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井冈山一农民找到广州市委副书记曾志：妈，我是你亲生儿子

1952年10月，广州，西村发电厂。

这一年，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很快又担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协助分管工业工作。

曾志的丈夫陶铸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她原本应当坐在广州的电业局办公室，舒舒服服地指挥安排工作，但这个女强人却把办公室安在了西村发电厂。

曾志没干过工业，为了尽快适应工作，她决心呆在最基层最前线，日常办公就在西村发电厂，她甚至把家也安在厂里，周末才到省委大院与丈夫和女儿团聚。

几天后，一个衣着朴素，风尘仆仆的农民出现在曾志面前。

这个农民从江西井冈山赶来，一路奔波，脸上尽显疲惫，加上长期从事农业劳动，风吹日晒，显得格外沧桑，看起来像三四十岁。

看着眼前这个农民，曾志不敢相信，他就是自己阔别23年的儿子。

农民嘴唇蠕动了两下，终于喊出了声：妈！我是你亲生儿子啊！

曾志性子很硬，她革命半辈子，饱经风霜，遇到什么困难都极少掉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汉子，但听到这声妈，曾志再也忍不住，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张开双臂，把来人紧紧抱在怀里，双手使劲地拍打对方的后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0多年的牵挂，20多年的思念，都在那一刻迸发。

没错，这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我亲生却没有亲养的儿子！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曾志

一个来自江西井冈山的农民，为何叫曾志母亲？曾志为何认下这个儿子？这中间有什么故事？这位农民后来的命运又如何？这一切都要从曾志的传奇人生开始讲起。

1911年5月2日，湖南省宜章县团城厢镇汪家冲一个农民家庭，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女婴的父母为她取名“昭学”，希望她能像一个男孩子一样勤学上进。

如同父母寄予的厚望一般，曾昭学从小便勤奋爱学，14岁考入了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当时湖南开风气之先，尤其是青年聚集的学校，学生们思想十分活跃。

曾昭学虽是女子，却性格豪爽，作风泼辣，积极参加反对封建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等社会活动，是第三女师的风云人物，在校园中颇具影响力。

1926年8月，正值大革命席卷全国，风云激荡，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16岁的曾昭学接受了革命思想，报名投身工农运动，报名参加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

报名填表时，曾昭学略一思忖，在姓名一栏填上了“曾志”二字。

一旁的同学见了，奇怪地问：“昭学，你为什么改名字呀？”

曾志一扬眉，“谁说女子不如男，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

曾志说到做到，此后她的一生都努力在女性争志气，她的成就也确实证明了“谁说女子不如男”，但她在当时想不到的是自己“在女性争志气”的经历会是多么艰难，她将经历三段婚姻，三任丈夫两个为革命牺牲，一个含冤去世，而她亲生儿子的命运更被彻底改变。

年轻时的曾志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照当地习俗，父母早就给曾志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就等着她从讲习所毕业就给她完婚，但立志为女性争志气的曾志怎么可能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何况她在讲习所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心有所属，与时任讲习所教务长、同为共产党员的夏明震（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相恋。

了表示与封建旧礼教的坚决割裂，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曾志给母亲写信，“单方面”通知父母解除包办婚约，遭到父母的极力反对，但曾志不为所动，对父母的强烈反对坚决不从，后来在小学老师彭镜秋的帮助下，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

1927年春，曾志与时任衡阳地委组织部长夏明震结婚，两人一起从事地下工作，一起参加湘南起义，是一对人人艳羡的革命伴侣。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曾志的命运。

1928年3月，郴县爆发动乱，反动势力残忍杀害了夏明翰、夏明震兄弟俩，夏明震牺牲时年仅22岁，曾志悲痛欲绝，但她没有被噩耗打倒，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革命。

夏明震牺牲后，曾志追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在这里，曾志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从此以后，曾志的命运和井冈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她一生魂牵梦萦的圣地。

夏明震与曾志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曾志发现自己的肚子逐渐大了起来，她惊喜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里已经孕育了一个小生命，这是丈夫夏明震和自己的爱情结晶，也是亡夫留下最好的“纪念”，自己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养育好，以纪念夏明震烈士。

1928年11月7日，曾志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便是烈士夏明震的孩子，也是整个夏家唯一的男性后代。这一年，第一次做母亲的曾志只有17岁。

由于年纪尚轻，曾志遭遇了难产，当时没有专业的接生人员，又没有止痛针，曾志在分娩时极其痛苦，甚至几次疼昏过去，为了保住母子性命，接生婆只好用姜汤把曾志灌醒，靠着超乎寻常的意志，曾志才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习惯将疼痛等级分为12级，其中分娩时的疼痛被认为是级别最高的12级，现在医学如此发达，很多女性生孩子时都疼得撕心裂肺，不得不打无痛针缓解，可以想象90年前那个医药匮乏又难产的情况下，分娩该有多么痛苦，恐怕只有曾志一个人能体会。

孩子生下来，让曾志颇感欣慰，一方面初为人母的她和其他人一样有着做母亲的喜悦，另一方面，夏家有了后，可以告慰夏明震烈士的在天之灵了。

可没高兴几天，曾志又犯起了愁。

当时的井冈山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每天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环境十分艰苦，根本没办法带孩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还会连累孩子跟自己一起受罪，曾志想给孩子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让他平安健康地长大。

可把刚出生的孩子送给别人，哪个母亲能舍得啊？！

思来想去，曾志狠了狠心，一咬牙一跺脚，把儿子送给了一个叫石礼保的人。

石礼保是井冈山当地人，红四军一师32团副连长，和妻子结婚多年，一直没能生儿育女，当曾志提出将儿子送给他们时，夫妻俩答应了，给这个孩子取了个名字叫“石来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寄托着夫妇俩对孩子朴素的祝愿。

但石礼保夫妇也都是红军，同样无暇照顾孩子，便把孩子交给了石礼保的岳母抚养。

儿子离开那一天，曾志哭了，哭得撕心裂肺。这一天，儿子只有26天，甚至没有名字，只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双大眼睛时常出现在曾志梦中。

陶铸和曾志

1929年初，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下，红四军被迫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地区进发，曾志甚至来不及再去看儿子一眼，就随军南下，又被派往福建工作。

在曾志看来，红军以后一定会回井冈山，自己也一定还会回来，她还可以再见到分离的儿子，可命运弄人，她绝对没有想到母子这一别就是23年。

23年间，曾志自己的命运也十分坎坷。1934年5月，曾志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被叛徒出卖牺牲，让曾志再度遭受沉重打击。后来，她和陶铸在福建假扮夫妻从事地下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下，两人日久生情，结为真正的革命伴侣。

但是婚后不到一年，陶铸被敌人逮捕入狱，5年杳无音讯，曾志一个人默默承受一切，直到1941年的延安，曾志和陶铸才有了爱情结晶——女儿陶斯亮。

屡次饱受打击，没有击垮曾志的意志，她在革命时代6次蒙受委屈，6次受到严厉“处分”，却始终信仰坚定，忠诚于党，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对组织没有一丝一毫怨言，她曾对毛主席说：“为了革命，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而她也是这样做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曾志先后在东北、湖北地区工作。1952年，曾志被任命为广州市委副书记、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

曾志一直很坚强，从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心中的脆弱，但只有她自己知道，不管走到哪里，她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井冈山，那里有她奋斗的革命记忆，更有她一生放不下的牵挂，那个她遗落在井冈山的孩子，连名字都没有的、生死未卜的孩子。

陶铸、曾志和女儿陶斯亮

新中国成立后，环境终于安定下来，用不着像革命时代那样九死一生了，曾志对她第一个孩子的思念也与日俱增。当初为了孩子的安全和成长，她狠心将儿子送给别人抚养，现在环境好了，她多想见一见自己的亲生儿子，表达愧疚之情。

为此，曾志多次打听孩子的下落，只要听说有人去井冈山，她便托对方帮忙寻找，寻找一个叫石礼保的人，问石礼保还在不在，有没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儿子。

遗憾的是，曾志每次打听都没有收获，没人知道石礼保的下落。

1952年，中央派南方革命老区慰问团赴革命圣地井冈山慰问，曾志再度托人在当地打听石礼保的情况。不久后，有人捎回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在石来发8岁那一年，养父石礼保被敌人逮捕后残忍杀害，养母悲愤交加，积劳成疾，不久后含恨离世，石来发只好与石礼保岳母也就是他的外祖母相依为命，可老人家没有生活来源，为维持生计，只好牵着石来发走村串户，靠乞讨勉强度日。

1949年，石来发21岁，他穷得叮当响，家里没有地，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媳妇也讨不到，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直到这一年井冈山解放，政府才给石来发分了地。有了地之后，石来发又讨了一房媳妇，成为井冈山大井村一个老实的农民。

曾志同志与家人在一起（左二为石来发）

1951年，当中央慰问团把石来发的下落告诉曾志时，曾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原本以为第一个孩子或许早已在战火中死亡或失踪，没想到他一直呆在井冈山，并且还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

23年过去了，孩子终于有了消息，曾志便想见一见这个亲生骨肉。

对曾志的这个要求，石来发一开始是有所抵触的。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石礼保的儿子，是外祖母把自己抚养长大，虽然他8岁就失去了父母，没过过富裕的日子，但生活安定平静，无人打扰。

可现在有人告诉他，他是别人的亲生骨肉，而她的母亲在26天时就“残忍抛弃”了自己，现在成了高级领导干部，才想起寻找他想见见他，这让石礼保很不是滋味，他有些难以接受，也很难理解——这或许是很多类似经历之人共同的心理症结。

但在时任井冈山区副区长柳辛林的开导劝说下，石来发逐渐理解了曾志当初的做法，于是在1952年10月，石来发乘坐火车，一路辗转到了广州，见到了生母曾志。

曾志同志与家人在一起

母子相见，相见无言，只有泪千行，尤其是曾志，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最终，还是石来发第一个开了口：“妈，我是你亲生儿子啊！”

一瞬间，曾志泪如泉涌，抱着儿子痛哭，23年的思念，23年的牵挂，23年的愧疚，都在这瞬间迸发出来，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终于出现在自己面前……

石来发在广州住了一段时间，石来发问自己的父亲是谁，曾志回答说“是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但到了晚年之后，女儿陶斯亮曾亲口问过曾志，石来发的父亲是谁，曾志回答说“石来发和夏明震长得很像”，确认石来发是夏明震的遗腹子。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母子俩逐渐消除了陌生感，变得亲近起来。

消息传开，不管是井冈山方面还是广州方面，很多人以为石来发找到当高官的母亲，再也不用回井冈山当农民了，可实际情况却让他们大跌眼镜。

20多天后，石来发委婉地向母亲表达了想要留在广州的愿望。

曾志同志与家人在一起

一开始，曾志答应了，她甚至想到给儿子安排工作，让他当工人白天到工厂上班，晚上读夜校学文化，以补偿自己对儿子23年来的亏欠。

可没过几天，曾志思来想去，又觉得如此不妥。

实际上，石来发的经历在当时不是个例，在战争时代有不少革命同志将孩子托付或者直接送给老乡抚养，建国之后再将孩子接到自己身边工作、生活，以曾志和陶铸的资历和级别，完全可以安排石来发当一名国有正式工人。

可曾志转念一想，如果假公济私给儿子安排工作，那不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吗？自己这么干别人一定会有意见，如果每个人都提出给孩子安排工作，又该如何呢？

不得已之下，曾志叫来了石来发，做起了石来发的思想工作，她告诉石来发，自己从感情上很想让石来发留在身边工作，可在当时“工农商学兵，人人都平等”，回到井冈山当农民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最后，曾志委婉地说了一句：

“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

曾志同志与家人在一起

石来发沉默了，曾志的话意思很明白：你还是回井冈山当农民吧，你的外祖母还得靠你照顾呢！这句话戳中了他的痛处，也是他十来天最顾虑之处。

看到石来发的反应，曾志很难受，甚至有些后悔，她知道自己这样的抉择很不近人情，伤了儿子的心，她有些慌乱和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石来发。

良久，石来发慢慢地回答说：

“妈妈，那就这样吧，我回去。我在井冈山已经成家了，还分了地，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兼任山上的护林员，家里需要我，我得回去干活，才能赚钱养活一家人。

顿了一下，石来发又说：“再说，外婆今年80多岁了，无儿无女，离开我我就活不成，我得回去守着她，给她养老送终。外婆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我得讲良心啊！”

听了石来发一番话，曾志再度感动流泪了，她没想到大字不识一个的石来发竟然有这样的觉悟，能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也能宽容自己的选择，她由衷地感谢那位坚强的外祖母，是她养大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还为孩子塑造了一个坚强宽容的灵魂！

曾志与儿子、孙子在一起

就这样，23岁的石来发又回到了井冈山。这个亲生母亲、养父母都为之浴血奋战的地方，这个外祖母将自己抚养成人的地方，这个自己安家扎根的地方……

回到井冈山后，石来发给自己另外取了个名叫蔡石红。

蔡是随父亲蔡协民的姓氏，石是为了纪念养父石礼保，红是说自己是红军的后代。

是的，自己一辈子都离不开井冈山，不论生父还是养父，两个父亲的革命遗志都需要自己继承，井冈山的革命传统也需要自己发扬光大……

从此以后，石来发始终牢记母亲的谆谆教导，踏踏实实留在井冈山干起了农民，兼职担任护林员，他不辞辛苦地巡逻在崇山峻岭之中，忠实保卫着井冈山的一草一木，几十年如一日。

即便生母曾志后来官居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要职，石来发也没有开口提过安排工作的要求，曾志也从来没有利用权力为儿子谋个一官半职。

非但如此，就连孙子开口向奶奶求助，曾志也严词拒绝了。

曾志与儿子、孙子合影

石来发有两个儿子，长子石金龙，次子石草龙。

1985年，石金龙30岁，次子石草龙25岁，石来发决定带两个儿子探望从未谋面的奶奶。

这年秋天，石来发一行到了北京，曾志见了两个孙子很高兴，问起两个孙子的工作，石来发对曾志说，两个儿子都是农民，长子石金龙兼任井冈山垦殖厂的赤脚电影放映员，属于临时工；次子石草龙跟着自己干农活，闲暇时干点建筑工。

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父子三人准备返回井冈山，这时石金龙、石草龙兄弟向奶奶开口提了一个要求，想请奶奶帮两人办理“农转非”。

我们知道当时城市户口比农民户口“金贵”太多，办了“农转非”，就意味着口粮有了保证，还可以进入城市安排正式工作，这是当时无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罗敷媚的姑姑在80年代办理“农转非”时就费了很大一番力气。

当时的曾志虽然已经退休，但以她的影响力，给孙子们办这件事不费吹灰之力，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石金龙、石草龙兄弟俩才肯开口，两人抱了很大期望。

当保安的石草龙

可曾志却沉默了一会，却慢慢地回答说：“孩子们，我们吃的都是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做农民不是挺好的吗？你们的爸爸一直做农民，不是很好吗？”

面对奶奶的拒绝，石金龙哥俩一开始很不理解，甚至抱有怨言。过了几年，不甘心的石金龙偷偷找到曾志的前秘书，想请她出面跟地方上打个招呼，帮忙解决“农转非”，没想到对方听了直摇头说不敢办，要是曾部长知道了自己就得卷铺盖回家。

石金龙哥俩彻底明白了奶奶的党性原则，也彻底打消了找奶奶办事的想法，从此踏踏实实当起了农民，后来和当时很多农民一样，离开井冈山外出打工，养家糊口。

1998年4月，88岁的曾志到了弥留之际，石金龙到北京来见奶奶最后一面。

曾志仍然保持着清醒，嘴里喃喃呼唤着石金龙的名字，石金龙俯下身子贴近曾志，认真倾听，只听见曾志用微弱的声音说：“金龙，奶奶这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答应给你办农转非，你能体谅奶奶吗？”

石金龙紧紧握住曾志的手，不住地点头，失声痛哭。

曾志同志的遗嘱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临终之前，她留下一份《生命熄灭的交代》作为自己的遗嘱，遗嘱概括起来有四点：

1，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除在北京的家人外，不通知任何在京的同事战友，以及在北京外的家人。

2，把我的遗体先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用的火化，火化时，不要声张，不让其他人知道。我想这样做，才真正做到了节约不铺张。

3，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还留一点，放在家里的骨灰盒里，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

4，死后三个月，由陶斯亮发一个讣告，并在报上登个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

这就是为革命奋斗终身的革命家曾志的遗嘱，贯穿遗嘱的只有两个字：革命。

石来发在母亲曾志墓前

1998年7月1日，石来发遵照母亲遗嘱，将曾志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位于井冈山市茨坪镇的小井红军烈士墓旁边的一处小山包上，并立了一块毫不显眼的墓碑上，碑上镌刻着11个字——“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曾志终于回家了，回到了她魂牵梦萦一生的地方，回到牺牲战友的身旁。

整理老人遗物时，女儿陶斯亮发现了87多个信封，里面装的是曾志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工资，一共有6万多元，旁边放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曾志的亲笔字迹：

这些钱是组织发给我的工资，除去我生活上的花费，其余的全部在这里。请转交给老干局，请他们交给湖南老家大山里需要帮助的那些孩子们，并让他们放心，这些钱都是清楚、干净的。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志牵挂的仍然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把自己的全部遗产留给自己亏欠的儿子和孙子——而他的儿孙们对此毫无怨言。

石金龙、石草龙接受访谈

革命家曾志去世了，她的子孙们又如何呢？

儿子石来发，做了一辈子的农民和护林员。

长孙石金龙，一直是个农民，当了几年井冈山垦殖厂的电影放映员后，自己学了驾驶，四处凑钱加上贷款，购买了一辆二手汽车跑运输。

次孙石草龙，一直是个农民，后来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当了一名保安。

如今的石金龙、石草龙都是年过60的老人，他们的孩子也都已长大成人，两人虽然不是领导干部，却始终牢记奶奶的教诲，学着曾志当初一样教育子女凭自己的本领艰苦奋斗，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对曾志最好的纪念和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