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奉献的甲骨缀合大家桂琼英先生
每当我翻阅《甲骨文合集》时，总会想起引我步入甲骨学堂奥的胡厚宣先生和夫人桂琼英先生。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11周年，胡先生逝世15周年，桂先生逝世33周年。胡厚宣先生我们是忘不了的，在“甲骨热” 与甲骨缀合十分热门的当今，我们对桂先生这位甲骨学史上的缀合大家也是不应忘却的。
《甲骨文合集》（下面简称《合集》）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担任总编辑亲自主持，历时约20年，于1978-1982年底相继出版完成。这部甲骨学史上的里程碑巨著，共收录甲骨41，956片，其中有很多都是经过拼缀的（所谓拼缀，现在通称作缀合，就是将分散在不同处而原属同版的甲骨碎片拼接复原）。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凡各片原为一版之折者，都尽可能地作过拼接复原，这是该项大型资料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一工作出力最多，贡献首屈一指者当数桂琼英先生。
《合集》的酝酿与编纂
甲骨文从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50年间，先后出土约15万余片，分散于海内外。据胡厚宣先生调查统计，国内共有25个省市自治区，41个堿市，95个机关单位，44个私人藏家，总共收藏甲骨9万多片。另外，港台3万多片，日本、加拿大、美、英、法、德、瑞士、比利时、韩国及前苏联等国还有2万多片。这些分散于海内外的大批甲骨资料，虽有近10万片已经著录，但也有不少缺点，诸如：一些著录书图片，印刷不清；有的拓本只拓了有字部分，或剪去无字部分；同骨正、反、臼分散在不同处；摹本失真或藆写错误的；拓本、摹本中杂存有伪刻的；不同书或同一书累有重见的；旧书刊印数稀少、价昂而难求等等。一句话可谓：纷繁散乱，千金难求。这样为研究者帶来极大不便，防碍了甲骨学的深入研究与发展。海内外不少学者，早就想对这些“纷繁散乱的甲骨文资料”，作一番“科学的总结整理”。
海外，董作宾、饶宗颐、严一萍等都曾作过嘗试，终因条件所限，沒有成功。大陆的陈梦家先生也曾打算对甲骨文材料“作一番科学的总结整理”，也始终未成。1956年，在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進军”号召的鼓舞下，胡厚宣先生和夫人桂琼英先生，把他（她）们酝釀已久的想法：对甲骨资料作“科学总结整理，编綦《甲骨文全集》”的计划提了出来。很快，这一计划得到有关方面的肯定，並正式列入国家“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一个重要项目。为了实现国家“十二年远景规划”中的这个重大项目，同年两先生调来北京，具体主持该计划的实施。不久，便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由全国有关方面的领导和知名甲骨文专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並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组（今属中国社会科字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室）成立了以胡厚宣先生为组长的《甲骨文全集》（59年后改为《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组，成员主要是先秦史研究室里当时的年青人。
1961年春《合集》编辑组正式开始工作。因为受当时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一直是时作时辍。10年“文革”大动乱期间更被迫停止了工作，全部材料封存于“战备”箱，转运去了河南鸡公山隐蔽起来，一直到“文革”后期又才搌转运回北京。
我所知到的桂先生和《合集》的工作
1973年《合集》编辑组恢复工作，原先参加筹备和选片工作的部分成员，因工作变动不能继续参加，成员减少，人手不夠。为加快进度，夺回被“运动”浪费的时间，使《合集》尽快与读者见面，又先后吸收了历史研究所尚未开展业务工作的部分同志——主要是文革前夕到先秦史室的年青人进入《合集》编辑组工作。我是先秦史室内最晚一批参加《合集》编辑组的。据我所看见与了解的当时《合集》编辑进展情况是：经过先期参加的同事们初步收罗材料、整理已出版的著录书和有关期刊、校重去伪、拼缀等艰苦工作，已初选了大约5万片左右。选片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1903年刊出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至文革前所能收集到的海内外甲骨著录书刊上剪下的，其中有石印、柯罗版、影印及摹本等。那时不能复印，都是用原书刊剪下来的。
二、文革前历史所收集和新拓回的各地公私收藏的原骨墨拓片。
三、文革前已墨拓的本所藏骨的部分拓片（当时商福久老先生还在室里专门墨拓尚未拓完的所内藏骨）。
四、少量甲骨照片（主要是国外的）。
所有初选片基本上都贴卡装入特备的卡片盒或大紙袋中。一般小片或不过巴掌大小的都贴在专门设计的卡片（约16×12厘米大小）上；同卡的另一面分别印有原著录号(选片来源)、重见、拼合、现藏（藏家）以及分期、分类、选定号、合集编号等栏目，以备在不同阶段注明相关信息。超过卡片而放不下的大片则连同卡片一起装进特制的大牛皮纸袋中；纸袋又装在大型卡片柜的抽屉里。《合集》恢复工作后，除续继組织人到各地有藏骨的单位进行墨拓，补收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国内外新出的甲骨书刊和拓本外，还有很多繁复而琐碎又不可缺少的工作要做，诸如：对从刊物上剪下的非原大片，根据比例尺作照像放缩还原，拼缀的补換，以及全部初选片的再对重、分期、分类、排版、贴版、编号、贴号等，这些都是图版的编排定稿前需要做的。全部图版完成后还有释文、来源表、索引，等等也都是很繁重的工作。我刚参加编辑组，先分配我协助桂琼英先生做拼缀工作。最初我看到桂先生做的拼合版原稿，大都贴在有点发黃的毛边纸上。那时条件差，纸质很不好，一般的出版物都是发黄的再生纸。拼缀版除少量暂用的摹本及少数照片待換外，全是用的原著录书刊上剪下的拓印片。
桂先生工作做得很细，所有拼缀小片的拼缀边口部分，只留下发絲般宽的白边。开始我觉得不夠密合，想征得先生同意，將缀口边的白边全剪掉。先生跟我说：“留点儿余边，这样不伤及原片，既可看见拼接口的原兒，又不防碍拼接的密合，还便于核对。”凡组成缀合版的每一小片，桂先生或在非綴口的一个留得较宽的边上，用鋼笔或铅笔清晰地标记有该片来自何书何页何号，或把所缀各小片旁边标注上“①②③”等小号，同时在贴片下的衬托纸上写明：①是某书某页片号；②是某书某页片号；③。桂先生的字写得清秀漂亮，非常好辨认。从这些仔细标注上，既可一目了然该小片的来源，不会錯片，又便于校对。我接手的缀合版，除少量未来得及拼缀贴上外，大都拼缀贴上了毛边纸，连同卡片一起，也都装在特制的大紙袋中。先期参加《合集》组的老同事告诉我说，所有的那些个拼合版，都是桂先生一人亲自动手细心剪贴的，没有任何人协助她。
我能方便顺利的完成复核校对工作，完全得益于先生认真细緻的基础工作和工整清秀的字迹。说实话，我这不能算做真正的甲骨缀合，因为桂先生把大多数图版已拼缀在一起了，而且各小片的来源都作了标记（有的直接标明该片的原书页码、片号，有的用“①②③”等编号注记）。我要做的主要工作只是：
一、复查桂先生已拼缀好的每一版是由那些片拼成的，逐一与原书各片核对，同时注明是否别人有过缀合；
二、遇有桂先生未来得及贴拼的散片，经核对无误后，再小心翼翼地学着先生的样版，剪缀口边拼缀贴在毛边纸上；
三、偶尔只见卡片上有缀合号和部分剪下的片子（即还缺与之相拼的某片），或少量用摹本（还偶有少数照片）的，我则查找出原书补剪，或找出墨拓，再经核对无误，然后拼缀贴好在白纸上；
四、最后按每部书的出版先后集中抄录成《拼合总表》，比如用《铁云藏龟》本身作拼缀的就简写作：铁43.1十铁53.4〔现合集1039〕；用《甲编》为主拼的则写作：甲1114十甲1154十甲1289十甲1749十甲1801〔见合集1801〕；类推《乙编》或别的书亦如此，以上工作都是为下一步《合集》分类排版或作为《附录索引》用的。先生要求特严，曾再三強调“千万要仔细，尽量少出或不出错最好”。总之，我的任务就是校核全部缀合版使用过的书名、页码、片号及相随的卡片中所填相关信息，最后依校对过的卡片整理抄录成《拼合总表》。现在的《合集》没有单附《拼合总表》，是因为《来源索引表》中包括了《拼合总表》的内容；也就是说《拼合总表》都分散纳入了《来源索引表》中，为省篇幅就省去了这个《拼合总表》。
刚进编辑纽，我听到要我助桂先生搞拼缀就发怵，心里有些犯嘀咕，对这项工作的意义可谓毫无认识，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很少在拼缀上多动脑子，致使个人在缀合上终无成果可言。但按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驯服工具”论教育：“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无条件接受。最后还是一一去做了，不过也僅僅是抄了6、7本拼合记录，並在此基础上向桂先生交出了一分《拼合总表》。据我粗略统计，《拼合总表》中总共约2000余版左右。在众多的拼缀中，少者由两片缀成，多者由十多片，比如今《合集》6530片用了《乙》编的14个小片拼缀成〔此片与《丙编》319版同，但《丙编》也未掇全〕。从拼缀採用的著录书刊与未刊行的拓本看，桂先生起码采用了约40多种，大概为“文革”前海內外所见著录书刊的2／3以上，用了上万片材料。由于数量庞大，少数拼缀不当的也有。这一点桂先生一开始就提醒我说：“拼合中免不了有错，发现就记下来。”我从头到尾也有过某些怀疑，但实际核查后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据我现在所找出的当年个人工作日志看；也许是个人当时的甲骨学水平太低，特别是甲骨缀合基础知识缺乏与重视不夠，我只在桂先生用《乙编》为主作的拼缀中校出过两处问题：一处是先生所拼的“乙200十乙364十乙427”版中，我校出其中364片不能与另两片相拼缀，后经王贵民先生证实我才大着胆子向先生说了。当我將这版请先生审阅定夺时，得到了先生赞许。其实应该是贵民先生之功，因为他也发现这版中有问题。从此以后，我这个比较粗心的人也不好意思太粗心了。可是从那以后，我也只校出另一片“乙1314十乙8500”不能相缀。别的，除发现有某些书号、页码有笔误外，我那时候确实没有再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错误。先生早就提醒过“拼合中免不了有错”。这就是说不是没有问题了，确实是我当时没有核对出来。比如三十年后，我室青年学者孙亚冰同志所举《合集》10970号，桂先生用《前》6.11.5与6.11.6相拼的情况，凭我当时那点甲骨知识是很难看得出问题的。
《合集》出版至今，学者们在《合集》基础上进行缀合取得了许多成果。更有海内外不少学者发表过评论，指出过某些存在的问题；但是，指出其原缀合片不当或错误的确实不多，这也是事实。《合集》的拼缀是非常庞大而繁琐的工程，做到如此地步确属不易！不难想见桂先生要付出多么大的心血！没有特别的毅力和耐心细緻，没有高度的尽业精神和科学责任心是难以做到的。我敢说，在整个《合集》编辑组里，除桂琼英先生外，别人是很难胜任的！
先生领我入甲骨学堂奥
我进《合集》编纂组之前，虽然也多少接触过一点甲骨学论著，但对甲骨学知识还是肤浅得可怜，或者说甲骨学知识等于零！这決非个人的卑谦。记得剛进编辑组时，当时有位室领导特别通知我说：“明天胡先生和桂先生可能要专给您们几位新参加的同志谈话。”按当时贯例，每新参加某项工作前，有关负责人总是要先做一番“热爱本职工作”之类的思想教育，讲工作意义如何？可兩位先生没有那些老套路，桂先生直接拿出一些缀合大片，就指导我如何具体操作，並没有強调拼合工作如何重要，有何意义。
桂先生和胡先生一样，很关心青年同志成长。我曾请教倆先生学习甲骨该从那里开始？先读什么书。桂先生亲切地嘱我有时间先翻翻郭老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或曾毅公的《甲骨缀合编》等书。胡先生则笑容可鞠地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在我们组里，我看大家都能成为专家”。起初我不明白先生的用意，后来我才觉悟到，郭老的《通纂》中不僅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缀合最多的（缀合30多版）著录书，而且是学习甲骨文必须先读的入门书。郭沫若《粹编》、曾毅公《甲骨缀合编》更使我领会到拼缀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学术研究的价值。原来，这是桂先生对我的甲骨启蒙教育！真是难得的教誨啊！兩位先生还多次对我说：“书（指拓片著录书）看多了就熟悉了，大家都会成专家”。记得兩位先生每次来组，一般总是先问问工作中有何问题，然后结合工作中的问题大家一起议论。很多时候胡先生都愛说“大家都是专家了（我知道指的老同志）”。这句既歉逊又鼓励肯定大家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的工作日志本里，还留有桂先生用钢筆亲自写的甲骨文父、尹、聿三字的不同形体。那是一次例会后，我看到一片卜辞中的尹字与聿字一样，更趁兩位先生走到我坐位旁时请教。先生就在我的本子上一边熟练地描写出了三字的各种异体，一边详细讲解同一字在不同时期的特点。组里有位年纪较大的同事，將甲骨文字写在小本上随身揹着，像记外语单词一样，有空就拿出来背诵。我有时也在兩位先生面前说学甲文是学“第二外语”。桂先生不只一次地鼓励我，说：“甲骨文不是外国语，也不神密。甲骨金文、篆书、隶书至到今天通用的汉字是一脉相承的。看多了，慢慢就熟悉了。”很多时侯在我不懂字辞时，她总是逐辞逐字教我读，不厌其烦地给讲解单字构形与意义及各条卜辞间的联系。桂先生在讲解时有个最大的特点：总是要介绍不同学者的观点。
在协助桂先生做拼合核对中，我不僅有机会翻檢大量原著录书刊，而且对每部书的序跋总要先浏览一下，了解该书的编纂情况，这使我逐渐增加了不少甲骨学的知识。比如，我檢读到郭沫若的《殷契粹编》112、113片及考释，始知王国维从缀合《戩》1．10和《後》上8．14甲骨卜辞，证明了《史记·殷本记》所记殷先公的可信及世次上报乙至报丁的小误。《殷契粹编》113考释的缀合，再次证明商的先人上甲之后为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 “又为王说得一佐证”。当我读到陈梦家为《甲骨缀合编》写的序言详述缀合之必要后，我才真正了解到拼缀工作有多么重要。由于甲骨卜辞是经过钻鑿火灼契刻后埋藏地下，厉经了三千多年，质地疏松易粹，出土后大多破碎，加之收藏流传过程中，收藏者只重视有字部分，碎损无字者多被忽视。因而使已著录的甲骨卜辞，有彼此本为一片之折而分散各处；使可以相互拼合者分散在不同著录书中，同一片甲骨之上原本完整的卜辞语句；甚至一个文字，都被分的支离破碎而不成文字难以句读，这是出土后甲骨所常见的。从而看到了卜辞字句的释读难度，不光是古今语言的差别使然，更是甲骨本身的破碎使原本完整的卜辞语句难以句读；自然也就影响了对辞义和卜辞内容的理解。所以陈梦家先生说：“为求文例的研究，及窥见卜辞的完整记载，甲骨缀合实为最基本的工作。”呵！原来甲骨缀合是整理甲骨，研究卜辞工作中的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环节。没有这一步，必然严重影响甲骨文与殷商史的深入研究！从此在我的思想深处才真正体会到拼缀工作的艰巨和重大意义所在。
记得有一次我在胡桂兩跟前提即学者把考释文字比做“天文学家在天空发现新星”，把拼合甲骨的甘苦比作“寻找‘姘头’”。桂先生说：“考释古文字和拼合甲骨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正确释读一个甲骨文对古史研究来讲，与天文学家在天上找到新星一样有意义，也可以比。但说甲骨拼缀是‘寻找姘头’却有点不好听。我与厚宣（桂先生对胡先生的亲切称呼）说过另有一比：好比寻找那些在战乱中失散多年的家庭成员，想使他们重新团聚一样艰难。”我一想，“寻找‘姘头’”虽也一定成度上道出了甲骨拼缀的甘苦，可有点不雅，还是桂先生比的好。想想甲骨发现后，从清光绪末至人民共和国成立，那真可谓战乱不断。甲骨文从王懿荣发现收藏后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易手、转移失散，确实与战爭有很大关系。桂先生的比喻是再恰当不过的。
桂先生作拼綴很慎重。甲骨中有不少同文卜辞；一些同文卜辞不仅字迹出于一人之手，而且卜辞的契刻部位也多有相同者，有如同一模具所铸。因而，有的缀合虽然纹理、字形、刻辞内容都能对得上，但也不见得就很可靠，特别是不连接的所谓遥缀。我在新参加这项工时，就曾幼稚地“发现”还有很多可以缀合的。组里的同事也偶有拼合所得，有的表面看还很密合。但先生总是反复核对，特注意是否同批出土，谁家所收藏？她认为，甲骨缀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些甲骨如果仅看拓本，不验原骨，缀合正确与否往往很难判断。有的甲骨有两个甚至更多的缀合者，其缀合结果或此是彼非，或此非彼是，或互有是非，或彼此皆非的事均有可能。为确保正确无误，缀合不能只看拓片表面，因为同文的卜辞不少，还得参以实物；无实物者，出土地层坑位、流传情况也是重要考虑因素。由此，这使我想到为何胡厚宣先生对甲骨流传与收藏的转移变迁的重视。原来甲骨的流传、收藏、转移变迁对缀合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记得十年动乱时期，上海某高校的“大批判写作组”不点名的批判“某甲骨学家，只知那里收藏有某人某批甲骨若干，云云”。其实，那都是〝文革〞中的一些既无知又无耻的御用文痞，对甲骨学一无所知，为迎合当局的政治所需的可耻之举而矣。
桂先生的业绩与奉献精神永存
《甲骨文合集》（当时还叫《甲骨文资料汇编》）自列为国家“十二年远景规划”中的重大项目后，经1961年成立《甲骨文合集》编辑组开始工作，“文革”中被迫封存8年，1973年恢复工作，到1978年《合集》开始出版。当年的青年成了中年，中年里有的未见出书就去了西天。但《合集》终于编成了，1982年这部“集80多年以来出土甲骨之大成”的《合集》，虽然历经艰难，前后断断续续达20余年总算全部图版13巨册出齐了。《甲骨文合集》“为甲骨的空前的科学整理结集。”出版后“受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普遍称许和欢迎”（《甲骨文合集补编·李学勤序》）。内陆及港、台与日本等有关报刊都有报导和评论，充分肯定该书对甲骨学的巨大贡献，一致认为是甲骨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一座里程碑”（参见《人民日报》1997先5月21专刊文《甲骨丰碑铸，青春忽已逝》）。
回想《合集》出版前的30年中，由于有历次主要科学发掘的计约2万5千多片甲骨和相关考古发掘资料集中在台湾（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5期），大陆去台学者又整理刊行了大批材料（如《殷墟文字》甲、乙、丙编），同时帶出了一批新人、出版了相当数量颇具影响的究论著和工具书。一时间，海外学者（特别是中国港台学者）的成果数量和影响力超过了大陆。因而董作宾（彦堂）先生及海外学者曾认为：“台湾成了中国甲骨文研究的中心”（日本《甲骨学》，1951年1卷1号，23页）。但是，随着《合集》的出版，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了起来，甲骨文研究的中心地位很快转移到了大陆，彻底改变了甲骨文的“研究中心”在台湾的看法。
这一切，都是与亲自主持《合集》的总编辑胡厚宣先生和他的夫人、甲骨学研究中的亲密战友桂先生的工作分不开的。《合集》这个“里程碑”性的大项目，是他（她）们共同提出来的，是最早的创意者和策划人。桂琼英先生更以普通编辑组成员的身份，“除了担任全书筹备和蒐集材料墨拓甲骨之外，还担任了整个全书的拼合工作，由於她的耐烦和细心，作出了优越的成绩”（《甲骨文合集·序》），她尽了最大努力，把散见于40多种旧著中原为一片之折的甲骨，尽可能的寻出来加以拼掇复原。这项工作十分重要！经过缀合的甲骨有助于窥见卜辞的完整记载，可避免研究者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从而正确理解与运用甲骨文资料研究中国古史。所以业内人士都深知，甲骨拼合工作是整理研究甲骨文中一顷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在《合集》编纂工作中，桂先生担此重任是别人难以替代的。按当时条件：海外的书 刊，特别是台湾的书刊，是很难及时看到的。比如，张秉权在台湾用10多年时间，对照实物缀合630多版编成的《殷虛文字丙编》，就是比较晚才从海外辗转购得的。桂琼英先生则用董作宾的《殷虛文字》甲、乙两编的上万图片就拼缀了1000版以上，不仅大多与張秉权氏不谋而合，还比《丙编》多出了约300多版。现在台湾缀合甲骨最丰的蔡哲茂教授对此也驚嘆道：“晚近集大成者当以《甲骨文合集》的印行，桂琼英先生拼缀了二千版的甲骨最为惊人。”（蔡哲茂《甲骨缀合集·自序》）桂先生不幸于《合集》定稿即將出版前一年的1977年病逝。这位为《合集》鞠躬尽力的中年甲骨学者，熟谙甲骨，长期致力于拼缀。胡厚宣先生曾透路过，桂先生原打算出一部大型的《甲骨缀合》专著的心愿，早在《合集》立项前，她就在夜以继日地潛心研究前人有关著作，同时做《甲》《乙》编的拼缀工作了，当时已经拼缀有数百版初稿，1958年“大跃进”时，当时历史所第一研究组（后来先秦史室的前身）个人研究计划还有桂先生的《甲骨文缀合汇编》项目。后来全部按《合集》新的体例，无条件纳入了《合集》。现在的《合集》总共收录拼缀不下2000版，如果加上她寻回的同骨反面与骨臼，大约在2500版左右。这些都是桂先生一人精心拼对亲手完成的。要是將桂先生的成果汇成专集，那是远远超过迄今以往任何一位学者的綴合成果多倍。
当然，《合集》尚存没有拼合的，但正如蔡先生所坦言：“由於《合集》已经分期分类，使得缀合工作更加容易” （蔡哲茂《甲骨缀合集·自序》）。使后来的学者得以更方便快捷的綴合未拼缀的甲骨。蔡哲茂先生的《甲骨缀合集》360多版成果即在此基礎上取得的。可以说，甲骨拼缀是没有完结的，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尤其是《甲》、《乙》编坑位地层记录的发表及《乙编》新版与《乙编补遗》的出版，使这一大批甲骨拼缀和完善更有了条件。特别应说的是，不论过去，或今天。在甲骨学界，通常是有人缀合一两版就可做一篇论文发表；缀合几十版就可出专著；缀合上百版更是了不起，绝对是对甲骨学的巨大贡献！桂先生纳入《合集》的缀合达2000多版，以她的条件和地位，本来有许多机会先期发表其众多缀合成果，可是，她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是将她的全部科研成果毫无保留地熔入了《合集》。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特别是当今社会转型时期，腐败浸入学术领域的时侯，桂琼英先生为甲骨学无私俸献精神更加光彩照人，极为可贵！如今不时暴料出那些为个人名利而争当“主编”、“总校”，争排名次，甚至不择手段剽窃、抄袭他人成果骗取学位、职称、禄位、名誉的人们，在桂先生面前显得多么的渺小。桂先生一生默默奉献，不为名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崇高品质，是学术界的好榜样。先生业绩永存，永远为甲骨学界所怀念和敬仰。
文章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