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史，述诗圣平生
时光流淌，一个灵魂在尘封的岁月里执着流浪；王朝更替，一位诗人在亘古的时空中深情吟唱。他是杜甫，那个吟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愤懑青年；他是诗圣，那个哀叹“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霜鬓老人。
杜甫生于712年，逝于770年，享年59岁。他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当所有人还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迷梦里，安史之乱已经在酝酿之中。杜甫的一生与时代紧紧相连，他的诗歌是对其坎坷人生的最好注解。
读书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在追求“诗和远方”的道路上，杜甫可以说是赢在起跑线上。他生逢开元盛世，出身书香门第，家人世代为官。7岁即能作诗文；15岁时便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岁时，杜甫开启了游历山川的生活。他曾先后游历吴、越、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在洛阳得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结伴同游；后来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开启了寻仙草、炼仙丹的旅程。
这一时期，杜甫饱览了祖国壮丽的河山，开阔了视野和心胸。他还曾独自登上泰山，写下那首著名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望岳》一诗表现了青年杜甫的气概和抱负，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以精炼的语言表现出雄伟的气魄。杜甫的凌云壮志在诗和远方，这“远方”不止田野，还有考场与朝堂。
困守长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前文提到，杜甫曾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这件事发生在杜甫24岁时，其结果对于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来说，简直难以接受。几年后，唐玄宗下诏，命天下有一技之长者入京赴试，权相李林甫一面命尚书省试，对所有应试之人均不予录取，一面向唐玄宗道贺，称民间再没有遗留的人才，这就是所谓的“野无遗贤”。杜甫再度应试落第，困守长安，心情落寞，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他目睹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奢靡与腐朽，写下《丽人行》等批评与讽刺权贵的诗篇。
杜甫在长安待了十年有余，才被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样一个小小的官职。他赴任过程中，看到因朝廷连年征战造成的民不聊生、妻离子散的情景，含泪吟出了悲怆的《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一句句掺着血泪的诗句，揭露了国家长期以来穷兵黩武、征战不休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
流离战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755年11月，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叛军俘获，押至长安，一同被俘的还有“诗佛”王维。值得庆幸的是，杜甫官职太小，无足轻重，没有被囚禁。杜甫目睹了长安城一片萧条零落的景象，百感交集，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灾难的时代，震撼着诗人的心灵。这首诗前两联描绘长安萧索的景色，写自己眼观春花而泪流 ，耳闻鸟鸣而幽怨；后两联写战事持续很久，以致家里音信全无，之后写到自己的哀怨和衰老。全诗环环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共鸣、深思的情境，抒发了诗人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愿望，也表现出其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感情。
后来，杜甫冒险逃出长安，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后被肃宗授为左拾遗。但很快，他就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说情而触怒肃宗，先后两次被贬华州。在从洛阳探亲回华州的途中，杜甫亲眼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尽痛苦，用诗歌的形式将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形成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诗中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具有极高的思想深度和历史价值。
漂泊西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以及关辅饥荒，促使杜甫弃官，携家随民众逃难，几经辗转到了成都，在那里经历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他不仅找到了“工作”——检校工部员外郎，还在城西浣花溪畔建屋栖身，世称“杜甫草堂”。
在蜀期间，杜甫还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咏史怀古诗——《蜀相》。诗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光耀千古，表达了杜甫对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称颂，以及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惋惜之情，同时也委婉表达了自己未能建功立业的遗憾和忧国忧民的感情。
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依然是艰苦的。我们从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可以真切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悲凉。狂风不断，吹破了杜甫的茅草屋，屋漏偏逢连夜雨，杜甫一夜无眠，百感交集之下创作了这首歌行体古诗，向当时的朝廷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严武去世后，杜甫再度漂泊，来到夔州后得到夔州都督的照顾，为公家代管屯田。第二年重阳节，56岁的杜甫独自登上夔州白帝城外的高台，极目远眺，百感交集，写下了七言律诗《登高》。这首诗道尽了诗人晚年落魄的心境，将国破家亡的愁苦及自身坎坷命运融于萧瑟的秋景之中。明朝胡应麟《诗薮》评杜甫《登高》为“古今七言律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七律之冠”。
诗人在《登高》中说自己“百年多病”，年老体衰。走到这一步，杜甫已是凄苦不堪，山穷水尽了。在夔州住了两年，他又开始了漂泊之旅。770年冬，杜甫由潭州往岳阳，在一条小船上去世，年仅59岁。
杜甫一生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诗人一生坎坷，但他能够在生活中发现人间真情，不懈探求济世救民的大道，用诗歌为苍生社稷泣血呼号。古往今来，世事变迁，许多文学作品随着岁月的变迁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杜甫的诗歌却能够在时间的淘沥中存留，并且时间愈久愈能散发出悠长的芬芳，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驻足。
（作者系广东省惠州市作协会员、中国诗词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