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可持续”与“创新”
首先我要祝贺《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正式出版，借今天会议的机会，我们还可以在大家关心的财政可持续发展重大问题上，来开展学术的研讨。
这样一个财政可持续的命题，有非常鲜明的服务于全局、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化战略可持续实施的时代意义。这个选题是延续到第二年了，记得上一年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会，自己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选题的现实意义结合着研究团队学术功底的运用，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服务于经济社会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去一步一步接近现代化战略目标这个宏伟事业的，非常值得方方面面重视这样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讨。
在第一个层次的意思表达之后，第二个层次，我想主要还是针对2020这个大疫之年、也是大考之年，谈一些初步的想法。这样多的挑战，被人们表述为庚子年是一个带有至暗时刻的特殊年份，但是现在这一年毕竟要收尾了，大家多少有一点欣慰。最后这十几天看看特朗普还给中国出什么幺蛾子——几天来美方还在不断地施压，但是我们一定要扛过去。在理论联系实际这个视角上来说，我觉得去年就已经形成框架、而今年这个报告进一步完善了的财政可持续性“四位一体”的认识框架，确实非常值得肯定，是在已经有国外学者形成单一维度认识框架基础之上，我们有了更丰富的、更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去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这样一个新框架。运用此框架，这个报告应该讲是系统化、又突出重点地研讨了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和全局的问题。在报告的认识基础之上，我想借此机会也谈几点大疫和大考之年，自己的感受。那些突出的冲击事件我就不展开说了，因为大家已有了很多讨论，如我们在非常时期有非常之策，包括财政的三箭齐发，包括财政在应急这个制度上怎么样调动潜力经受考验。当然也有值得反思的，我们听说当年SARS的冲击之后，财政是以7亿多的资金支持建立了全国的直报系统，这一次至少研究者不能回避的是，在武汉发生疫情之初，这个直报系统它为什么没有如愿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值得再进一步研讨。但我现在还想另外点出三个我觉得至少是案例性的问题。
一个是咱们这个报告里，很好地把税收的可持续性问题摆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这也是财政在必须“以政控财，以财行政”这方面制度上的首选事项。规范的税收制度能够大宗、稳定地、可预期地给政府履职提供收入，这里面又有一个中央特别强调的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问题。直接税比重里，又有一个热点，就是个人所得税。2018年终于迈出了个人所得税综合调节机制的改革步伐。这轮改革在2019年实施、2020年延续，有非常值得进一步研讨和总结的必要。这里面有一个我认为和可持续性概念相关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按2018年的方案，2019年实施延续到现在，有一个需要不断打补丁的事情：个人所得税有了综合机制的改革，很值得肯定，说了多年终于走出了这一步，但是很遗憾，只把四种劳动收入综合了，非劳动收入一分钱都没有碰，而且最高边际税率是延续了45%，如此高的最高边际税率在国际上对比，是很罕见了。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对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变得非常突出。在现实生活中间，它又带来了一个高科技企业需以很高的薪酬维持的高端人才团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直接的表现，就是逼得中央在做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部署以后，很快不得不批复粤港澳大湾区地方政府可以运用补助的方式，把认定的外籍专家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压回到15%，这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个补丁打上去以后，我们后来看到了，又是中央一步非常有分量的棋子摆到海南以后，海南自贸区要按照它的方案启动全面建设的时候，宣布那里所有被认定的专家，不分外籍的还是国内的，都要把这个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压到15%。我们试问，这样一个打补丁的过程走完了吗？我认为没有走完，后面的攀比是必然发生的，客观上讲，也是使这两个要打造的增长极区域可以先行、而后续其他的区域是不是应该跟进，或者对一定会发生的攀比怎么处理的问题，还要继续研讨。我个人认为这实际上在倒逼我们争取跟上个人所得税进一步改革的步伐。45%的最高边际税率，是非压低不可的，从方方面面都可以提出这方面的论据。当然，这又要有一个通盘协调，如果很难再较快启动正式的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那么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在动态优化2018年改革方案执行过程中的重点事项加以研讨和尽快出台专门调整措施？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谈到这个报告在注重债务方面众说纷纭情况后，勾画了一个基本的图景。我完全同意，在对总体的中国公共部门负债加以重视的同时，应该有一个信心——我们是在安全区的。但同时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展开研讨。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非有不可的PPP机制创新，所连带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到底怎么认识，怎么分析？在这个PPP的立法方面，现在已经看到了非常令人遗憾的一拖再拖。2014年就作为一个重点创新事项启动了，总理多次督办，掀起了创新高潮之后，立法却迟迟不能按原来的时间表去做。后来听说因为两个部门谈不拢，退而求其次能不能搞个条例？几次信誓旦旦说条例一定要推出，2018年年底之前一定，2019年年底之前一定，2020年年底之前怎么样？现在看来还是不一定。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挑战性的，说明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本来应该的部门之间至少寻求一个粗线条共识这个事情都受阻。同时，似乎有关部门也没有更多精力去进一步给出工作上的指导，即到底怎么分析认识PPP相关债务的性质，什么叫规范的PPP，什么叫不规范的PPP？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也要感谢《财贸经济》编辑部还有财贸战略研究院领导层关心支持之下，把我和一位我的博士生合作的关于这方面研讨的论文，正式发表了，也特别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批评指正。我们希望，这个事情一定要落到法规与操作层面，能够对接到实际一线工作的同志，让他们不要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到底什么是风险？什么应认为是可控制的风险？什么其实不是风险？这些事情还要进一步探讨。这也是与财政可持续性密切相关的一个重点事项。我个人始终强调PPP的创新是非做不可的，它支持着中国的守正创新、守正出奇。常规发展不解决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问题，它必须是超常规的——现在的中高速在大国经济里就是高速，就是超常规，但是它要有更高的质量。财政资金相当有限，必须使这个资金“四两拨千斤”，PPP就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机制，是一个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加在一起，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所以，这个相关的研讨，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我再简单举一个例子。报告里很好强调了社会保障体系问题。财政对此并不是说要大包大揽，但必须很好支持这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这方面谈论了多年、横跨十几年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怎么样做到全国统筹，到现在没有解决。据我所知，过去的所谓部门利益阻碍，在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一轮，其实捎带解决了，原来收费的20万人出头的队伍，已经不承担收费职责了，那就是安置分流的问题。剩下我已经看不到有什么硬障碍了，但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又写入“十四五”建议而没有看到实际的推进。我也问了很多人，包括金融系统的一些理论和实践认识上我认为都很有功底的同志，但是所有人都没有给我一个回答，到底现在还碰到了什么硬障碍？今天还有咱们社科院金融所的权威，不知道有什么分析意见，为什么就是不敢做？我昨天晚上还碰到一位社保基金理事会学者型的领导，似乎也没说清楚。如果说这件事复杂，什么事情不复杂？配套改革都复杂，但我看不出它的硬障碍在哪里，这也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这几个例子之后，我想说到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年度报告，2021年显然还要继续做，我也乐见这个报告继续在已有的轨道上，更好地给现实生活提供建设性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借这个机会，我也做一个展望上的探讨：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2021年的报告是不是可以更多考虑现在中央建议里再次强调的“创新”这个主题词。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这是过去早就强调了的，现在中央进一步把它说到整个现代化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关键词，又是第一，又是核心，是直接支持着我们高质量发展和升级发展的。所谓可持续，它一定要体现为我们的可持续是在升级状态的，是有高质量这个实质性追求的。这个方面，我也有两个视角上的例子可以简单提及，愿大家更多予以关注。
一个就是现在双循环过程中，内循环为主体大家都能理解——过去就有内循环和外循环，就像刚才高院长所说的，现在的新意在于内循环为主体。这方面其他事情相对好办，我们的市场已经雄厚了，要解决好自己的市场潜力怎么样进一步调动的问题。但有一个高端的事情使咱们现在还循环不起来，就是过去靠外循环解决的高端芯片这种有效供给，现在被掐住了脖子。卡脖子之后，高端芯片（类似的还有高端的航空发动机），怎样解决内循环起来的供给来源问题？可能只有华山一条路了，没有别的选择——天价也买不来的这个供给，得靠我们以新型举国体制去攻关。这样一来，相关认识就要进一步探讨。一个是新型举国体制到底怎么理解，有的同志（如今天上午我参加的一个会议里听到天津方面的资深教授，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打这个主意，哪怕是以新型举国体制，你也搞不出芯片这样的全球几千个以上的团队、大兵团作战做出来的有效供给。而我的思维逻辑是，既然认清楚“华山一条路”，那就没有别的选择，五年也好，六年也好，八年也好，这条路是非得争取把它走通的，这跟传统体制下勒紧裤带也要搞两弹一星是同一个战略思维。剩下的问题，当然就是财政怎么样认识这个新型，除了必须给予资源支持之外，是不是要在通盘的方案设计里，更多意识到新型就新在它的成功的标志，不是我们搞出了这种产能，而是这种产能要跟世界市场对接以后形成越过某个临界点的市场份额，这才能叫做攻关成功。能够在最后，使我们这个芯片既是高端特征，又是大批量、高质量、高稳定性，有市场可接受的性价比，源源不断提供给国际市场——既然已经是个地球村，国际市场上大家的选择里最后欣然愿意购买这种芯片，形成一定的市场份额，这样我们就从原来的卡脖子、去中国化，变成了我们毫无疑问占据了高端相当可观的一份市场份额——这才能标志着新型举国体制的攻关成功。当然，相关的很多认识，现在还见仁见智，我举这个例子，个人的看法是这样：财政在这方面别无选择，既要支持，又要讲究机制创新。中央所说的自立自强、战略性的科技支撑力量，这是一个必须尽快形成解决方案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高端的例子。
还有另外一个视角上，我也想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意识到走进了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数字经济现在冲在第一线的这几个头部企业，直观地看显然有寡头垄断特征，就是BAT+京东+苏宁+美团+顺丰，可能现在还要加上拼多多，是不是还有一两个可加，不出十个的企业，在数字经济的前沿，影响力大家都感受到了，但是新近的冲击也是相当有震撼力的。一路绿灯的蚂蚁金服，突然被叫停暂缓上市了，怎么认识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社会舆论界的认识，比较直率地说，体现的就是国民的认识很容易形成偏激的、情绪化的、走极端的这样一种氛围。我看到的微信、微博，还有一些自媒体，甚至可以拉出十足的批倒批臭的架式，列出这种企业和他们企业家的“十宗罪”。但是这个时候，作为研究者，我是认为应该更多考虑全面的、理性的分析认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体会到中央所说创新第一动力和这个居于核心地位的创新大潮，它一定是数字经济引领的，其发源地是硅谷，我们的这些头部企业，只是用了人家的原创技术，但结合中国国情，成功地在大家都在试的情况下，以少数的人、少数的企业脱颖而出，成了风口上的猪，一飞冲天。现在从技术上来讲，互联网领域里流量为王，它一定有寡头垄断特征，你不可能设想它出来50个头部企业，就是这么不出十个的头部企业了。寡头垄断特征后面，怎么认识创新和防止它出现偏颇？这两个角度的结合，大有文章可做。做了一些调研，我们也提出了系统化的认识，时间关系今天不展开。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些带有寡头垄断特征的头部企业，他们实际上形成的在产业链上的作用，不是简单地压抑创新和“赢者通吃”，它们甚至带有在经济价值的连通供需、降低交易费用之后有普惠特征的社会价值。比如大家看一看，全中国乡村（包括穷乡僻壤）现在有了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你说他是垄断带来自己的通吃，还是带出来了“长尾效应”？在穷乡僻壤，一些女孩子过去注定无望加入双创过程的，他们现在可以在那里面借助各种各样的条件，在那里创业创新。对这些东西就不能一概否定。现在大家担心的，比如二选一有问题，那就要纠正。所以，现在这一轮的规范是有道理的。如果担心杀熟，那你就得给出规则——靠大数据、云计算很容易杀熟的话，怎么样校正这个可能出现的偏差？说它们的社区团购可能出现后面的垄断、抬价问题，我觉得需要两分法：首先肯定社区团购这样的功能，就是疫情冲击之下在武汉首先逼出来并显示于独特价值的——都封城了，各个社区隔离了，原来所有的手段都不解决问题，恰恰是这些电商他们靠线上线下结合的能力，解决了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和我们社会基本功能还能运行这样的关键问题。等到解封以后，这种经验被有些企业更为看重，推出社区团购的模式，人们担心是会把小商小贩统统给排挤掉以后，他们再来抬价。这个担心也有道理，但绝不能够就说个到此为止，这些电商企业全都是毛病，你们不要再考虑什么创新的具体方案了。我认为还是应该讨论什么可以是“扬长”的部分，什么是必须防范风险的部分，什么是“避短”的部分。有些事情我现在也不太了解，昨天看到一条消息说几个电商平台自己纷纷宣布他们的线上存款产品统统下架。我也问了一位学者型领导，他说依此理解，什么零钱通、什么余额宝肯定就得下架——我马上担心我自己手机里这点儿零钱通和余额宝怎么办了，到底怎么办为好？这些可是支撑着老百姓街头用扫码方式买煎饼果子——那些草根层面的人，自己也没什么正规的财务信息情况下，可以直接拿这些去解决他们小额生意结算，并得到心理上有满足的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的收入。我是认为，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逼得人家在这方面的创新都战战兢兢、似乎什么事儿都不可做。当然，全面的讨论今天时间也不允许，我点到为止。
如果我们能在2021“十四五”开局之年，更好抓住创新这条主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上，更好发挥现在报告体现的已经很有基础的研究团队的智力支持力量，我相信2021年，咱们的报告会更精彩。
这些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简 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