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鬼写妖高人一等——蒲松龄笔下的鬼怪狐妖，用孤愤之书寄托理想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最早的抄本在清代康熙年间已有流传。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蒲松龄是一个刻画人物的高手,他运用虚实结合的浪漫主义手法为文学画廊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鬼怪狐妖形象。世间本没有鬼神狐仙，这是众所周知的，《聊斋志异》中的那些个性鲜明的鬼狐形象是作者吸取民间传说的精华，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因此那些穿梭于文学人物走廊，熙来攘往的鬼狐形象并不是作者胡思乱想出来的，而是作者的想象力与现实结合的产物，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性的。
例如《席方平》中贪酷奸诈的三级冥官，《凤仙》篇中媚富豪而轻寒素的皮姓狐翁，《叶生》篇中借别人的“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的叶生之鬼，《司文郎》篇中那个生时屡试不中、死后在别的读书人身上“极力为他山之攻'的登州宋姓，他们虽然为狐为鬼，但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他们性格的蓝本。
但总的说来，《聊斋》中的鬼狐形象比起世人的形象来，具有更多的理想性。现实生活中政治的窳陋腐败，官吏的贪亟昏愦，世情的浇薄险恶，一方面使作者幽愤满腔，块磊郁结，另一方面也在作者头脑里澈起了对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幻想。因为鬼狐生活于另一个世界，身上没有世人特有的羁绊，又具有善于变幻的特点，所以作者将自己的理想更多地寄寓在鬼狐形象中。
归真返朴的鬼狐形象
蒲松龄的世界观是十分复杂的，因而他所塑造的理想性格也具有不同的现实意义。多数是积极的，进步的，有的则有明显的局限性。就其积极的、进步的理想性格说，她（他）们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真”。
作者曾慨叹“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罗刹海市》），这种现实，激起了作者对于纯真的人性的向往，促使他塑造了许多“归真返朴'的鬼狐形象。
小翠（《小翠》）任情恣性地憨跳戏谑，婴宁（《婴宁》）总是象鲜花绽放一样孜孜嘻笑，苗生在同人们的交往中是那样的豪爽率真，翩翩在儿子成婚时扣钗而歌:“我有佳儿，不羡贵官，我有佳妇，不羡绮纨”，是那样胸怀淡泊，情致高雅……这许多形象，都具有健美纯真的特点，与《聊斋》中塑造的名利狂、守财奴、吝啬鬼、轻薄儿、诈骗者等病态的世人形象，适成鲜明的对比。
小翠
这些鬼狐形象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善”。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官吏凶狠残酷，土豪劣绅大蹦威虐，甚至在许多家庭的父子、兄弟、夫妇、婆媳、蚰埋之间，也是尔虞我诈，相互戕残。
作者在深刻反映这种现实关系的同时，又将“善”的特点赋予许多鬼狐形象。
红玉（《红玉》）主动帮助被恶霸宋御史搞得家破人亡的贫士冯相如，舜华（《张鸿渐》）在张鸿渐告发县令遭受迫害颠沛流离之时，帮助他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张被捕后又帮助他逃走，封三娘（《封三娘》）热情主动地帮助范十一娘择婿，又用使范十一娘死后复生的法术帮助-一对情人成婚，翩翩不仅为少年时被匪人诱去作狭邪游的罗子浮疗治满身的创疡，而且又巧妙地警其儇薄，培养其健康的思想感情……这些鬼狐，与人为善，心地善良，给人间带来温暖和光明，与冷酷的现实关系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鬼狐形象，是纯真的，善良的，但当她（他）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又往往迸射出反抗精神的火花。
鸦头（《鸦头》）追求真挚的爱情，不愿当母亲的“钱树子”，与情人逃至百里之外，当姐姐奉母命寻来骂她时，她义正辞严地反驳说:“从-一者何罪?”云翠仙（《云翠仙》）发现自己依托的梁有才要把自己卖作娼妓以偿赌债，便机智地把梁赚至母家，大加斥责，并断然与他决绝，还他以“穷鬼'的本来面目，石孝廉之狐妇（《武孝廉》)以丸药救活了生命垂危的石孝廉，后发现石忘恩负义，竟以刀刃相加，于是就索回背日让石吞下的丸药，使石旧症复作，半岁而卒。
这种对恶势力的痛快淋漓的反抗，是她（他）们“真”和“普'的性格在逆境中的特殊表现，使我们从另一角度窥见了她（他）们的“真”和“善”。
云翠仙
在封建社会里，人们的思想受着纲常礼教的禁锢毒害，在复杂的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中又不得不有种种利害的考虑，那种“真”和“善”的性格既不可能普遍地产生，也不可能成长得十分完美。
作者将这种性格写得是那样完美而又众多，显然，作者的构思是与现实逆行的，这些鬼狐形象是带有浓重的理想色彩的。蒲松龄在《与诸弟侄书》中说:“意乘间则巧，笔翻空则奇，局逆振则险”。这些鬼狐形象的塑造，正体现了“翻空'“逆振'的创作原则。
理想性与现实性完美结合
任何一个艺术形象，只有与现实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具有真实感。《聊斋》中的鬼狐形象虽有较多的理想性，但她（他）们又不是空中的彩冤，纸做的假花，她（他）们既有与现实逆行的特点，又有顺应现实的一面，理想性与现实性是结合在一起的。
《聊斋》鬼狐形象中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结合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从现实中采撷理想性格的种子，在作者的理想中进行孕育，并利用鬼狐长于变幻的特点把它提升、放大，使理想性与现实性两种因素揉合在一起。
这里且以打着明显的蒲松龄思想印记的凤仙（《凤仙》）的形象略加说明。
凤仙是皮姓狐翁之幼女，嫁与“家不中赀”的读书人刘赤水。而其二姊水仙则嫁与“大贾之子”丁郎。在翁婿相集的家宴上，皮翁以贫富为爱憎，取悦于丁郎，而怠慢刘生。凤仙大为愤激，对丈夫说：“君一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黄金屋自在书中，恩好为之！”在妻子的激励之下，刘赤水二年后“一举而捷”。
凤仙这一形象，带有现实生活中中小地主阶级的某些妇女的特点。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倾轧已十分激烈，中小地主不但在经济上有被吞并之虞，政治上也受满汉大地主的歧视。因此，他们之中一些被认为有见识有志气的人，就幻想着通过仕进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凤仙的形象就是这种人的艺术概括，现实性是十分突出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止于这个形象的现实性，而是把它提升到了理想的境界。
凤仙
我们看凤仙在家宴上的举动：
二人歌舞方已，侍婢以金盘进果，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真腊携来，所谓'田婆罗’也。”因掬数枚送丁前。凤仙不悦曰“:婿岂以贫富为爱憎耶﹖”翁微哂不言。八仙曰:“阿爹以丁郎异县，故是客耳。若论长幼。岂独凤妹妹有拳大酸婿耶﹖”凤仙终不快，解华妆，以鼓拍授婢，唱“破窑”一折，声泪俱下，既阕，拂袖径去，一座为之不欢。八仙曰:“婢子乔性犹昔。”乃追之，不知所往。
这里，凤仙之父的举动在凤仙心中激起的那种“不悦”“不快”的感情,极富现实性，但她在父亲和家人面前宣泄这种感情时，是如此毫无顾忌，不饰不掩，又显然是封建社会里一般少女做不到的，那种争强好胜，骄蹇桀骜而又纯真坦白的性格特点，带有明显的理想色彩。
可见，凤仙的形象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是作者将现实中那种有骨气的性格提升到了理想的高度。
后来，凤仙又把一面能现出自己的“戚”和“笑”两种形象的镜子赠与丈夫，以激励丈夫苦读上进，自己则伏处岩穴与丈夫“分苦”，通过这幻想性的情节，又把凤仙的慧心和骨气放大了，使这一形象的理想色彩更浓重。蒲松龄的立场、感情和中小地主阶级息息相通,他在很多贺族人及别姓子弟的入泮序中，都激励中小地主的读书人砥志奋进以亢宗荫子，凤仙的性格中就揉进了蒲松龄的这种生活理想。
蒲松龄的这种思想和凤仙的形象虽然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这个形象的塑造却能够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作者是怎样将现实性与理想性统一到艺术形象中去的。
《聊斋》鬼狐形象中现实性与理想性结合的另一重要方式，就是利用鬼狐神秘莫测的特点，使一个形象表现出若即若离、若一若两的两种性格，艺术形象的理想性与现实性通过两种性格的相互交融，相互映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这种特点在婴宁的形象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婴宁是一个由鬼母抚养大的狐女，她爱花嗜笑，好像一条穿越丛花乱树晔晔流淌的山溪，走到哪里就把欢快的笑声撒到哪里，她又纯真坦诚，仿佛一朵盛开的幽兰，时刻都向人展露出她的笑靥和心灵。
婴宁
总之,她的性格特点就是处处流露出未受封建礼教道德规范、未被尘世间恶浊习气玷染的纯真本性。在封建社会里，封建闺训要求妇女“言词庄重，举止消停”，甚至要求“凡笑语，奠高声”，许多妇女都像压在大石下的小草，苍黄枯瘦，失去了生命的色泽。显然，婴宁的这种性格，是带有浓重的理想性的。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观察婴宁的一笑一颦，一行一止，就会发现，在这个性格的理想的光圈后面，还存在着另一种特色。
请看，她的鬼母几次说她“少教训”、“少教海”，并嘱她到王家“小学诗礼,亦好事翁姑。'但她到王家后,未学诗礼,即懂得“昧爽即来省视（姨母）”，而且“操女红精巧绝伦”，她在鬼母面前直言不讳地说“大哥欲我共寝”，真是憨绝痴绝。而与王子服成婚后，“生以其憨痴，恐漏泄房中隐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语。”我们再看这一段：
一夕,对生零涕。异之。女哽咽曰:“曩以相从日浅，言之恐致骇怪。今日察姑及郎，皆过爱无有异心，直告或无妨乎﹖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九泉辄为悼恨。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女者不忍溺弃。”
婴宁这些言行及其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使天真嗜笑的婴宁形象中，又依稀迭印出另一个婴宁。这个婴宁绝不是憨不知礼，缺少教诲，而是一个勤劳、知礼、慧黠而又具有深沉感情的人。
婴宁
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说:“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
这就告诉我们婴宁是一个藏在“笑”中的“隐士”，“孜孜憨笑”,似无心肝只是她外在的特点，而在“笑”的帷幕后的婴宁则具有另一种性格。
这后一个婴宁的性格，正是生活中可以遇得到的,打着鲜明的现实性烙印。婴宁的两种性格，相互映衬，使它们分别体现出来的理性与现实性的特色愈加显得鲜明，也使形象的整体增加了现实感。
一个人物两副面目，唯长于变幻的鬼狐能之。婴宁不是现实的人，而是狐生鬼养的狐女，这样写婴宁又使她具备了“狐女”形象的特殊真实性。后来婴宁天真烂漫的性格不容于现实，婆母嫌她“太憨生”。接着又险些被逮至公堂，经婆母一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
从全篇来看，虽因突出了婴宁性格中理想的一面而使作品充满亮色，但结局却是一个性格的悲剧。蒲松龄写出了这种理想性格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反映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多么精微，婴宁性格中现实性的一面最终代替了理想性的一面，虽不免让读者感到惋惜，但却符合封建社会冷酷的生活规律，无疑地又进一步增强了婴宁形象的现实性。作者在《婴宁》篇中表现出来的戛戛独造的艺术匠心，实在令人惊叹。
婴宁
总的来说，蒲松龄所写的鬼狐又是一种特殊的“人”，因而就更显复杂，这些鬼狐既个性鲜明，又丰腴饱满；既有深刻的现实内涵，又展示出纯真的人性的善、美。同时，她（他）们又似真似幻，似有似无，既空灵露缈，又真切凝重，宛如立于山巅、云裳霞衣的仙子，能够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
这就是《聊斋》中鬼狐形象独有的艺术美感。亦人亦鬼、亦人亦狐的形象，大大地丰富了文学领域的人物画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也为我们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穿梭于这些形态各异、生动灵活的鬼狐形象之间，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蒲松龄刻画人物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