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黄河改道

(2010-05-01 12:10:36)分类：以史为鉴1855年黄河改道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的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黄河在清朝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以前的流经路线是：大体上经过现在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山东的曹县、单县；安徽的砀山、萧县；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等入黄海。清初，康熙皇帝曾任用靳辅大治黄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淤，河底渐高。自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据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多月一次，与明代平均约7个月决口一次相比，总体来说可谓每况愈下。进入近代，国难与河患同作。黄河在1841、1842、1843、1851年发生了4次大的溃决。就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而言，除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有历史调查以来的最大洪水），下游河道淤垫是最主要的原因。黄河在近代之初连续大范围的溃决，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黄河已经到了改道的前夜。其实，自清代以来，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就不绝于耳。魏源在1842年就建议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理由是：“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魏源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1页）。1855年8月1日（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决口。黄水先流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铜瓦厢以东数百里的黄河河道自此断流，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河决之后，黄水将口门刷宽达七八十丈，一夜之间，黄水北泻，豫、鲁、直三省的许多地区顿被殃及。而清政府采取“暂行缓堵”的放任态度，无疑更加剧了这场灾难的广度和深度。一时间黄水浩瀚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流向直隶和山东，因此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再续行水金鉴》卷92，第2392页）。直隶的开州（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这次黄河改道，受灾最重的还是山东省。1855年9月2日，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近日水势叠长，滔滔下注，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有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同上书，第2386页）半月后，他在另一份奏报中进一步统计说：“黄水由曹濮归大清河入海，历经五府二十余州县”（同上书，第2396页）。按照当时的建制，山东省被划为10府，其中鲁西南西北诸府均沦为灾区。铜瓦厢决口之初，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堵口，也没有料到黄河会由此改道，但实际情况比清政府估计的要严重得多。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做了一次实地勘查，测得决口东西坝相距实有一百七八十丈之宽。这么大的决口要想筑堵成功，实在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用工几万至十几万人，用银几百万至上千万两。而1855年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太平天国不仅在南京建立了政权，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大片地区，而且北伐军一度打到北京附近，清政府面临被推翻的危险。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清政府自然会把农民起义当作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而对黄河的泛滥则只能“深堪悯恻”。随后，清廷在9月6日的上谕中，就特别强调堵口的困难，主张暂行缓堵。此后，改道与复道之争在朝内此起彼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行复故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清政府只得认可黄河北行的事实。并顺着黄河的流向，在原有民埝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关于这次改道受灾的程度，据山东巡抚崇恩统计，灾情达十分（即颗粒无收）的有1821个村庄，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村庄；灾情八分者有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计。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咸丰年间，山东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每个村庄按200户人家、每户5口人统计，那么，山东省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的难民将逾700万人（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这个统计还不包括所有城镇和受灾略轻的地区。通过这个统计数字我们不难看出，这次黄河大改道给山东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但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黄河改道与一般的自然灾害有所不同，一般的自然灾害大多是一次性或间断性的，受灾的民众在灾害过后或两次灾害之间有喘息的机会，可以积累一些抵御下一次灾害的物力和财力。而黄河改道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它要经过若干年的冲刷或人为的约束才能形成新的河道。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修整完成，这30年间，除1861、1862、1876这3年没有黄灾外，其余年年黄水泛滥。即便是1884年黄河堤防修成后，仍是“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黄河改道给山东带来的不光是水灾，还加重了蝗灾和旱灾。因为黄水所经之处，形成大面积的河滩和洼地，极利于蝗虫的繁殖和生长，由此造成的蝗灾也极为严重。自黄河改道后，山东西部黄河两岸一直是中国蝗灾重发区。黄河改道对所经之地的河湖也产生严重影响。黄河洪水破坏了鲁西南、西北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造成了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黄河改道给山东造成的灾荒，时间长、范围大、程度深，而且逐年加重。清政府枝枝节节的治理和杯水车薪的赈济，无法遏制滔滔黄水带来的灾难。山东沿黄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再续行水金鉴》卷115，第3009页）。他们为了生存，或流离他乡，或沦为“盗贼”，由此酿成了咸、同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改道之前，黄河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也是清军防守的重点。改道前，尽管捻军在黄河以南的苏北、皖北、豫东一带活动频繁，但山东南边诸县皆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改道后，捻军北进再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山东遂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黄河改道不仅有利于外省的农民军进入山东，也迫使深受改道之苦、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山东民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在黄河两岸沼泽区活动的“水套军”多次导引捻军过河，并在1865年5月18日的高楼寨战役中，配合捻军，击毙清军统帅僧格林沁。黄河改道给鲁西北民众带来了灾荒和饥馑，而地方官府又借征收钱粮而肆意勒索，置民众死活于不顾，天灾与人祸加在一起导致1861年春，鲁西北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军在短时间内攻占过13座县城，进攻过10多个州县，成为当时山东本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从统计资料来看，晚清山东黄河行水共57年，有38年发生溢决，占行水年的67％，其中光绪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分别决溢达52次、40次、23次、19次（山东河务局编：《山东黄河大事记》，第361—371页）。如此惨烈的危害完全由一个省来承受，这在黄河变迁史上也是罕见的。追究近代山东黄河不治的原因，除了国势衰落这一大背景外，还有以下几点具体原因：一、持两端。铜瓦厢决口之后，清廷就黄河南行与北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隶总督曾国藩、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马新贻、曾国荃，漕运总督张之万等都主张黄河北流，反对复归故道。而山东巡抚丁宝桢、张曜则多次提出让黄河复归故道。清廷长期摇摆不定，耽误了治河的最佳时机。二、投入少。治河本是国家大政，非投巨资不可。而清政府因国力空虚，无力投巨资大治黄河。由于经费短缺，“山东黄河未届大汛，料已用尽无余，迨事急请款采买，业已缓不济急”（周馥：《周悫慎公全集》奏稿一，第19页）。三、基础差。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山东黄河的治理一开始仅靠民埝勉强维持，待发现民埝不足恃后，匆忙之中修筑的两岸大堤又不符合标准。从实际情况来看，正是由于清政府不愿一鼓作气大治黄河，才使山东黄河的治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苟且一时，遗患无穷。四、无专责。铜瓦厢决口后，黄河改道北流，这正是大治黄河的关键时机，而清廷竟把治河的重任全部压在山东巡抚身上。不仅如此，由于未设河督，河督以下专管河务的厅汛也未设立。因此，山东黄河的治理不但缺钱，而且缺人。山东巡抚周馥在晚年曾回忆他在山东治河的情形：“叠逢异涨，淫雨不止，东西报险不已。请部款则驳斥不与，搜于司道各库则罗掘已空。购运秸石，缓不济急，驱遣弁兵，溽暑泥泞之中，疾病相属，盖心力交瘁、寝食俱忘矣”（《周悫慎公文集》文集二，第14页）。“心力交瘁”四个字道出了山东巡抚治河的艰辛。五、弊难除。改道之前，由于清廷对河工的重视，投入经费较多，“而不肖官吏继之渐生恶习，遂因以舞其诈而纵其贪。昏愦骄奢，灾喜事，钻营把持，溪壑无厌。大工一举，集者数十万人，至使四方游土猾商倡优无赖之流，无不奔走辐辏于河上。”（同上书，文集一，第17页）。改道之后，河工之弊依然难除。1897年间，李秉衡往来河工数次，对两岸堆存秸料过秤抽查，结果发现“通计斤重购足一万者竟无一人”，其中杨先甲（候补知县）、王惟贤、庆瑞、刘家善、松秀、车映斗等6人所购之料，“斤重短少太巨，皆在七千斤以下，甚至有不足6千斤者”（《李秉衡集》，第432页）。他虽请旨将以上6人即行革职或降补，但此后仍发现若干起不足斤两的秸料。尽管清政府对治河不力的河督处罚也相当严厉，或“赔修”、或“枷号河干”、或“充军发配”，但植根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上的河工腐败是无法根除的。2007-08-0111:02:37  作者：省情网  来源：山东省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