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凡九章全文注释及原文翻译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公孙丑问道：“您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复兴吗？”孟子说：“你真是个齐国人，仅仅知道管仲、晏子而已。曾经有人问曾西：'您和子路相比，谁强些？’曾西不安地说：'他是先父所敬畏的人。’那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相比，谁强些？’曾西马上变了脸色，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竟把我和管仲相比？管仲得到君上的信赖是那样专一，操持国家的大政是那样长久，而功绩却那样卑小。你为什么竟把我和他相比？’”停了一会儿，孟子又说：“管仲是曾西不愿相比的人，而你以为我愿意学他吗？”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
公孙丑说：“管仲使桓公称霸天下，晏子使景公名扬诸侯。管仲、晏子难道还不值得学习吗？”孟子说：“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公孙丑说：“像您这样说，我的疑惑便更深了。像文王那样的德行，活了百年才崩殂，他推行的德政，还没有周遍于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了他的事业，然后才大大地推行了王道〔，统一了天下〕。现在您把统一天下说得那么容易，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孟子说：“文王谁又能比得上呢？从汤到武丁，贤明之君兴起多达六七次，天下的人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时间一久便很难转变。武丁使诸侯来朝并治理天下，就好像在手掌中运转小球一样。纣王的年代距武丁时并不太久，当时的世家耆老、善良习俗、先民遗风、仁惠政教还有幸存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德的人——共同辅佐他，所以历经长久才亡国。”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当时，没有哪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没有哪一个百姓不是纣王臣属，即便这样，文王还是凭着方圆一百里的土地而兴旺发达，所以是非常困难的。齐国有句俗话：'即使很聪明，还须趁势而起；即使有锄头，还得等待农时。’当今之世要推行王政，就容易了：即便在夏、商、周最兴旺发达的时候，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土地超过方圆一千里的，现在齐国却有这么辽阔的国土了；鸡鸣狗叫的声音，此起彼伏，处处相闻，一直传到四方边境，齐国有这样稠密的人口了。国土不必再开拓了，百姓也不必再增加了，只要实行仁政来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够阻止得了。”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而且统一天下的贤明君主的未曾兴起，从来没有如今这样长久过；老百姓被暴虐的政治所摧残折磨，也从来没有如今这样厉害过。肚子饥饿的人容易置办食品，口干舌燥的人容易置办饮料。孔子说过：'德政的流行，比设置驿站传达政令还迅速。’如今这个时代，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老百姓欢迎它，就如同倒挂着的人被解救了一般。所以，用古人一半的事功，必将完成两倍于他们的伟业，也只有当今这个时代才行。”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公孙丑问道：“老师若晋升为齐国的卿相，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即使从此而成就霸业、王业，也是不足为奇的。果然能这样，您是不是〔有所惶恐〕而动心呢？”孟子说：“不，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公孙丑说：“像这样看来，老师比孟贲强多了。”孟子说：“这个不难，告子能不动心比我还早呢。”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公孙丑说：“不动心有方法吗？”孟子说：“有。北宫黝的培养勇气：肌肤被刺不后退，眼睛被刺也不眨。想着输给对手一毫毛，就如同大庭广众中遭鞭挞。既不能忍受卑贱之人的侮辱，也不能忍受大国君主的侮辱；他看待刺杀大国君主如同刺杀卑贱之人一样；对各国的君主毫不畏惧，挨了骂，一定回敬。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有所不同〕，他说：'我看待不能战胜的敌人，跟看待足以战胜的敌人一样〔无所畏惧〕。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这才进攻，先考虑胜败这才交锋，是害怕强敌大军的人。我岂能做到遇敌必胜呢？能做到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我不知道谁更胜一筹，即便这样，〔我还是认为〕孟施舍的比较简单易行。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从我的先生那里听到过什么叫“大勇”：反躬自问，自己不占理，对方即便是最下贱的人，我也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自己占了理，即便有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保养一股无所畏惧的气概，但比不上曾子保养一种更简单易行的价值判断。”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公孙丑说：“我冒昧地问问，老师您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告子曾说：'言语上看不出有善意，就不管他心里头如何有善意；心里头看不出有善意，就不管他意气感情上如何有善意。’〔我认为：〕心里头看不出有善意，就不管他意气感情上如何有善意，是对的；言语上看不出有善意，就不管他心里头如何有善意，这不对。因为心中的意志统帅着意气感情，意气感情充斥体内〔并表现在外〕。心中意志到了哪里，表情动作举止也跟着洋溢在那里。所以我说：'要坚定心中意志，也不要滥用表情动作举止。’”公孙丑说：“您既然说，'心中意志到了哪里，表情动作举止也跟着洋溢在那里’，可是您又说：'要坚定心中意志，也不要滥用表情动作举止。’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心志闭塞，表情动作举止也将随之逝去；表情动作举止闭塞，心中意志也必然受到影响。比如跌倒与奔跑，这主要是身体的动作，但必然影响到思想，引起心志的波动。”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公孙丑问道：“请问，老师擅长哪一方面？”孟子说：“我说话得体，还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请问，什么叫作'浩然之气’呢？”孟子说：“很难讲清楚。它作为一种气呀，最浩大，最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使它不受伤害，就会充溢于天地之间。这种气呀，必须配合辅助道和义；而缺乏它，道和义就没有力量了。这种气是由正义汇聚而产生的，不是由义继承并取代它而产生的。只要做一次于心有愧的事，它就疲软了。所以我说，告子是不懂义的，因为他把它看作心外之物。〔其实义是心内固有的。〕一定要培养它，却不刻意扶持它；时刻惦记它，却不刻意助它成长，不要学那个宋国人的样。宋国有一个担心禾苗生长不快而去把它拔高的人，疲倦无神地回到家，对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其实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认为〔锄草〕没好处而放弃不干的，就是种庄稼不锄草的懒汉；'帮助’它生长的，就是拔苗的人——非但没有好处，反而伤害了它。”
“何谓知言？”曰：“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公孙丑问：“什么叫作'说话得体’？”孟子答道：“说得不全面的话我知道它哪里片面，说得过头的话我知道它哪里有缺陷，不合正道的话我知道它哪里有偏差，躲躲闪闪的话我知道它哪里没道理。这四种话，从思想中产生，必然会危害政事；如果由执政者说出，一定会危害具体工作。如果圣人再出现，也一定听从我这话的。”公孙丑说：“宰我、子贡善于讲话，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德行，孔子兼有两长，但他依然说：'我对于辞令，太不擅长。’〔而您既说话得体，又善于养浩然之气，言语道德兼而有之，〕那么，您已经是位圣人了吗？”孟子说：“哎呀！这叫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说：'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算不上；我不过学习不知厌倦，教人不知疲倦罢了。’子贡便说：'学习不知厌倦，这是智；教人不知疲倦，这是仁。仁而且智，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圣人，孔子都不自居，〔你却说我是，〕这叫什么话呢！”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公孙丑说：“从前我曾听说过，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孔子的一些长处；冉牛、闵子、颜渊大体近于孔子，却不如他那样博大精深。请问老师，您以其中哪一位自命？”孟子说：“暂且不谈他们。”公孙丑又问：“伯夷和伊尹怎么样？”孟子答道：“他俩人生态度不同。不是他所理想的君主，他不去服事；不是他所理想的百姓，他不去使唤；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昏乱就隐居，伯夷就是如此。服事谁不是服事君主？使唤谁不是使唤百姓？天下太平也出仕，天下昏乱也出仕，伊尹就是如此。应该出仕就出仕，应该辞职就辞职，应该持续做就持续做，应该马上走就马上走，孔子就是如此。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可惜我都没有做到；至于我所希望的，是学习孔子。”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与孔子，能像您上面说的那样将他们等量齐观吗？”孟子答道：“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公孙丑又问：“那么，他们三人有相同的地方吗？”孟子答道：“有。如果得到方圆一百里的土地而君临它，他们都能够使诸侯来朝并一统天下；即使叫他们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便能得到天下，他们也都不会干的。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公孙丑说：“请问，他们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三人，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了解圣人，〔即使〕他们再不好，也不至于偏袒他们所爱好的人。〔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称颂孔子。〕宰我说：'以我来看老师，比尧、舜都强多了。’子贡说：'看见一国的礼制，就了解它的政治；听到一国的音乐，就知道它的德教。从现在到百代以后，衡量这百代君王的高下，其标准都不能违离孔子之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老人家的。’有若说：'难道只有百姓如此吗？麒麟相比于走兽，凤凰相比于飞鸟，泰山相比于土堆，河海相比于溪涧，都算是同类。圣人相比于百姓，也是同类。虽然他来自民间，却远远超出大众——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仗着实力假借仁义征伐天下，可以称霸诸侯，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力的强大；依靠道德来实行仁义的，可以使天下归心，这样做却不必凭借强大国力——汤就仅仅用他方圆七十里的土地，文王也就仅仅用他方圆百里的土地〔实行了仁政，而使人心归服〕。仗着实力来使人服从的，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本身的实力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就好像七十多位弟子归服孔子一样。《诗经》说过：'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没有哪种想法不心悦诚服。’正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孟子说：“如果实行仁政，就会无上荣光；如果不行仁政，就会招致屈辱。如今这些人，害怕受屈辱，却依然处于不仁的境地；这正好比害怕潮湿，却依然处于低洼之地一样。若真害怕受屈辱，最好是崇尚道德而尊敬士人，让贤人居于高位，让能人担任要职。国家既无内忧外患，趁着这时修明政治法典，这样即便是大国也会害怕它了。《诗经》说：'趁雨没下来云没起，桑树根上剥些皮，门儿窗儿都修理。下面的人们，谁敢把我欺？！’孔子说：'这诗的作者真懂道理呀！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敢侮辱他？’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如今国家没有内忧外患，追求享乐，懒惰游玩，这等于自己找祸上身。祸害和幸福没有不是从自己那儿找来的。《诗经》说：'永远要和天命相配合，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幸福。’《太甲》也说：'天造作的罪孽，还可以逃掉；自己造作的罪孽，却无处可逃。’正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说：“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杰出的人物都有官位，那么天下的士子都会高兴，都愿意到这个朝廷来效力了；在市场，拨出房屋储藏货物，却不征税，如果滞销，依法收购，不让它长久积压，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在这个市场了；关卡，只稽查而不收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这里的道路了；对种田人实行井田制，只助耕公田，不再收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愿意到这里的田野来耕种了；空宅空地，不征空置税，无业者也不派发劳役，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愿意到这里定居了。真正能够做到这五项，那么邻近国家的百姓都会举头仰望他就像仰望父母一样了。〔如果邻国之君要率领人民来攻打他，便好比〕率领儿女去攻打他们的父母，从人类诞生以来，这种事没有能够成功的。真能这样，便会天下无敌。天下无敌的人叫作'天吏’。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说：“人人都有同情心。先王因为有同情心，于是就有同情别人的政治了。凭着同情心来实行同情别人的政治，治理好天下就像手掌里转动个小玩意一样简单。我之所以说人人都有同情心，道理就在于：现在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了，每个人都会产生惊骇同情的心情——这不是为了要和这小孩的爹妈攀上交情，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间博得声誉，也不是讨厌背上见死不救的坏名声才这样的。从这一点来看，人没有同情之心，便不算是人；没有羞耻之心，便不算是人；没有推让之心，便不算是人；没有是非之心，便不算是人。同情之心是仁的首要，羞耻之心是义的首要，推让之心是礼的首要，是非之心是智的首要。人具备了这四种首要的善心，就好比他有手足四肢一般自然。有这四种首要善心却自己认为不行的人，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人，是残害那君主的人。凡是具有这四种首要善心的人，若明白把它们都扩充起来，那就会像刚点燃的火苗，〔终成燎原之势；〕刚涌出的泉水〔，终必汇为江河〕。真的能够扩充，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肯扩充，〔让它自生自灭，〕最终连赡养爹妈都办不到。”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说：“制箭师难道比造甲师要残忍吗？制箭师只怕他的箭伤害不了人，而造甲师只怕箭射穿他造的甲而伤人。巫师和棺材匠也是这样。可见一个人选择谋生技术不能不慎重。孔子说：'与仁共居最美好。居住不选择与仁共处，怎么能算聪明呢？’仁，是天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最安逸的住宅。没有人来阻拦你，你却不仁，这是不明智的。不仁、不智、无礼、无义，这种人只能做仆役。作为仆役而自以为耻，就好比造弓师以造弓为耻，制箭师以制箭为耻。如果真的以它为耻，不如好好去践行仁义。行仁者如同弓箭手：弓箭手必先端正姿势然后开弓；开弓没有射中，不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只能反躬自问罢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便高兴。禹听到了有价值的话，就给人下拜。大舜有个伟大的地方，他的善和子路及禹是一样的——放弃自己的观点，而听从别人的有益的话，乐于从别人那儿吸取优点来行善。他从干农活、制陶器、打鱼直到做天子，没有哪一优点不是取自于人的。优点取之于人而用来行善，就是和别人一道行善。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和别人一道行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说：“伯夷，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去服事；不是他理想的朋友，不去结交。不站在坏人的朝堂上，不和坏人交谈；站在坏人的朝堂上，和坏人交谈，就好比穿戴着礼服礼帽坐在淤泥和炭灰里。把这种厌恶坏人坏事的心情推广开来，他觉得即便同家乡人站在一块，若那人的帽子没有戴正，他也会惭愧地走开，好像自己会被弄脏似的。所以当时诸侯即便有好言好语来招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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