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宰相（10）张居正：《论时政疏》是“万历新政”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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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宰相（10）张居正：《论时政疏》是“万历新政”的奠基之作

余大中

张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江陵县（今属湖北荆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甲第九名进士。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实施“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24岁的张居正，居翰林院庶吉士之职，模仿西汉贾谊《陈政事疏》，写了一篇题为《论时政疏》的政论文。这是他中进士后第一次主动上书，是他在嘉靖年间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奏疏。《论时政疏》列举了当时政治危机最迫切的宗室、人才、官僚、军备、财政收入等五大问题及其解决的方针。奏章呈递后，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直到19年后的隆庆二年(1568年)， 时任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上书隆庆皇帝《陈六事疏》，成为后来改革的纲领性文章。而《陈六事疏》就是在《论时政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说，《论时政疏》是“万历新政”的奠基之作。

现将《论时政疏》全文抄录在此，从中可以看出青年张居正独到的政治眼光、独特的政治天赋、独具的政治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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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时政疏》：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

“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玷用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

“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才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于此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

“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还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陆，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利，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厉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日：'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为豫防之图，在此时矣，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

“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日：'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

“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