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醉乡土』实学大师颜元·连载（七） | 传承—夜深篱落一灯明
书 名
实学大师颜元
作 者
孔淑茵 郑文林 颜世直 著
出版时间
2018-8
出 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颜元语录：一风俗而成治功，莫善于取人以德，其本莫重于谨庠序之教。
解析：移风易俗而成就良风美俗，这样来成就治理国家的不朽功绩，没有比以德取人更好的办法，其根本没有比谨守学校教育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点在于有足够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学校是人才的摇篮，所以学校教育是强国富民和民族振兴的基石。法西斯狂人希特勒说过：“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对学校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应该上升到民族兴亡的高度，教育亡则国家亡，教育兴则国家兴。
回顾颜元的一生，从他1658年创办“思古斋”到1704年逝世，执教时间长达47年，至今依然有姓名可考的弟子就达一百多人。
颜元的弟子中，有当官的、务农的、经商的，有懂天文和水利的，有精通技击的，有手工业者，有工艺大师，也有学问大家，可谓桃李满天下。
颜元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纷纷敬献挽联。李植秀的挽联写道：“持身矻矻，备历错节盘根，大德行，二千年后无双士；树议岩岩，直排迷途歧路，真学术，十八代来第一人！”弟子钟陵的挽联写道：“手著四存，继绝学于三古；恭习六艺，开太平以千秋。”颜元的学生王源评价他“开两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两千年不敢下之笔”。李塨则说“先生的实用实行，是天下第一人”。
颜元的一生是勤奋求索、勇于开拓、富有建树的一生，他的实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思想史、哲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颜元去世后，他的弟子李塨继承了他的学说，把颜元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因而人们把他与颜元并称“颜李”，把他们的学说称为“颜李学派”或“四存学派”。
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上，清初最激烈的就是颜元。梁启超对此曾经做过这样的评述：“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期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着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为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
对于颜元学术思想的特点，河北师范大学的陈山榜教授归纳为四点： 人民性、 实践性、 批判性和创新性。
人民性是颜元思想的显著特点。 颜元家境贫寒，孤苦备尝，终身辛苦劳作，对生活的艰辛有深刻的体验。颜元生活的时代，天灾兵祸，民不聊生。 他亲眼目睹了广大「劳动人民衣食无着的痛苦。 这种身世 和经历促使他具有了平民立场。 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他无时无刻不关注着百姓的疾苦，他的思想主张，多以解决百姓的苦难为出发点。
实践性是实学思想家思想中应有之义，但是在颜元之前的实学家 的思想中，实践性显得无足轻重。 而颜元不仅提出了“知无体，以物为体” 这一实践第一的认知名言，而且认识到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指导实践，并以实践为归宿。 他力倡的 “习行 ” 教学方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躬行实践， 惟有如此， 学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
颜元的实学思想充满着强烈的战斗精神。 他批判的矛头是一切不切实用的虚浮之学， 无论是汉学、 程朱理学、陆王心学， 还是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 都在其批判扫荡之列， 而这些批判的对象又恰恰是当时统治者为了治人而极力提倡的。 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 颜元这样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颜元说： “生死元不计也” ，真正体现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创新最能体现颜元实学思想的先进性。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颜元对于旧思想的解放，最为彻底。 “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 次期为汉宋之争， 末期为新旧之争。 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 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 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 ’，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以颜元在漳南书院的教育创新为例，书院分斋设科，把军事、 劳动、 体育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纳入教学内容，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目标。 漳南书院的教育创新， 极具现代教育精神， 即使和当时教育发达的欧洲相比，也毫不逊色。
颜元学术思想的形成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未知理学（24岁前）、信奉理学（24-34岁）、批判理学（34-57岁）、反理学（57-70岁）四个主要阶段。正是在不断地探索、思考、选择、摒弃中，颜元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现在，我们将颜元思想的主旨做一个大致归纳:
一、颜元的哲学思想
其一，理气一体。
颜元的哲学思想是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 因此沿用了宋明理学的一些哲学概念，比如“理”和“气”。“理” 就是天理，就是宇宙永恒的客观规律，气就是气质（即物质）。宋明理学认为先有理后有气，而且气质是分善恶的，这是理学“存天理，去人欲” 主张的理论基础。 颜元则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他提出理气一体的主张，认为二者是融为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他说“若无气质，理将安附？认为理之在物， 即物之性也。 颜元的理气观近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没有物质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物质都是不可能的” 这一判断。
其二，实践是获取知识的手段， 又是认知的目的， 也是检验知识的标准。
“格物致知” 语出《大学》，对格物致知的不同解释，体现了古代儒家各派不同的认知观。理学把这个概念解释为“通过静坐冥想来穷天理”，颜元认为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他主张行先知后，“致知”在于“格物”，格物”就是亲手去做，也就是主张认识来源于实践，不经过实践的 “知”不是真知，是靠不住的。因此颜元猛烈批判程朱理学静坐读书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注重实践和练习的“习行”教学方法，他说：“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作，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之，方算学问。”这就是实践标准，用这把尺子去量一量，各种虚妄的学问就立刻露出了马脚。
其三，体用一致。
颜元认为理论的价值，关键在于“用 ”，也就是“实用”和“实行，凡“理”均不应脱离“事”和“用”，否则就是虚理。这种主张，就是把来源于实践的理论转而用于指导实践。颜元重实用，并非轻视理论，他只是反对那些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而已。他著作《存学编》，目的之一就是想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其四，人的觉醒。
颜元认识到了世界的自然属性，宇宙就是一个大自然，就是传统哲学上所说的“天”，而人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他说：“人之性，即天之道也。”那么由人之性而产生的人欲就是合理的了。颜元大胆地突出了“人”的地位，突出了人的个性和欲望的合理性，即人的觉醒。
二、颜元的教育思想
其一，教育目的。
颜元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的人才。颜元把人才分为两类：全体之圣贤和偏胜之圣贤。全体之圣贤要“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相当于现在提倡的通才精英。偏胜之圣贤是“终身止精一艺”的专门人才，相当于现在的专业人才。他的“偏胜之圣贤”的思想，开了中国历史上平民教育思想的先河，明确提出培养民众的生存能力。颜元认为，学生只要有了“终身止精一艺”的实用技能，进可以食俸禄，退可以谋生，达到“学也必无饥”的目的。所以，颜元是平民教育家。
其二，教育内容。
颜元认为尧、舜、周、孔都提倡实学、行实教，既有利于个人又有利于国家，他主张以尧舜倡导的“三事六府”，周公和孔子所倡导的“三物”，以及劳动、体育、专业技术为教育内容，包含了德、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他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标。他重视德育，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唯实德育观：对智育的内容彻底变革，把传统的经史教育实学化，以实际有用的学问代替八股制艺，把自然科学知识正式列入教育内容，并作为主要课程进行教学。颜元对体育高度重视，以他在漳南书院的教学为例，书院设操场，让学生进行举重、赛跑、跳远、武术等体育训练。毛泽东特别赞赏颜元的体育教育思想，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写到：“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
其三，教育方法。
颜元的教育方法可以概括为 “习行， 因材施教， 兼顾全面， 注重专长”
“习行” 是颜元教育思想中核心的教学方法。 他将 “习行” 看得比读书、 思索更重要， 是颜元学习方法论的显著特征。习行， 就是躬行实践，如果不坚持练习并躬行实践，就学不到真知识。“习行” 旨在培养学生旺盛的实践精神，成为经世致用的人才。
因材施教。颜元主张“人之质性近夷者，自宜学夷，近惠者，自宜学惠 ”。不同年龄和禀赋的学生应传授给他们不同的学习内容。
兼顾全面，注重专长。颜元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使学生 “成文治之美，而具武治之实”。但是颜元也重视专才的培养。主张“宁为一端一节之实，勿为全体大用之虚。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教育学生 “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
三、颜元的人性论
颜元理解的人性，指的是人体的机能，并且主要是人的心理机能。1684年，颜元去关东寻父，遇到一位名叫关拉江的人，他向颜元请教关于性、情、才的问题时，颜元对此做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概括，他说：“心之理曰性，性之动曰情，情之力曰才。” 颜元认为，世间万物，皆源于气，气分阴阳，阴阳流行而为四德，即元、亨、 利、 贞。人之性，就是凝结于形之内的四德。只要人和外界发生关系，性就会表现出来，这个外在表现就叫情，包括人与外界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既然要与外界发生关系，就需要有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才”，能力有大小，人的 “ 才能”才有高下之别。这些论述，已经初具现代心理学的萌芽了。
颜元是坚定的性善论者，人性没有丝毫之恶。既然人性皆善，恶
何从来？颜元的回答是： 其恶者， 引蔽洗染也。 ” 恶来源于社会环境中的不良思想、 不良习气以及贪欲的影响。所以，教育就是要使人改过迁善，去其 “ 习染” 而发扬人性本有之善。
四、颜元的义利观
对于义与利的关系，颜元既主张逐利的正当性，又提倡以义为利，义利兼重。颜元彻底批判了汉、 宋以来重义轻利，甚至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义利观，提出了“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的义利新解，成为清初实学在义利问题上的一大突破。
他认为正常的逐利行为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历代文人耻于逐利，实际上却是高唱着 “富贵与我如浮云”而去追名逐利，极少有人敢公然说“富贵，吾所欲也”。而颜元说：“圣贤之欲富贵，与凡民同。” 他斩钉截铁地肯定，欲富贵之心，不仅凡人有，圣贤也有。所以，颜元鼓励人们致富。但是，致富不能不择手段，他说“义中之利，君子所贵”，逐利行为不能违背法律和伦理道德。
对于乐善好施，虽然历来为人们所提倡和赞扬，颜元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乐善好施具有负面的社会影响，而做了事得到报酬才是正当的。有一次，有人求颜元写了篇文章，给颜元一些报酬，颜元婉拒了。但是颜元却对学生们讲了“子路拯溺” 的故事，子路救了人却拒绝报酬，孔子认为这是个坏榜样，批评子路说，从此以后， 鲁国就没有救溺水的人了。 颜元说： “今蠡无医，自朱振阳施方医始也，博人无师，自吾家先三祖施馆教食学者始也。” 认为自己拒绝报酬的做法不能效法。
颜元所谓的“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 充分体现了他注重效用、倡导习行的事功思想，不仅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价值，而且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颜元的政治思想
颜元的政治理想可以概括为二十二字方针。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 兴礼乐。颜元一生未入官场，但是，他始终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为天地造实绩、为生民谋福祉”始终是其政治理想。其政治思想是在复古的旗帜掩护下，用旧的语言提出的。颜元自己也说，他是 “师古之意 ” ，而不是 “ 袭古之迹”。所以对颜元政治思想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避免错误判断。颜元的政治思想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以“民命”为 宗旨， 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颜元一生各种艰难困苦都经历过，李塨在《存治编》序文中说颜元“心血屏营， 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颜元自己也说，他生存一 日，就要为生民办事一日。他把“ 均田地”作为政治的第一要义，把解决土地问题当作民生的首要任务。
其二，借封建而倡导民治，且以精简机构。颜元借复古的 “封建”二字，达到削君权而行民治，通过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来减轻人民负担。
其三，废科举，借“乡举里选”以倡导民主。颜元认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不仅有害事业，而且不人道。提出了“乡举里选”的选拔官吏的办法具备了诸如“百姓之实征”“选举”“公课”等朴素的民主思想萌芽。
虽然颜元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但这并不妨碍其思想的进步性。颜元去世202年之后， 科举考试终于废除。 而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土地革命，更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均田地。
后世对颜元思想的研究，从它产生的那个时代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历代学者对颜元的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颜李学派的重要人物王源评价颜元 “开两千年不能开之口， 下两千年不能下之笔 ”。
颜元去世一百多年后，清代著名学者戴望对颜元的学术思想推崇有加，认为颜元是“百世之师”。他在《颜氏学记》序文中写道：“如颜氏者，可谓百世之师己！其余数君子，亦皆豪杰士也。同时越黄氏、吴顾氏，燕秦间有孙氏、李氏，皆以耆学硕德负天下重望，然于圣人之道，犹或沿流忘原，失其指归，如颜氏之摧陷廓清，比于武事， 其功顾不伟哉！”
到了民国时期，出现了颜元思想研究的一个高潮。时任总统的徐世昌认为颜李学说可以富国强民，他力倡颜元的学说， 创立了 “四存学会”，并在北京和博野北杨村建立四存小学、 四存中学。“四存学会”整理出版了颜李学派的著作，四存中学和四存小学以颜李学派的著作为教育内容，这对颜元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期间著名的学者梁启超、胡适、章炳麟、钱穆、陈登原等都对颜元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
章炳麟说：“叔世大儒有两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在清代，学界人物众多，有贡献的不在少数，而章炳麟独推颜、戴两人，绝非偶然。在清代哲学史上，颜、戴堪称反理学的健将。正是颜、李无情地揭露了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颜元说：“噫！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 ”戴震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戴震的思想，正是受了颜元的启发。
梁启超说：“有清代学术，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颜李不仅批判了程朱、陆王理学，对汉代以来的词章训注的繁琐学风一并推倒，创一代“实学、实习、实用”的经世致用之学，开启了近代学术的先河。
钱穆： “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 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王昆绳语，见《居业堂集》卷八《与壻梁仙来书》），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习斋咏矣。”
胡适对颜李学派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冕予他们中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代表的桂冠。胡适认为自宋至明的哲学发展史中，其间出了陈亮、叶适几个人之外，实际上只是一部与禅宗争玄竞妙的历史，直至清代，“颜元大胆地指出他们说的太精了，太空了：他要从粗浅的艺学制度下手，从那可以实证的实迹下手”。“颜元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他自己经过离乱的惨痛，从经验里体会出宋明儒者的无用”，“清初的实用主义趋势，用颜李学派作代表”。
陈登原著《颜习斋哲学思想述》(1934年出版），这是系统研究习斋哲学思想较早的专著，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颜元其人及其哲学思想，把颜元看成是个“忠于真理”的大儒，认为颜元的思想可以传之百世。他写道：“习斋以孤军战考核、词章、义理三大派，而卒不为屈，以“习 ”“行”“实”“动”训士，匪特合中国此时之所需，亦可传诸百世而不废者。
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任继愈、蔡尚思、姜广辉、陈山榜等众多学者从崭新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颜元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完备的颜元思想研究体系。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一书中对颜元评价很高，认为颜元 “是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的一支异军。他在当时启蒙的人物中，对于理学的批判，比王、顾、黄三人更加彻底，毫无保留。 ……三百年前中国出现了这样的人物， 值得我们把培根姑且摆在他的地位之下。 培根反对过当时经院学的流派，颜元攻击道学的斗争精神则要比培根果敢坚强些。”对颜元的《存人编》，他写道 “这里含着极其浓厚的近代市民阶级的人文思想，不能谨以形式上的 “ 靖异端” 目之。他所召唤来的理想人类，是人文主义的个人觉醒和个性解放”。
颜元思想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影响了许多人。青年毛泽东就深受颜元思想的影响与启迪，在读书期间就怀抱救国救民的宏愿，认为改造中国必须首先从改造教育入手。正是因为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和当时教育的弊端，毛泽东才极力倡导开办夜校，来提高工人的文化素养，并创办新民学会，开展农民运动。
青年毛泽东继承了颜元“德、智、体”三位一体的思想，明确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更是全面阐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
当然，毛泽东所阐述的德、智、体的内容，与颜元所说的又有所区别：颜元所说的“明德”是指仁义礼智等,其中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有封建社会的糟粕。而毛泽东所强调的道德修养和德育，正是以扬弃的态度改造这些旧道德，充实以现代的、先进的内容。
在继承颜元“习行”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特别注重实践，他说“学皆起于实践。”他还把前人的“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作为座右铭。认为“古者为学，重在行事”。
毛泽东“全民皆兵”的思想和颜元“民皆兵，官皆将”的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革命期间的土地革命和颜元“均田地”的思想也有相似之处。
颜元的思想主张尽管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包含了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但是他崇尚实学、崇尚习行、崇尚实用的精神，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仍然不过时，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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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淑茵 郑文林 颜世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