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赵庆胜/驿寄梅花泪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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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胜
01
杭州西湖，自古就有钱塘湖、武林水之称。
“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5月，白居易奉诏调回长安，他在恋恋不舍离任之际，还专门作了一首《西湖留别》，为湖正名，西湖之名由此而来。
这一年，对于大唐帝来讲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期间，发生了三件不得不提及的大事。首先，这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夜，沉浸在长生不老虚无缥缈梦幻中的唐穆宗，终因服用方士金丹病发而卒，享年30岁。唐穆宗李恒，作为大唐第十二位皇帝，在位只有短短五年。期间，荒于朝政，奢侈放纵，导致河北三镇再度叛乱，直到唐朝灭亡。白居易得到唐穆宗驾崩的消息，悲痛万分，他朝着长安方向长跪不起。白居易回想起了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是这位喜好方士金丹的穆宗皇帝，欣赏自己的才华，才将其召回长安，并先后任命为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而今，短短四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虽然宫廷之上歌舞声乐依旧绕梁，但盛唐气象却早已消失殆尽。唐穆宗主政期间，内有权臣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外有藩镇割据，狼烟四起，这都是重暮王朝无法医治的最大诟病。就是面对这样的政治残局，穆宗皇帝政务荒怠，不听劝谏。白居易面对自己的这样一个“粉丝”，万般无奈之下，才屡屡越级言事，最终请求外放。穆宗驾崩，太子湛立即位，是为敬宗，自此唐朝进入垂暮晚期。白居易放眼天下，曾经的王朝乐土，内外交困，百病丛生，积重难返，病入膏肓，苟延残喘，大唐就像一辆失控的老破车，正加速滑向毁灭的深渊……
第二件事，这一年的12月23日，倡导文学革新运动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病卒，大唐痛失一代文宗。韩愈，年长白居易四岁，单从年龄上来讲，俩人应该没有什么代沟，况且又都是河南人，但是终究俩人没有成为朋友。韩愈出生于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与白居易的出生地河南新郑（今河南新郑市），两地相距也就百余公里，也算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老乡。如果按照家庭背景和出身来论，俩人又都是不折不扣的“官二代”，都是靠科举入仕，同朝为官，俩人先后还都担任过“知制诰”之职。白居易和韩愈性格一样耿直，都痛恨官场腐败，自认为怀才不遇，喜欢揭露现实矛盾，写一些讽喻作品。俩人又同是杜甫的崇拜者，喜欢结交文友，且有着共同的朋友。但遗憾的是白居易与韩愈，终其一生也只是普通交情，最终没有成为好朋友。尽管这样，对白居易来讲，他对作为文坛领袖、朝廷高官的韩愈，一直是发自内心地敬重、推崇、膜拜，这一点在白居易的诗集里不难看出，他曾多次写道。如《和韩侍郎苦雨》、《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小饮》、《久不见韩侍郎》、《和韩舍人题杨舍人林亭》、《和韩侍郎张博士游曲江见寄》等，这些诗歌都与韩愈有关。而他的偶像韩愈，却只有一首《同张籍游曲江寄白舍人》提到了他，这也是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段文坛历史。清代编辑的《唐宋诗存》里，唐朝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4人入选，宋朝苏轼和陆游2人入选，唐朝入选的4人中白居易居然排在韩愈之前，其他人且都是按照年龄排序，由此可见白居易在诗坛的影响力。
02
第三件事与白居易自己有关。公元824年年底，在浙东（今浙江绍兴市）任观察使的元稹（779年—831年），编辑完成了《白氏长庆集》，这也是白居易与元稹的诗篇唱和结集。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可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又让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足”字，道尽了白居易与元稹历经艰难困苦考验和知己难求的辛酸，成为高山仰止的挚友。“得一知己”尤其是在文人身上更是不易，文人相轻，自诩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文人间的交情远不如江湖汉子大块吃肉、大杯喝酒般的痛快豪爽。可出生于乱世的文人们，他们未敢忘记国忧，一直都在苦苦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来反映社会，泄导人情。在大唐文学的浩瀚天空，白居易与元稹，两个才情相当，且文学主张相同的人，犹如比翼翱翔的鲲鹏，共同开创了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相同的文学理念，共同价值追求，奠定了俩人坚实的友情基础，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相同政见，使俩人惺惺相惜之谊更加浓厚，“诗筒”传情成为俩人友谊联系的纽带，白居易与元稹共同演绎出高山流水觅知音的绝配，后人把他俩合称为“元白”。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又称殿试及第，这也是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创举。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初春，又是三年一次的进士大考，春寒料峭的长安，赶考的学子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似乎都在想用自己的满腔热忱，驱赶走严冬残留的最后一丝寒冷，让帝都长安多一份难得的生机。
备战三年的白居易，与那些学子一样，心中安邦治国的宏伟抱负如同春天里肆意滋长的草木。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次二十九岁的白居易终于考取进士第四名。“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唐朝新中进士，都有在大雁塔内题名的习俗，故以“雁塔题名”代称进士及第。激动不已的白居易，在长安慈恩寺的雁塔为自己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以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意思是说自己在所有中进士的十七人当中是最年轻的。
也就是这一次长安之行，他与22岁的元稹初次相逢，他们都被对方的文采精华所深深折服，况且又都反对宦官专权，提倡轻徭薄赋，正是为了实现安邦治国的宏伟抱负，志向相投的俩人相见恨晚。三年之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白居易与元稹同时通过吏部“书判拔萃科”的考试，一同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所谓“校书郎”，实际就是校勘整理皇家图书典籍的九品小官，薪俸也很微薄。尽管白居易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但与他过去长期飘泊流浪居无定所的生活相比，也总算是过上了安稳日子。
唐都长安，初名大兴城，始建于隋朝，唐时易名长安城，寓意“长治久安”。长安城分外郭城、宫城、皇城三大部分，面积约84平方公里，外郭城两市110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初到长安的白居易，在城东常乐坊租了四、五间茅屋，又雇了两个佣人看门做饭，日子过的也算是逍遥自在。“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白居易在《常乐里闲居偶题》里对此有所记载。作为校书郎，白居易不需要坐班，他每月只需去秘书省两三次，处理一下公务即可，平日无事就呆在家里，写诗作赋，打发日子，倒也自在快活。白居易租住的茅屋前面有片竹林，之前由于无人管理，已近凋零枯萎。文人爱竹，不可居无竹，白居易也不例外，他很喜爱竹子耿直贞节的品格。于是，自己便亲自动手加以修复，经过他的一番精心培育，竹林终于恢复了清秀之态。
03
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白居易因诗受到唐宪宗赏识，任命为翰林学士。第二年五月，又被任命为左拾遗。“左拾遗”是古代的一个官职，主要职能是捡起（皇上）遗漏的东西（政策决策失误），意思是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是国家的重要谏官。唐代行政法典《唐六典》规定，左拾遗设在门下省，序在左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左补阙之后。左拾遗同左补阙共同掌管供奉讽谏，凡发布诏令办理政务，有与时势不相适应、与正道不相符合的，大则当廷上谏，小则封书上奏，并负责向国家推荐贤才良臣。
任左拾遗后，白居易十分珍惜这个报效国家的机会，决心竭尽平生才识，力图做到朝廷得失无不明察，天下利弊无不陈说，有缺漏必规劝，有过失必进谏。正是这种决心与信心，才使得白居易不顾仕途命运，将自己一次又次置身于宦海惊涛骇浪之中。中唐时期，朝廷里最大的毒瘤就是宦官专权，太监们掌握着朝廷的最高权力，甚至连皇帝的废立都在宦官掌控之中，这也是白居易最为痛恨的。
“可怜孤松意，不与槐树同。”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拜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川蜀。初登官场的元稹，与白居易一样，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元稹接手的第一桩案件就是查办泸州监官任敬仲贪污案，并由此抽丝拨茧，揪出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的扰民贪赃案。“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又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亩、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钱七千贯。时砺已死，七州刺史皆责罚。稹虽举职，而执政有与砺厚者恶之。使还，令分务东台。”《旧唐书·元稹传》对此有详细记载。
贪官严砺虽然已死，但所辖的七州刺史皆受到责罚。元稹的出使“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得到了民众的充分认可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曾作诗称赞元稹“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元稹这一举动，深深触动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这种利益盘根错节，由来已久，要想完全打破这种利益格局，单凭元稹一人又谈何容易。为此，元稹受到严砺朋党和宦官集团的排挤，回朝不久便又被派往东都洛阳御史台任职。即便是遭受如此严重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初心，秉公执法，不向贪腐低头。元和五年，元稹又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子）不法事，得罪高官，被召回长安述职罚俸。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监察御史的元稹，打击贪腐从不手软，只是怨家路窄，举步维艰。元稹在回京述职途径华阴县时，在敷水驿与宦官仇士良、刘士元发生冲突，虽然元稹占理在先，但由于宦官权势熏天，唐宪宗也不敢得罪，于是就颠倒黑白，以“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认定元稹有罪，将其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敷水驿事件”。“敷水驿事件”看似偶然，实则是暮气垂垂的中唐必然的结果。
身为谏官左拾遗的白居易，看到好友元稹被惩罚，立马挺身而出，接连三次上疏朝廷，为元稹鸣冤，坚决反对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处罚元稹。白居易对宪宗皇帝说：“皇帝处罚元稹有三不可，第一个不可是元稹一心报国，他在这次事件中根本没有错，把他贬出去，以后朝廷的大臣就会寒心，有谁还肯为朝廷出力呢？第二个不可是这次事件完全是太监无理取闹，朝廷还这样袒护他们，以后太监的气焰就会更加嚣张。第三个不可是元稹身为监察御史，之前他已经查办了剑南东川节度使，而节度使之间又都是互相勾结的，现在把元稹贬到荆南节度使管辖的江陵去，他们必定会打击报复他。”白居易要求朝廷公正处理此事，以还元稹公道。可毕竟人微言精，白居易的仗义执言不仅没有说服宪宗皇帝，反而得罪了宦官，唐宪宗也龙颜大怒。最终，元稹还是被贬外放。通过“敷水驿事件”，足见白居易与元稹之间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
04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白居易与元稹的感情已经达到相濡以沫、心有灵犀的境地。据说，元稹赴任江陵离开长安，有一天，白居易与友人游玩慈恩寺后，在酒楼饮酒叙谈。席间，白居易一阵惆怅，他停杯叹道：“可惜微之（元稹字）不在，想必现在他已经到了梁州了吧！”随即，白居易即兴在墙壁上题了首《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元稹排行老九，故称“元九”。这事倒也平常，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一天元稹刚好到达梁州（今陕西褒城），晚上元稹做了个梦，梦见与白居易等人畅游曲江、慈恩寺。元稹怅然而醒后，写诗道：“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所惊身在古梁州。”这两首诗，一首写于长安，一首写于梁州；一首写居者之忆，一首写行者之思；一首写真事，一首写梦境，却不约而同地写在同一天，如同当面唱和，这不能不说是灵犀相通、心心相印。
公元815年，耿直的元稹不为朝臣所容，又被贬为通州司马。同年，白居易也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白居易自请外放任杭州刺史，元稹也来到相聚百余里的浙东（今浙江绍兴市）任观察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此后，俩人依靠互通书信倾诉衷肠。据后人统计，俩人来往书信累计有1800多封，互赠诗篇接近千余篇。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唱和30余年，诗篇千首，恐怕也只有白居易与元稹这对“极品”好友了。
白居易与元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东都洛阳，当时元稹从越州回长安路过洛阳，他专程探访闲居于此的好友白居易，老友相见，分外激动，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人生无处不别离，而白居易与元稹的终别最后落笔在洛阳。离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过东都别乐天二首》：“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元稹念叨着说自己年纪也大了，朋友也不多了，担心这是最后的相见。
却不成一语成谶，公元831年，60岁的白居易正赋闲于东都洛阳，农历7月22日，元稹病逝于武昌，白居易惊闻噩耗，悲恸不已！当元稹灵柩运回老家陕西咸阳途径洛阳时，白居易挥泪写下祭文：“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诀，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三界之间，谁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与公缘会，岂是偶然？多生以来，几离几合，既有今别，宁无后期？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这对始以诗交，终以诗诀的真情挚友，就这样阴阳相隔。
八年之后，年近70的白居易在午夜梦回时，依然思念昔日的挚友元稹，他又含泪写下《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使得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起俩人的往来诗词，仍能深深感受到他们之间同患难、共进退的深厚情谊。
作者简介
赵庆胜，山东聊城人，现居浙江杭州。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近年来，工作之余开始散文创作，作品散见国内各类报刊杂志。曾出版摄影作品集《激情瞬间》，散文集《岁月是片澎湃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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