞大的水利系统、临平茅山大面积的水田，以及玉架山多环壕聚落的又一重要发现，丰富了良渚古城外围考古的内容；它反映了远距离大规模专业生产的模式，为讨论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聚落模式和手工业经济模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这是一笔有“问题”的订单，却让人觉得有些兴奋，中初鸣的出现，让我们离答案，离良渚人又更近了一步。
（八）
悬疑剧放到这里，关于这笔订单的内容，可以说已经巨细无遗。但是，如何解开良渚人的秘密，考古人的目的，并不是解决玉料的原料，或者什么工艺，而是这些材料背后反映了什么。
有一个关键问题，很多人会问起：这笔看上去档次不高的订单，跟王有没有关系？王知道吗？
换句话说，德清中初鸣的这个制玉遗址作坊群，跟良渚古城，有什么关系？
这两年，方向明经常从杭州城西的家出发，骑车到德清，31公里，骑2个小时，对这位运动狂人来说，小菜一碟，这是从杭州到遗址最近的路线。
而良渚古城离德清中初鸣的距离，只有18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
他们离王还是很近的，比茅山和玉架山都要近。
严文明先生曾在《华夏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中说，“茅山遗址发现的八十多亩的水稻田，很可能是良渚国的国营农场。”
有国有粮仓，有国营农场，那么中初鸣，是一个跟良渚古城有关的制玉集散中心吗？
中初鸣遗址位置示意图
听方向明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先说说这18公里的距离，跟古城有没有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说过，良渚古城的粮仓被烧掉，这里2.4万斤（莫角山东），那里40万斤（池中寺粮仓），可以推断古城的人口数量在2万人左右。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云飞博士推算出了当时的粮食亩产量：141公斤，300斤不到。
如果是这样的亩产量，按照茅山来算的话，要2000到3000个那样的村落（遗址）来支持良渚古城的日常运转。因为古城里的人不劳动，不种水稻，那这100平方公里的范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的调查范围拓展到了1000平方公里，自然就包括了余杭的东部，以及德清。
所以从距离上看，此地需要被王照顾到，反过来说，也需要为王服务。
另一方面，还是刚才那个问题，这样大规模的制玉作坊遗址，原料从哪里来？德清不产玉料，良渚人还是要跑到良渚古城所拥有的玉矿这里来。
第三方面，来看墓葬。
中初鸣遗址保安桥M1
保安桥遗址点发现的四个墓葬中，陶器的组合方式，就是鼎、豆、罐、壶，这和良渚遗址群、临平的墓葬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属于良渚人的标配，成组锥形器作为头饰，更是典型。
但是，到了嘉兴地区就会不一样，像海宁小兜里的盉就特别多，包括桐乡新地里，酒水器比较发达，而跑去上海看，双鼻壶就会特别多（双鼻壶很少埋在墓里）。但中初鸣的酒水行业好像看起来不发达，“我想喝酒肯定是喝的，可能因为离王挨得比较近，比较严格，不太敢喝多，禁酒，否则刻玉器要眼花的。”
所以，这个遗址，现在专业表述为良渚古城外围大型制玉作坊遗址群，跟水坝一样，前缀也是“良渚古城外围”。
我们再回过头看交通环境。
方向明觉得，这里的地理位置其实蛮有意思的——近，但还不是特别方便。
我们说此地水路发达，但这句话其实有另一层意思，虽然它靠近现在的苕溪和京杭大运河，但水网发达，就跟摆迷魂阵一样，隐蔽性很强，容易到死胡同里去。
所以，这个地方做玉器，并不是特别适合，与原料产地有一定距离，周边也没有特别大的聚落，方向明认为种水稻也有难度，太低洼，台面的海拔只有2米多。雷甸的甸，草甸子，说明此地地势低洼，“无人机上去一拍，全是水汪荡。”
为什么良渚人费尽心思要把制作低端玉器的工厂放到这里？
现在，我们还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最后确定与良渚古城存在密切的关系，这意义的重要性就更毋庸赘述了。”
接下来，考古队员会进一步了解这批订单产品的流通、支配，将做大量矿物学微量元素的检测，来确定这批产品的去向，它的背后买家，究竟是谁。
手工业考古，就是这样繁琐，但，值得期待。
【还想再问】
钱报记者：为什么说这里是制玉作坊遗址群，而不是单一的作坊？
方向明：遗址出土的大量玉料、玉器半成品、残件、少量成品和磨石、砺石、雕刻器等加工工具，以及相关遗迹现象，是确认专业性制玉作坊遗址的重要证据。
光说作坊，那多了去了。比如良渚古城钟家港，河道里什么都有，有做骨器的，有做漆器的，有做玉器的，也有做石器的，我们都说是“百工”。塘山金村段，也是玉器作坊，但规模不大，而且金村段不排除做石器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做箭头（石镞）。而中初鸣不做石器，也没有发现石器的半成品，以及其他类型的产品，是纯做玉器的。
玉器是良渚文明的重要因素，发现一个制玉作坊群就极为重要，不能因为它产品单一，低端就轻视它。发现的规模范围那么大，才叫遗址群，进一步工作，不但要解剖麻雀那样了解每个遗址点的生产格局，还需要总结整个群的生产模式，这对于讨论良渚文化晚期社会结构、聚落模式和手工业经济模式非常重要。
钱报记者：既然找到了做低端玉器的作坊群，那么，做高端玉器的作坊遗址群在哪，有可能发现吗？
方向明：我觉得发现的可能性极少。透闪石软玉利用程度相当高，比如镶嵌（黏贴）技术，有些小的玉粒，比米粒还小，还会装饰到漆器上，也就是说，该用上的玉料都最大可能利用了，所以不可能像中初鸣，废料、半成品就这么扔掉，被我们发现，因为材质不好，比如边角的地方，不止是坑坑洼洼，还有气孔，那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切到一半，就扔掉了。
但像高端的透闪石软玉，本身质地就好，外表烂的东西全部随着河流的滚动已经掉了，剩下的已经是精华，所以会把这些皮啊什么的全部利用起来做玉器，所以我们平时看一些玉镯子上有些凹，不是有意的，而是原来玉料上就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琮王，下角有一块凹缺，但还是特意刻了纹样，可见作为当时王墓的M12，已经最大程度利用了这块玉料，否则不会这么委曲求全。
这个制玉作坊遗址群的确认，说明良渚文化晚期，除了高端产品为代表，还存在多种经济形式，可能还存在不同经济模式，这预示着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是良渚文明和良渚古国高度发达的重要体现。
【中初鸣的一句话干货】
记：牛在哪里？
方：遗址群面积大，年代和性质明确，是迄今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最大制玉作坊遗址群，丰富了良渚古城外围考古的内容，更体现了良渚文明和良渚古国的高度发达。
记：做玉的人是谁？
方：单一遗址规模不大，可能是小家庭式的作坊模式。
记：玉料怎么样?
方：玉料主要为蛇纹石玉，比较低端，山料特征鲜明，说明良渚晚期用玉和获取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是良渚晚期社会发生嬗变的征兆之一，也为正在寻找玉矿的课题提供新启示。
记：玉料来自哪里？
方：山上直接开采，目前有迹象显示，有可能来自西侧的天目山系中。
记：制玉工具是什么？
方：燧石，可用于雕刻和剖料切割前刻划，是继江苏磨盘墩、丁沙地、良渚塘山金村段、古城钟家港之后的再次确认，可明确为良渚琢玉的必备工具，是真正的”他山之石“。
记：做哪些产品？
方：产量大，种类单一，以锥形器为主。我们将通过无损微量元素和同位素测试的比对，确定产品的最终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