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被认为日本历史上最长一天，天皇讲话从不提战败
1945年8月15日被一些人称为“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天”。从这一天上午开始，日本的广播电台就反复地播送着中午12时将有天皇的重要广播的消息。昭和天皇即位20年来，还从来没有直接向民众发表过讲话，人们对天皇的讲话内容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尽管有人心中对天皇是否要宣布接受同盟国的宣言有些不祥的预感，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像过去由人代为宣读的敕谕一样，天皇仍要激励日本人继续战争。也有人认为，在经历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及苏联的出兵后，天皇可能要宣布进行最后的决战。
当广播电台12点报时响起时，日本各地的民众早已聚集在收音机前了。电台以所谓“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昭和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
诏书中称：
朕深以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为忧，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布告尔等忠良之臣民：
朕已谕帝国政府通告美苏中英四国接受其共同宣言。
曏者，朕承皇祖皇宗之遗范，拳拳于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交共荣共乐。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实乃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之领土行为，皆非朕之本意。然交战已阅四载，朕之陆海将士虽勇武善战，朕之百官有司虽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虽克己奉公、尽其最善，战局仍未好转，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敌新使用残虐之炸弹频伤无辜，其状之惨不可预测。作战若延续，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波及人类之文明。如此，朕何以保吾亿兆之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是为朕着帝国政府回应共同宣言之缘由。
对于与帝国始终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盟邦，朕惟有深表遗憾；每虑及死于战阵、殉于职守、亡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朕常五内俱裂；至身负战伤、蒙受灾难及丧失家业者之福祉，乃朕之深切轸念之所。今后帝国所受苦难非同寻常，臣民之衷情朕亦尽知。然时运所趋，为万世之太平，朕将堪所难堪之事，忍所难忍之情。
朕笃信与护持国体之忠良臣民同在，而忌情绪激昂、滥滋事端，于同胞之间互相排挤，扰乱时局之势力。更忌由此误入歧途，失信于世界。此时宜举国一家，子孙相继，确认神州不灭，念及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定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粹，以期世界之进运。
此为朕之期待，望臣民周之。
之所以全文引用天皇的这一诏书，是因为后来的人们往往把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以“玉音放送”形式发表的诏书视为日本投降的标志，认为从此日本进入了战后。的确，日本的战后是从天皇发表诏书开始的，但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可以说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终战诏书》一次也没有提到“战败”和“投降”，由此埋下了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伏笔”。
对上述的天皇诏书进行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诏书只说到“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同盟国一方又使用了“残虐之炸弹”，为了“亿兆之赤子”而不得不宣布接受美苏中英四国共同宣言，[插图]而没有任何一处涉及承认日本战败的事实；其次，诏书强调宣战并非自己的本意，而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不得已而为之，仍然是站在“解放东亚”的立场上，并对当前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感到遗憾；最后，诏书中所指的战争是自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的战争，而对侵略中国的战争则不置一词。可见，与以往一样，诏书突出的仍是所谓的日本“国体”，坚持的仍然是皇国史观。如果对诏书的意旨解释得更清晰一些，那就是：虽然日本现在遇到了暂时的波折，但只要护持国体，虽任重道远，但日本仍有希望。
其实，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已成不可否认也不可逆转的事实。天皇发布这样一份并不承认战败的诏书，固然“终结”了战争，却导致了日本社会思想的混乱。
日本的各大报纸都在8月14日的午夜接到了宣布战争终结的天皇诏书，并在第二天以醒目标题刊出。《每日新闻》的标题是：“圣断 大东亚战争终结；颁布收拾时局诏书”，而在“维护国体”的社论中则写道：“在聆听大诏终结战争之际，吾辈草民应发挥国体之精华，建设新日本”。《读卖新闻》的前身《读卖报知》以“为万世开太平”为题，全文刊登天皇的诏书，同时发表社论称：“正如大东亚战争的宣战诏书所申明的，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东亚的解放和十亿民众的福祉。”这些报道和社论中没有一句话提到“投降”、“无条件”，也没有一句是对导致战败的军队与政府的批判。《朝日新闻》虽然承认“日本国民今后面对的和平不是对等的，是单方面的战败”，但是对军队和政府的责任也未置一词。这是因为在8月14日，负责新闻管制的情报局刚刚向媒体下达了“大东亚战争终结交涉之际的舆论指导方针”。
8月16日，情报局针对天皇诏书公布后的形势，再次发布指示，要求各媒体“可以刊登敌方的正式声明，但是将其中谈到战争责任者的追究、军部的责任以及影响国内局势的内容一律删除”，“可以使用'日本投降’的概念，但是不得说'无条件’”。
东大教授小森阳一曾指出：《终战诏书》是针对美国、英国、中国与苏联四大国提出的《波兹坦宣言》的回答，理所当然地应当涉及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诏书中“只将'宣战于美英二国’视为问题”，“排除了中国和苏联，显然说明其意图是要把战争限定在1941年之后”。也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天皇的《终战诏书》“其最根本之处就是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护持国体’”。因为在所谓的《终战诏书》中，只提及日本与美英两国的战争，而且其内容中根本“不存在战败认识”，至于“关于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一概不予理会”。所以，所谓的《终战诏书》不过是一个“继续天皇制的宣言”。
这样，伴随1945年8月15日《终战诏书》的公布，所有的日本人一夜醒来就不得不面对战败的残酷现实。战争期间作为日本精神支柱的皇国主义史观本来也应当寿终正寝了，但由于《终战诏书》仍然坚持皇国史观，只不过从形式上以暧昧的态度结束了战争，这就带来了战后日本人关于历史认识的一系列问题与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