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廷荣:木兰围场到底开创于哪一年？ ——宁城历史文化资源三事被错定位到承德之后
学界和众多普通读者，从《中国历史大辞典》和与承德地区历史文化相关的诸多书籍中，都知道木兰围场开创于康熙二十年，清初多尔衮死于承德附近的喀喇和屯。因为这是清史研究最高权威的结论，自然谁都不怀疑。但这两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可靠吗？直到1997年，从未有人质疑过。
宁城人在1990年，已利用笔者复印引的《松亭行纪》，发现康熙二十年玄烨北巡终点是宁城八里罕热水汤泉，并写于《宁城县志·大事记》中（主编吴殿珍、副主编李文。笔者为编委，参与考证）。1997年笔者见到《承德之迷》一书，通过其作者，得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下简为“清史所”）在《承德避暑山庄》（下简为《山庄》）一书中，认定康熙此次北巡开创了木兰围场。笔者为之惊愕，康熙二十年玄烨北巡本应是到宁城的事，怎么竟然成了到围场县并开创木兰围场？我当时不知清史所在国内的崇高地位。我2014年才见到此书，方知第一作者实为承德市文物局。
1980年，承德市文物局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出版了《承德避暑山庄》一书（文物出版社）。编写此书主要有清史研究所的精锐罗明、王思治和承德市文物局的袁森坡等著名学者专家，戴逸所长（今《清史》主编）帮助编写了提纲。因此，该书的权威性和影响不言而喻。此书认定“木兰围场开创于康熙二十年”，及其相关康熙十六年、二十年玄烨两次北巡地域，便被学界普遍认可并引用转抄，其中“木兰围场开创于康熙二十年”被写入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大辞典》。
1998年，笔者已考实康熙这两次北巡地域，确认了“木兰围场”开创年份。并将此新发现通过安忠和先生提供给地质出版社《新编承德之迷》一书编辑。此书主编龚法忠，由安忠和执笔，我为一编委，次年出版发行。书中首次提出康熙二十年玄烨北巡终点是今宁城境八里罕热水，并未到围场县。木兰围场应开创于康熙二十二年。1999年秋，我与《承德晚报》资深编辑安忠和先生合作完成《木兰围场开创年代新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商榷》一文。这“行外”人与最高权威商榷的论文在北京（有权威的《清史研究》）发不了，内蒙古社科院也不敢发，无奈之下我投向《中国方域》期刊得以刊发。这是一家由民政部与山西省办公厅合办，探寻行政区划与地名的期刊。文中除考证并列出康熙十六年、二十年康熙两次北巡驻地今地名（终点地域为今宁城境内）外，还认定木兰围场开创于康熙二十二年。后者是《清史》中必定涉及的问题。
我们的论文被收入《1999年清史论文索引》中（2001年《清史研究》第一期，但将我的姓名误为胡廷学,2015年我去信请求更正，不予理会）。2003年，清史所副所长、著名学者罗明先生在承德，对我的合作者安先生说我们论文“说的对”（我2014年才知此事）。作为权威的清史所，能对非专门研究清史的我们作如此表态，这精神就让人敬佩，也让我们从中得到一丝安慰（没白干，有用）。不过我们并不太在乎这种私下认错，我们更希望尽快看到其公开纠错，别再让错的结论继续误导学界和读者。令我们遗憾的是，直到2018年末也未见到清史所为木兰围场开创年份和康熙二十年北巡终点地域纠错。这就导致木兰围场开创于康熙二十年的的错误认定，讹传至今达38年。即便从1999年我们提出质疑算起至今也有近20年。
笔者认为，清史所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所，他是国家认可的清代历史研究最权威机构，这已是相当头顶金色光环了。其对为自家公开纠错的事会难免有顾虑、有压力。清史所由于2003年后主导编修《清史》，相关专家可能认为将木兰围场新的开创年写入就可以了。至于其他错的结论如何处理，是没多想，还是满不在乎？按理说，清史所的至高地位牢不可动，则更应该不怕丢面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以为，金色光环若除掉表面些许尘污岂不更亮！清史所的使命由建立新中国前后研究中共党史转向专攻清史，在人称“谦谦君子”的戴逸先生领导下，继承我党的一些优良传统和作法，如为顾全“大局”，对清史所可能有负面影响的纠错予以回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呀!但这种作法有其弊端,由于清史所在学界影响太大，有错不纠，会广泛误导学界，其负面影响之大不言而喻。这和一般学术机构及其专家有错不纠的后果大不相同。当然，对清史所来说，也不什么错误都需要公开更正，笔者认为，写入历史大辞典等权威工具书后发现出错就不应长期拖着不公开纠正，对非工具书中属于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事件地域判定错误也应公开更正。否则，以讹传讹，遗留后患。
由于清史所长期不更正上述3个错误认定，势必导致学界和读者仍相信其错误结论，而把我们的观点看作是“一家之言”不予理会。受《山庄》一书上述几处错误的影响，围场县及其周边一些地市县旗上次地方志的大事记部分，都被不同程度误导。近些年的续志本有更正的机会，但因清史所不纠错，诸续志自然不去更正。以围场县为例，2009年出版的该县“续志”和精美彩图新书《走进木兰围场》，还是写康熙二十年初设木兰围场。其中“续志”说：“1681年（康熙二十年）4月，康熙率文武百官，二次出巡口外，与蒙古王公及喀喇沁旗1500余蒙古兵汇合。一路行围，‘相度地势，酌设围场’，初定围界。将这里定为清朝的皇家猎苑，即‘木兰围场’。” 诸多新书和论文至今还在使用《山庄》一书的一些错误结论。对这类错误的延续和负面影响，不知清史所有何感想？
清史所自2013年以来忙于牵头编修《清史》，但若真的想纠错，用一二十个字在重印的辞书中夹小纸条纠错并不难，如2000年初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至今已有8次印刷，从中可更正木兰围场开创于康熙二十年之误，夹入一小纸条即可。若能在《清史研究》上写一条在“二十”后补个“二”字的启事也极易（无须说明原因）。
十七年前，笔者也曾想探寻一下多尔衮死亡的喀喇和屯在何处。但又一想，名家在《山庄》书中虽然出了几个错误，但人家毕竟是权威，总不至于把这事也搞错吧，遂放弃此事。直到2014年，我的今同事宁城人周凤玉，提出要把多尔衮死亡地写为宁城黑城（蒙古语称“喀喇和屯”），我才认真关注此事。几经搜寻后，方知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1989年已出版，只是译文有两处欠妥。经考证，多尔衮还真是死于宁城黑城。我对清史所的这次崇拜，致使我对这一问题晚探索十多年。权威的影响之大，从中也可窥其一斑。
我推断，清史所知错后长期未更正，也有其难言之隐和苦衷。
1．《山庄》一书完稿在1978年11月，其数年编写正在“四人帮”倒台前后，清史所正处在向专心治学的轨道上转变中，大学者多研究大问题，对宁城一带古今地名演变不甚清楚，只能靠袁先生。但袁研究康熙二十年北巡地域，竟然不知利用记录此行的高士奇《松亭行纪》，真乃咄咄怪事，否则就不会出此大的失误。这些都属主观原因，怎能说得出口。
2．此书由承德市文物局发起，出于对主人承德文物局权威专家袁先生的尊重，清史所自然相信袁先生，认可其对康熙二十年玄烨北巡路径和创建木兰围场年份的结论。但结果还是错了，且是近乎连带的与清代地理相关的三个错误，清史研究中出现这种类型的错误较罕见。如说责任，清史所在一定程度上属代袁担过，但这事也难说出口。
作为有“历史地理学者”称誉的袁先生，他在《山庄》书中执笔的严重错误是此书第三题目“木兰围场”内容，将康熙二十年康熙北巡终点认定是到围场县和坝上，写得颇有逻辑，文笔流畅（笔者佩服），极易让人信以为真。清史所的精英专家们显然被袁的考证“忽悠”了（尽管袁不是有意的），并认可其说。对康熙二十年康熙北巡终点地域和“木兰围场”开创年份问题，袁先生直到去世前也未口头表态或发文认错。因为这对于他来说太为难了，自己主观上写得头头是“道”，实际上竟然是误考一通，误导了清史所和学界。
袁先生在《山庄》书里执笔内容中除上述三个错误外，还有另一错误广为讹传，即把多尔衮的死亡地错误认定在承德西南的喀喇和屯，笔者将另发文考证此问题（2015年，《清史研究》不给发，或许与网上投稿时我未写入副高职称有关。但当时修《清史》接近完结，应该还来得及参考或用到此文。一些期刊不敢发，名家弟子审稿大多不愿得罪老师）。
2014年，我才知道早已从承德调至河北省社科院的袁先生与张爱军合作，曾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发表《康熙十六年玄烨北巡喀喇和屯地望考辨》论文，其中对康熙十六年北巡路径和驻地作了一番认定，承认过去的不认真，将喀喇和屯的地望误判到承德附近。此文对康熙这次北巡路径和驻地的认定，使用了我们2003年前的成果（与此次北巡相关的相似论文三篇，另有主要由安忠和执笔的《木兰围场大寻踪》一书），但文中却只字不提使用或参考我们的成果，在其前序中也不提学界对此次北巡研究的进展现状（六年前我们已发相关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章著作权第四节标题“权利的限制”下指出：“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袁、张两先生把我们发现的康熙十六年北巡终点地域在宁城境南部的成果说成是他俩的发现，这种作法属著作权“侵权”。袁先生这样干这可能与其对我们的论文心态失常有关,我们质疑《山庄》一书上述几个错误都是他执笔,他因此受到刺激有压力。如2003年，袁在承德遇见我的合作者安先生，表情尴尬地仅与安打个招呼了事，避而不谈学术商榷事。这与罗明先生的坦荡、谦虚作法截然不同。此事不排除袁先生的报复心理：你们不搞清史的竟敢对我“打脸”，我也让你“窝火难受”一把，你们能奈我何！2015年我用电话向其单位寻找袁先生，想交涉此事，但他已作古。不过其合作者河北师大的张先生还在，张应该对此事心知肚明。
有些人说，历史问题常有争论，说不清谁是谁非！这种看法有些片面，这要看那类历史问题：比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分歧问题，有的争论延续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也难见分晓。而与历史地理（尤其清代以来）相关的历史事件地域问题，因为有今古地名的沿用或演变链接，有不少历史地名可以考清是今何地，进而得出正确结论。正如我们质疑《山庄》一书上述三个问题，都是以历史地理（尤其地名）研究为基础，证据可靠，故能得到清史所的认可。
上述康熙十六、二十年的玄烨两次北巡终点区域、多尔衮的死亡地三个历史事件本来都发生在宁城县境，近四十年来，却在清史名家笔下都成了承德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当然，袁先生和清史所都不是故意的）。而我的合作者承德报界的安忠和先生，治学严谨，把原误属于承德的宁城历史文化资源，在其几种著作中“退还”给宁城，实难能可贵（作为报界人通常都宣扬对本地区有利之事，各地争抢历史文化资源的事已不少见，安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实可敬也）。此事也得到地质出版社的支持。2012年，承德市人民政府组织当地专家（王舜、安忠和）编写出版了《避暑山庄大辞典》（故宫版社），即认可并采用了我们提出的木兰围场开创于康熙二十二年之说。但是，这些影响毕竟有限，怎能敌得过清史所不公开纠错的影响？！前面述及的《围场县志》(续志)就是典型例证.
从我们质疑清史名家《山庄》一书不该出现的低级错误算起，至今己有二十年。近五六年来，我一直想就上述内容写点什么，但又很纠结，因为清史所2003—2016年正编修《清史》，还是暂不干扰为好。最近听说《清史》完稿付印，我才写出此文，想以我的切身经历和体会，客观还原一下清史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名家纠错难及袁先生的“盗名欺世”作法（使用我们的成果避而不谈，却说成他们的成果）。虽然我已是76岁的老翁，但仍盼望学界今后少些这类乱象！（2019年3月5日完稿）
（另，论文《木兰围场开创年代新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商榷》，见《中国方域》1999年第6期）。
作者：胡廷荣，024226，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宁城地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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