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国、马玉川 ‖ 记柏乡“槐阳美术照相馆”的创始人李震风先生
每当翻阅民国版的《柏乡县志》，看到柏乡古城南门、玉皇阁、孔子庙、魁星楼等那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不禁让我惊叹思考，在近百年以前，这照片出自哪里，是谁拍摄的呢？近读《柏乡轶事》才知道，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文革”以前，柏乡县的老照片绝大部分都出自“槐阳美术照相馆”李震风先生之手。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李震风何许人也？
李震风，名守恒，字震风，1906年出生于柏乡县固城店村的一个富裕农户家庭，因排行老三，生于马年，故乳名“三马儿”。由于他在摄影方面的业绩和名气，时至今日仍家喻户晓。年纪稍长者，更是人人皆知，无人不晓。“三马儿”与照相紧密相连，照相的事业也伴随了“三马儿”一生。
李震风先生天资聪颖，爱动脑筋，早年在县城十字街东北角“同光车行”打工。当他见到伯父从日本买回的照相机时就爱不释手。这新兴的高科技产品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废寝忘食，认真钻研，刻苦自学，无师自通。学会后即在车行的后院开创了摄影业务。几个月后，就在北街东侧“春和庆”药铺旁（今秀才营街口北约一百米处的城关供销社东院）挂牌营业。1929年冬，人们惊异地发现，在古老繁华的柏乡大街上，诞生了一个新兴的行业——柏乡县槐阳美术照相馆。时年，李震风才24岁。
李震风先生思想超前，善于捕捉新信息，学习新技术并勇于创新实践。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始终使“槐阳美术照相馆”处于技术领先的地位。单就照片底版一项来说，就足以证明，从最初的往玻璃上加涂感光剂的“玻璃底版”，到“胶板底版”再到“胶卷底版”，他都不计成本，率先实用最新最先进的技术。这就保证了照相质量为同期最优。据现代科技史记载，照相技术自清代道光年间（1839年）发明，到清光绪年间传到中国，至今不过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沿革中，李震风先生始终领跑照相行业。时人当时评价说。“包括周边各县在内，柏乡县‘槐阳美术照相馆’是开业最早，技术最好的照相馆。”
学习无止境，实践出真知。经过几年的实践与创新，李震风先生的摄影技术日臻成熟，“槐阳美术照相馆”的名气也日益扩大。时任柏乡县最高行政长官牛宝善县长亲自造访“槐阳美术照相馆”，诚邀李震风先生为《柏乡县志》采集图片。李震风先生欣然领命，每天骑着自行车，载着照相器材，不辞劳苦，跑遍了柏乡县域的各个景点。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柏乡城南门（中山门）、玉皇阁、魏氏四世总宪坊、孔子庙、魁星楼、古鄗城门、光武庙、马鞍山、魏氏祖茔等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摄入镜头，印上县志，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影像资料。
自古创业磨难多。1937年日本攻占柏乡县城前，李震风先生避难出逃。挤乘火车时，不慎将照相器材全部丢失。李震风先生对摄影艺术的执着追求，使他即使在外地逃亡情况下，也不忘千方百计地购置照相器材，逃难回来后，又在北街原址重新开业。在日本占领柏乡期间，日本鬼子为了限制抗日武装的活动，推行“良民证”制度，李振风先生趁着到乡观村照相办“良民证”的机会，给住在乡观村的抗日县大队的军民一一照了相。在极其残酷的条件下，抗日县大队不怕牺牲英勇抗日杀敌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他也和县抗日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从此，“槐阳美术照相馆”成了抗日政府在县城的地下联络站。他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外出购买照相用材的便利，为抗日县大队购买手枪、子弹和望远镜。除此之外，李震风先生还利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很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他人难以做出的特殊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更是焕发了李震风先生的青春。他利用手中的相机，给成千上万的人留下了美丽的倩影，给上千个家庭留下了幸福温馨的画面。同时，他还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记录下来“镇压反革命”、中苏友好“五四大游行”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修河修路等，经济建设的历史画卷。
李震风先生多才多艺，不仅摄影技术精湛，他的书法、绘画也造诣很深。“文革”前，时任固城店中学校长马汝聪的办公室中就常年挂着李震风先生的画作。
1987年李震风先生病逝，“槐阳美术照相馆”也人去楼空荡然无存。但李震风先生的创业精神与摄影业绩，他对摄影艺术的执着追求，他那朴素的爱国思想，永远留给了柏乡人民，永远留给了历史。
（本文根据《柏乡轶事》的《槐阳美术照相馆》一文改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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