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育中 ‖ 运城记忆(41~43)
那些有趣的夏县方言
刚进村时,老乡们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叽里咕噜的,和日本人说话差不多。后来慢慢习惯了,听懂了,也会说上几句。再后来,发现夏县方言很有意思,有规律,也有特色,很有品头。
分析夏县方言,要把语义和语音分开来说。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从语义上说,有四个特点,一是有古语词特点。由于夏县历史悠久,近百年来又相对封闭,老百姓用语中有不少仍保留了古语词的特点。当地人不让你说话叫“不言喘”,读为“不言烦”。后来看姚雪垠的《李自成》里就有“言喘”这个词,是说话的意思。“不言喘”就是让你别没完没了说个不停,十分生动。到社员家敲门,他们不问“谁呀?”而是问“哪位?”文绉绉的,显得十分客气。一次看见几个社员蹲在路旁吃馍,只要见了人,都要举起来客气地说一声:“你饥吧。”他们管吃馍叫“饥馍”。这个“饥”字就是书面化的文言词,饥饿的饥。知青开玩笑的也回了一句“你饥吧。”一来一往,重复几遍,让女知青误听成“你鸡巴”,红着脸走开,闹了个笑话。夏县管不好好写字,叫“曲连连”。这个“曲连连”也是古话,元曲《高祖还乡》中就有,意思是划圈圈。管一起走叫“厮跟着”,这个厮字是文言词,要比“一起走”生动了许多。最典型的是把生活窘迫说成“熬煎”,把日子过的清贫说成“稀惑”。有人译成“恓惶”。我看“稀惑”更准确。稀,是说物质的东西缺少,惑,是说精神上的困惑,合在一起要比可怜两个字生动。
二是语言丰富,分类很细。平时,我们说房子、屋子是指人住的地方,没多大区别。这里分得很细,房是房,屋是屋。来了客人,不能说“屋里坐”,只能说“房里坐”。屋是睡觉的地方,生人不能进。还有厦,不同于屋也不同于房,指三面有墙一面空的地方,如“饭厦”。坐具也分得很细,有凳子、椅子、杌子之分。《红楼梦》里常提到杌子,和鼓的模样差不多。绳子也有细分。绑在牛鼻子上掌握方向的叫撇绳,牵着牛犁地的叫索绳。家畜发情说法也不一,牛、猪、羊叫“跑圈”,狗叫“走窝”,猫叫“叫春”。
三是生动、形象,有趣。管眼睛叫眼窝,管鼻子叫鼻疙瘩,管耳朵叫耳朵窟窿,管被子叫被窝,管小板凳叫墩墩,都很形象,比普通话生动了许多。形容生活精打细算叫“细法”,管完蛋了叫“斃了”,管磨磨蹭蹭叫“肉”,管说话张牙舞爪叫“燕炸毛”,管背后瞒着人干坏事叫“日鬼”,管急急忙忙赶路叫“日毛贼过潼关”。不仅生动、形象,还带有强烈感情色彩。说打你一个耳光,叫“打你一个鼻窦”。鼻窦指整个脸,没鼻子没脸的打,要比打一个耳光更生动。夏县话的指向很明确,也很准确。如厕所,叫茅后头,指正房后面的茅草房。管爷爷叫牙牙,奶奶叫来来,而姥爷、姥姥前面要加上“舅厦”两个字,叫“舅厦牙、舅厦来”。四是语言简练。管袜子就叫袜,帽子叫帽,肚子叫肚,省略了“子”字。管玩耍叫“反斗”,有时就一个字“反”。说“到外边反去吧”,不是造反的意思,是玩的意思。管女孩子叫女,孩子叫孩。管心情不错,不叫美美的,就一个字“美”。说这个孩子捣蛋,也是一个字“捣”。但也有例外,原本一个字,却加了一个“娃”字,如鸡娃、猪娃、狗娃、兔娃,很有人情味。当然,夏县方言也受思想观念影响,有时代局限性。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一直沿续解放前的说法,凡是新的东西,都带一个“洋”字,如洋车、洋布、洋灰、洋钉、洋火,也反映了这个地方新文化的置后。
从语音上说,夏县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北方言的分支,与普通话差异很大,与山西话差异也很大,和陕西关中话倒相近。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语音是由音节组成的,一般分为声母、韵母两部分,再加上贯通整个音节的声调。所以,夏县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声母、韵母和语调上。从声母上说,声母是指一个音节开头的辅音,普通话的声母由21个辅音充当,而夏县方言先天不足,没有那么多辅音。如,只有平舌音Z、C、S,没有翘舌音zh、ch、sh,造成平翘不分。把插手读成擦手,把事实读成四十,把筛子读成塞子。还有鼻音问题,当声母n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时,把农读为龙,把努读为鲁,把男读为兰。另外,不送气音和送气音也分不清。如,把鼻读成皮,把辨读成片,把蛋读成炭,把笛读成提,把跪读成愧,等等。还有,舌尖后音与唇齿音也不分。例如,“喝一杯水,拿一本书,坐在树下,看一下书,喝一口水,你说舒服不舒服”。其中,水、书、树、舒都读成一个音fu,连起来读十分搞笑。再有,零声母音节被读成辅音声母。如:爱,被读成耐,安,被读成案,武读成误,闻读成问。二是韵母问题。把秘方读成蜜蜂,把相向读成行星,把枪读成轻,把光读成功,把黄读成红,把否读成斧。三是声调问题。普通话分别有高平调、中升调、曲折调、全降调四个声调,用反映声音变化的调值来表示,分别为55、35、214、51。而夏县方言往往阴阳不分,平仄不分,上去不分,该升调不升调,该降调降不到位,听起来怪怪的。
一个地方的方言,是一个地方文化积淀的反映。夏县方言就充分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渊源,体现了河东文化的雄浑大气,体现了农耕文化、内陆文化的纯朴、真实,体现了带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民情、民风。
学说夏县话,也增进了知青与夏县的情缘。夏县知青张亭在农村插队将近十年,学得一口正宗夏县话,现旅居美国,是加州知青联谊会的会长。每每回北京,必定回插队的村住几天,和老乡们攀谈,当然还是那口流利的夏县话。他说,夏县人有个习惯,常用“四六句”表达想法,张口就来,出口成章。那时,老乡对北京知青的概括是:“穿皮鞋,戴手表,身上都是大衣袄。戴眼镜,要手电,吃的都是带金烟”。话虽不多,句句精彩,透着夏县人的朴实、幽默和灵气。
那个村里的百草园
1969年开春,我们史庄知青开始分队,十七个知青被分到四个生产队。我和苗凯、稽立群、郭旋、王岚被分到七队。队长把我们领到一个长期没人居住的小院。院里杂草丛生,一棵高大的皂荚树、一棵枝杈古怪的花椒树,还有一棵挂满槐花的大槐树,把院子占了个严实。让人感觉好像是到了鲁迅笔下三味书屋的百草园。队里安排我们三个男知青住在这儿。我们先是动手把草拔了,把地平了,又用石板支了一个小桌子,找来几块石头当凳子,一个情趣盎然的小院焕然一新。院里有一间里外相通的小土坯房。稽立群住里间,一个不到一米六长的土坑,也就是他能凑和。我和苗凯在外间各搭了一张床。躺在床上,才发现屋顶有好几个洞,能望见蓝天,几缕和煦的阳光从小洞中射在床上,反倒增加了几分情趣。
苗凯,是著名画家苗地的儿子,人很实在,也画得一手好画。一次队里给我们俩派了个活儿,给队上办一个宣传栏。苗凯一点也不犯难,三笔两笔就成了。他先是在白纸上用各种颜色随意一抹,然后用墨笔勾边。绿的成了叶,红的成了花,还有一条长长的飘带,一束鲜花跃然纸上。稽立群,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稽文甫的孙子。喜欢文学,听说附近有个司马光墓,一个人冒着雪就去了。平时,总在小本子上记些新鲜事儿和生活感悟,这也为他后来在《黄河》上发表的知青纪实文学积攒了素材。三个人都爱看书,一到晚上,点上小油灯,各看各的书,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每个人鼻孔都熏黑了。每每下工回来,小院就热闹起来,聊聊天,拉拉琴,唱唱歌,一天的疲劳也随之而去。
郭旋,王岚两个女知青住在一墙之隔的芳兰家。这家姓张,大儿子叫芳兰,我们就称他家人为芳兰爹、芳兰娘、芳兰媳妇。芳兰家十分热情,腾出新盖的上房让知青住。每天早上,芳兰娘早早就起了,冲着上房女知青轻声喊:“孩子,起吧,走地了。”又隔着墙着冲男知青大声喊:“走地了,北京来的娃!”每次听到这喊声,我就想起小时候母亲喊我起床。我有一首诗写的就是芳兰娘,题目是:《我有一个村里的妈妈》,诗中写道:
我有一个北京城里的妈妈
日夜为我牵挂
我还有一个村里的妈妈
让我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她的脸上挂满惆怅
却没掉过一滴泪花
她的双手布满老茧
却能织出五彩的云霞
她的小脚
整日围着锅台
却丈量了半个世纪
她不会讲更多的道理
只是每天早上叫一声:
“走地啦,北京来的娃”
几十年后,每次回运城,我都要专程回村去看望芳兰娘,把几百元钱塞在她手里。芳兰说,老人临去逝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提到几个知青的名字。芳兰爹是个红脸汉子,少言寡语,说话慢条斯理的,忧郁的眼神露着一丝看破红尘的冷漠。后来才知道,解放前他被抓过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成了历史污点。好在大哥张洪博是南下干部,在晋南颇有声望,才免遭歧视。一次,我看见院里小桌上摆着象棋,和他下了一盘,结果三下五除二我就败下阵来。芳兰爹笑着说:“下棋不能急,干什么事都不能急。”这话在理,让我记了一辈子。芳兰媳妇叫花兰,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苗条的身材,脸上总挂着腼腆的笑。花兰喜欢文艺,是村里小剧团的骨干。那时,村里有个丈八高的戏台,村民喜欢眉户戏,队里还有不少压箱底的戏装。每到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小剧团就活跃起来,锣鼓点一敲,一出一出的演。正好郭旋也喜欢文艺,俩人成了好朋友,还不时帮小剧团排个节目。
几十年过去了,队上5个知青都各奔东西,都选择了自己的路,找到了人生位置。稽立群成了文化学者,研究生导师,主编了《中华五千年智谋宝库》一书,有《文明的支点》、《科技发展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等多部专著。郭旋先是到云南军区文工团当了独唱演员,是反映老山前线歌曲《老山兰》的首唱。后又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和蒋大为、德德玛一并成为团里的压轴演员。她主演的歌剧《伤逝》还到东南亚各国巡演。王岚秉承家传,下海经商,成了一家国外品牌的总代理。苗凯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事事如意,但总有一些值得回忆的过往,一些值得留恋的时光。闲下来,也就时常想起那个槐花飘香的小院,想起小院里飘出的琴声。
那些承载岁月的歌曲
说到知青岁月,就不能不说到知青歌曲。我这里说的知青歌曲,并非指自己创作的和知青生活有关的歌曲,而是指像《山楂树》、《小路》、《喀秋莎》这样一些当年知青喜爱的歌曲。这些歌伴随着那一代人,度过了苦涩的青春和艰难的岁月,成为知青文化的重要符号。
我们村大部分地是山坡地,最远的地块在峨嵋岭上,要扛着锄头走半个小时。一路上,知青们边走边唱,唱的最多的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高原之歌》。歌中唱到:“翻过千层岭/爬过万道坡/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野马似的雪水河/冰山埋藏着珍宝/雪水灌溉着田禾/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呦/放开喉咙好唱歌。”这首歌,曲调优扬,唱腔嘹亮,站在峨嵋岭上吼上几嗓子,甭提多痛快了。
有一首巴西民歌《在路旁》,当时十分流行。歌词是:“在路旁啊在路旁/有个树林/孤孤单单人们叫它撒力登/在那林里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一见她就神魂飘荡”。下工的时候,路过一片小树林,郁郁葱葱的,唱起《在路旁》总要回头望望,好像小树林里真有一个美丽的姑娘,生活也多了几分情趣。
那时,经常挑灯夜战,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村,已是掌灯时分。家家户户的窗口都透着黄润的灯光,温暖而亲切。我们不由唱起《灯光》,一天的疲劳也随之而去。歌中唱道:“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那个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这首略带伤感的苏联歌曲,用“灯光”这一富有诗情的意象勾勒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是知青离愁的真实写照,唱出来也是一种宣泄和寄托。
当时,苏联歌曲是知青最喜欢的,《山楂树》十分流行,人人都会哼几句。歌词是:“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光辉煌/哦/那茂密的山楂树呀/白花满树开放/我的山楂树啊/你为何要悲伤。”村里和水头相距八里地,水头是一个小站,原来很偏僻、冷清,知青来了之后逐渐热闹起来,进出夏县都要从水头上下车。那个跑着绿皮火车的小站,就成了知青们心灵的驿站。站在山坡上,就能听到“轰轰隆隆”的火车声,还能看见一串串飞驰列车的灯光。唱起《山楂树》,别有一番感慨。
想家了,就唱《鸽子》。《鸽子》是一首曲调优雅、充满柔情的西班牙民歌。歌曲用询问的口吻开头,恰中知青们无人问津的心怀。“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天上飘着明亮的七色彩霞/心爱的姑娘靠在我的身旁/亲爱的我愿同你一起去远洋/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飞翔”。知青们爱唱的歌曲还有很多,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纺织姑娘》、《红莓花儿开》、《喀秋莎》等等。躺在松软的打谷堆上,仰望天上的星斗,哼起这一首首富有生活气息、接地气的老歌,知青们也找到一个安放灵魂的地方。
后来,有人从北京听到消息,说主持八个样板戏的那个人,主张学一些有难度的外国歌曲,有助于练声,比如《重归苏莲托》。这又勾起知青们的好奇和兴趣,也想尝试一下练声的感觉。《重归苏莲托》是一首著名意大利歌曲。苏莲托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的一个小镇,被称作“苏莲女仙的故乡”。唱起来,不仅旋律优美,还极富画面感和想像力。“看/这海洋多么美丽/多么激动的心情/看/这大自然的风景/多么使人陶醉/可是你对我说‘再见’/永远抛弃你的爱人/永远离开你的家乡/请别抛弃我/别使我再度痛苦/你回来吧/重归苏莲托。”每每唱到这里,知青们都潸然泪下。歌曲唱法的确很有难度,音调一节比一节高。“可是你对我说‘再见’”,一下高了六度。“永远抛弃你的爱人”,乐音再高。“请别抛弃我”,到达高潮,没有十分的功力的确唱不上去。还有一首适合男生练声的歌曲《越飞山》。
那年,夏县排球队组队,都是清一色知青,有廖重远、李小平、王文波、吴锡光、于凡和我。王文波还带了手风琴去。歌词是:“越飞山/英雄山/俯瞰着千里南海/巍然耸立在祖国海防线上”。这是一首朝鲜歌曲,据说国内男高音歌唱家没有一个能唱上去的,只有新冒出来的一个叫李双江的男演员能唱。知青们也很好奇,扯着嗓子吼。唱不上去了,就站在土坑上唱。他们说,练声要站在凳子上,摸着房顶找感觉。听起来十分搞笑,也很有意思。
我有一首小诗,记下了当时唱歌的记忆。
小站
村北,有个梨花坳
阳春三月
一夜春风
满坳飘香
再往北
顺着林间小路
有一个偏僻的小镇
镇上,有一个跑着绿皮火车的车站
孤孤单单
陌生又熟悉
好像相逢在歌的的梦乡
是那梨花开遍的原野
是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是飞驰列车那温暖的灯火
是美丽的山楂树那深情的目光
是的
那是一条通往回家的路
那是思念故乡鸽子的哀伤
那是人生的驿站
等待开拔的汽笛
驰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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