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的网瘾战争|游戏|成瘾|网络游戏
中国玩家对游戏相关的负面新闻不会陌生，比如 2002 年的蓝极速网吧纵火案，一瞬间带走了 25 条人命，几乎让社会舆论一边倒的站在游戏的对立面。但要说到第一起因玩电子游戏而猝死的新闻事件，人们会将目光聚焦到韩国西南部城市，光州东区的一间网吧里。
同样是在 2002 年，一名 24 岁的失业男子因连续玩了 86 个小时游戏，期间不眠不休，仅靠着方便面充饥，最终倒地过劳而亡。当时网吧的员工在口供中说到：“我在洗手间发现那人已不省人事，但他醒来后又继续跑回去打游戏，过了一个多小时后再次倒在地上。虽然后来被送到医院，不过早就断气了。”
没过多久，韩国开设了第一家网瘾治疗中心，一位精神科医生抛出理论，认为 20%~40% 的韩国青少年有游戏成瘾的潜在迹象，症状包括 “无法合理管控时间” 以及 “对父母叛逆”，并建议 “患者” 即时入院治疗。
是不是感觉这些论调非常熟悉？毕竟我们见证了无数种强盗式的独断论，见证了悖离科学的临床治疗。不过，在游戏产业先一步进入高速发展期的东亚毗邻，韩国的这场 “战争” 还要来得更早一些。
经济救星
反对游戏的声音，其实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韩国就已经广泛存在了。1975 年，首尔的一家百货公司引进了三台装有山寨版《Pong》的机器，不少报纸对其进行了报导，并声称三星和高仕达正在生产类似的新产品。
一部分人看到其中的商机，开始在全国各地铺设 “电子娱乐室”，但这立马遭到保守家长、媒体和政府要员的强烈反对，因此直到 1980 年，只有 43 家商场得到了政府批准，其他未获批准的只能转入地下偷偷经营。
1980 年 2 月 21 日韩国《东亚日报》对游戏这种新鲜事物的负面报导
三星在 80 年代也模仿美国、日本等公司举办过软件竞赛，但或许是为了迎合世俗眼光，几乎没有程序员会去制作游戏。不过，大宇电子基于 MSX 打造的游戏机 Zemmix 倒是因为盗版软件而广受欢迎，到了 1987 年 7 月，韩国颁布了一项保护电脑程序所有权的法律，这之后才诞生了一些生产和发行游戏的小公司。
但正是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产业，却在 1997 年韩国因亚洲金融危机而陷入泥沼时，成了主要的受益者之一。
1997 年 12 月，韩国民众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
彼时的韩国政府认为大企业集团主导下的工业化政策存在巨大弊端，在财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依然提高了文化部门 40% 的预算，从 1998 年起接连提出《文化立国》《21 世纪韩国网络发展》《2002 大韩民国游戏白皮书》等计划和方针，并建立培养人才的 “游戏研究院”，将发展游戏业提升到国策的高度。
除了本国自产的网络游戏外，外来引入的《星际争霸》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腾飞。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第一场通过电视播出的星际比赛由韩国动画电视台 Tooniverse 举办，那时还是在一间小房子里，搬个乒乓球桌状的台子当作对战席来使用。而到了 2004 年，《星际争霸》的全球总决赛已经来到韩国釜山的海滨浴场，10 万名观众盯着屏幕翘首以待。
随之而来的，是网吧生意也变得好做起来。在 1998 年到 2001 年期间，韩国的网吧数量增长了 230 倍，有的韩国人将其誉为高压社会下 “唯一可以缓解压力的场所”。经济学家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为 “星际经济学”，人们同样醉心于每小时 10 来块的低娱乐消费，以及食物、饮料和游戏一应俱全的一站式服务。
“玩电脑游戏是韩国学生唯一能真正拥有的爱好。” 在祥明大学攻读游戏专业的金永奎（Kim Yong-gyu）对此深有体会：“高中生下午 5 点左右放学，然后补习到晚上 9 点，他们在睡觉前只有 1~2 个小时来享受人生。”
2016 年时，柯南都去韩国网吧体验了一把 PC Bang 的文化
到了 2002 年，投入 10 万亿韩元打造的高速通信网有了显著的效果，宽带落户数飙升到 1040 万户，要知道这个数字在四年前还只有 1.4 万。而受益于网络，游戏也因此成了许多韩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国家经济复苏的中流砥柱，它的影响力逐渐辐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度。
反对者眼中的另一面
一件事物越是处于社会的中心地带，就越容易被拿来作为评判的对象。在韩国，许多研究者试图将游戏与抑郁、焦虑等心理状况联系起来。比如在 2013 年到 2017 年期间，韩国学界发表了 91 篇有关游戏成瘾的论文，占到全球总量的 14.8%，成为了 “游戏成瘾论” 最大的输出国。
这背后其实有迹可循，因为和游戏相关的负面新闻实在是太多了。
2005 年，一名来自韩国大邱的青年，在网吧打了 50 个小时《星际争霸》后心脏骤停，在当地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他几个月前才因为沉迷《魔兽世界》旷班太多而丢掉了锅炉修理的工作。
2009 年，一对韩国夫妇因为玩《Prius Online》，12 个小时置自己的孩子不顾，导致其死于营养不良，最终他们被地方法院以过失杀人罪为由判处两年徒刑。
期间法院还采纳了被告律师的提议，将游戏成瘾作为一种疾病纳入判决考量，女方才因此缓刑得到了保释 。同样的事情其实在韩国仁川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只不过那一次婴儿是在没有照料的情况下窒息而死。
比较讽刺的是，《Prius Online》中却有针对小女孩的养成元素
相比于游戏对本国经济的提振，首尔天主教大学圣母医院的精神病学家李海国（Lee Hae-kook）更看重这些阴暗面：
“一个 25 岁的无业男子在游戏里欠了 1.8 万美元的债，被他姐姐拖过来治疗。该患者青少年时期每天就玩 2~3 个小时游戏，对学习毫无兴趣。成年后每天花 10 个小时上网，一半时间打游戏，一半时间逛油管…… 这个人最终符合承认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标准，所以我开始给他开具相关药物。”
李海国很早就认为游戏成瘾是确定且可以诊断的，除了开设对应的医疗专项外，他还特别喜欢面向公众发言，试图将暴力、犯罪和杀人与游戏联系起来，称游戏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曾经和立法委员申义仁（Shin Eui-jin）联手推行一项所谓的 “上瘾法案”，将游戏和赌博、酗酒、毒品并列为韩国社会的 “四恶” 之一，在国会听证会上甚至对议员大放厥词，说游戏可能 “比毒品更严重”。
整个韩国游戏圈自然将其视为眼中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对他形象的描述为 “50 来岁，苍白、消瘦且傲慢的中年人”，可以说是 “韩国杨永信” 一般的人物。
李海国（Lee Hae-kook）
由于存在巨大争议，李海国和申义仁的法案并没有顺利通过，但在此之前，韩国当局的许多部门已经将游戏成瘾视为促生死亡事件的根本原因。首尔的国家信息协会和韩国的性别平等和家庭部着手进行调研，最后的结论是，10% 的韩国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且 20 个人中就有 1 个人严重成瘾。
在此情况下，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立新的诊所、组建支援小组，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一问题。比如在首尔城外 120 公里的地方，国立公州病院开设了一间专门治疗游戏成瘾的诊所。负责人李宰旺（Jaewon Lee）博士认为，有人害怕社交互动，所以在游戏中寻求交流，还有人寻求权力，这些也能在游戏中得到满足，因此 MMORPG 和 FPS 最容易让人上瘾。
韩国明知大学的 “I Will” 中心利用很多玩具来转移儿童对游戏的兴趣
而到了 2011 年，一项被称为 “灰姑娘法”（亦有 “关机法” 一说）的条例出台，禁止 16 岁以下的人在晚上 10 点到早上 6 点之间玩网络游戏。未成年人被要求在网上登记他们的身份证，便于监控和管理。
同时另一个项目 “成瘾戒治学校”（Jump up Internet Rescue School）应运而生，提供为期 12 天的治疗服务，没收学生的手机和电子设备后，迫使参与者从事户外和体育运动，同时还有情绪控制相关的心理训练，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处理方式。
迫害升级
在韩国政府支持与民间舆论的双向推进下，“游戏会导致成瘾” 这一理论的拥趸在韩国逐渐壮大，尽管 “关机法” 有一些漏洞可钻，但许多家长仍然赞赏政府的干预和努力。这些人都认为自己工作太忙，没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控制孩子的游戏行为。国立公州病院的诊所更是在极端情况下，开始对额叶皮质进行磁刺激来治疗患者，就像对待可卡因的成瘾者一样。
而时间很快来到 2019 年，他们在此基础上又获得了更强力的武器。
如你所知，当年 5 月 25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对所有玩家而言都是个重大冲击。WHO 在《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次修订本》（ICD-11）中，将 “一种长时间持续或反复出现的游戏行为模式” 定义成 “游戏失调”，在此之前，只有赌博享有同样的待遇。
几乎全球都对 ICD-11 针对游戏失调的描述存在质疑
尽管失调和成瘾还不能完全划等号，但这在医学上仍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转变。“韩国杨永信” 李海国更是抓住这一点回怼一切质疑者：争论游戏成瘾是不是疾病毫无意义，权威机构都表态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而对于一部分韩国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进展。政府也召集了一批人才来研究这一问题，有可能最早于 2025 年将 “游戏失调” 纳入自己用于诊断的 “韩国疾病标准分类”。
当然，并不是所有医学研究者都站在游戏的对立面，延世大学媒体研究教授尹泰镇（Yoon Tae-jin）就觉得将游戏全都归为一类太过笼统，很多医疗从业者甚至都没搞清各种游戏之间的区别，便预设它们会引发成瘾，再借此展开论证。还有一项针对韩国高中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即使按照笼统的标准来测定成瘾率，那比例也只有 2.7%，构不成一个普遍现象。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弗格森（Christopher Ferguson）和 WHO 的邮件通信，或许揭示了 ICD-11 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弗格森认为游戏失调不应该如此武断的列入名单，而 ICD-11 项目的官员杰弗里?里德（Geoffrey Reed）回复道：“不是所有事情都由我决定，我们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亚洲国家的压力，要求我们把（游戏失调）这一点纳入进去。”（虽然 WHO 后来表示没受到政治影响）
前游戏设计师金成镐（Kim Seong-hoe）则直言不讳的说到，将玩游戏和生病划等号是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暴政，这种独裁统治者一般的想法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像是有一家孤儿院的看护人员为了方便自己玩手机，给捣乱的孩子服用多动症药物。现在看起来，他们口中针对游戏成瘾也是同一个治疗方法：
“有一些游戏和类别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比酒精可要复杂得多，不进行区分就判断游戏会引起成瘾实在太荒唐了…… 换句话说，给成绩差的学生服药也没问题吗？”
金成镐并不完全抵触针对游戏的质疑，只不过他希望人们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一些，比如将沉迷游戏的青年和家庭环境、学习压力联系起来，探寻更深层的原因，而很多成年人为了包庇社会问题刻意无视了这一点。
既定的未来
不过，社会主流舆论的力量总是更强一点。韩国国立心理健康中心的研究人员韩基万（Han Ki-wan）表示，韩国不太可能提出与 WHO 完全不同的游戏失调标准，而它们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
为了暂缓标准的实施，韩国文化部拒绝加入卫生部领导的一个咨询机构。他们估计将游戏失调视为疾病，可能导致未来三年损失 90 亿美元收入，并减少 8700 个工作岗位，与首尔国立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一致。前车之鉴，就是整个国家为 “关机法” 付出了 24 亿美元的成本。
韩国地铁的游戏宣传海报，手机游戏并不受 “关机法” 的约束
韩国政府部门之间的公开不和，使得双方的说客大打口水仗。
东阳大学的教授金贞泰（Kim Jung-tae）加入了一个与 ICD-11 分类做斗争的小组，他认为游戏产业的整个生态系统可能因此而崩溃，而将游戏问题视为一种疾病，是精神科医生和官僚们的 “政治迫害”，因为他们从研究和治疗资金中获利，而父母们也急于为孩子学业失败的问题寻找替罪羊。
韩国卫生部的支持者发言反击，表示对游戏行业会崩溃的担忧是 “言过其实”。汉阳大学医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卢圣元（Roh Sung-won）说到：“醉鬼不会责难酒厂，企业也不会因为发生车祸就不再造车了。”
唯一的好消息，是双方在某些细节上不约而同的达成了共识。
比如游戏公司借着免费名头开发出 “变种老虎机”，让用户如赌博一般不断续费，使得医生无法对游戏做出合理的判断；又比如在惩罚性教育和残酷的竞争下，游戏是年轻人为数不多的消遣手段之一，这是社会背景而不是单一产品的问题。
不难看出，尽管针对游戏的整体评论偏向妖魔化，但有些看法还是理性的，并非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仍然保留了对症下药的希望。
仔细想想，就着饮料和零食，跟朋友肩并肩的坐在一起玩几个小时游戏，真的有想象中那么十恶不赦吗？无论游戏产业带来了什么不良影响，它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绝对让人无法忽视。或许更细分，更深入的看待游戏，才能在游戏成瘾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参考资料
· Video games are dividing South Korea
· South Korea wrestles with video game addiction
· South Korea's Video Game Addiction
本文转载自“游戏时光 VGtime”
作者“箱子”
不代表杉果游戏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