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被杀,神话已死:松本清张的革命与反叛

文/宝木笑

“大学时代,我读完了松本清张所有的作品,他是影响我创作生涯最深的作家。”

——东野圭吾

这便是与柯南道尔、阿婆并称为“世界推理小说三巨匠”,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并称为“日本推理文坛三高峰”的松本清张。一直非常喜爱清张的小说,不敢说全读全懂,至少敢说是真心喜爱。那种将悬疑推理克制在深沉厚重之下的感觉,就像在听一曲街头老者沉郁顿挫的曲子,也许不够明媚,但足够真实。入手了清张的短篇集《火神被杀》,五个短篇虽不能与《点与线》《隔墙有眼》《日本的黑雾》《砂器》等巨著等量齐观,却依然有着别样的风采,甚至让人对清张的理解也仿佛更近了一些。

《火神被杀》与《神之里事件》大量引用日本古代史和神话,是清张古代史研究阶段最主要的小说尝试之一。《奇怪的被告》是法理型作品,是清张在研究司法判例过程中的灵感所致。《葡萄唐草花纹刺绣》可勉强称为“一块异域风情刺绣桌布引发的悬案”,是清张对现实婚姻的思索。《恩义的纽带》加入了清张童年的回忆,回忆录式的叙事,给人一种欲辨忘言的玄妙感。可以说,五个短篇各有侧重,各有精彩,貌似彼此不甚相关,然而却最终在写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深处水乳交融。


谈及松本清张,就无法回避“清张革命”。从文学史角度说,能够让当时和后世以“革命”二字称呼的,无不带着仰天厉斗的反叛味道。事实也确实如此,当40岁的松本清张拿起笔选择悬疑推理小说创作的时候,“本格派”和“变格派”已经一统日本悬疑推理小说界。“本格派”被称为“古典派”是有道理的,很有些悬疑推理“原教旨主义”的味道。他们注重解谜和推理的过程,故事所有的能量集中于扣人心弦的情节和结构精巧的诡计,在江户川乱步、宫野村子、绫辻行人等著名作家的精雕细琢下,“本格派”尽显了悬疑推理的旨趣。

也许是因为审美疲劳,也许是因为文学本身的发展张力,江户川乱步后来将“本格派”又发展为“变格派”。江户川乱步和梦野久作、横沟正史等名家,让我们见识到了日式恐怖的震撼力。“变格派”注重对犯罪变态心理的探究,作品氛围往往阴怖如针,凶手个个黑暗恐怖,带着浓厚的血腥味,情节从烧脑迈向诡异离奇。在松本清张迈入悬疑推理界的时候,其实留给他的空间并不大,读者如果喜欢智力游戏,自然靠近“本格派”,若单纯需求刺激,“变格派”就会成为他们的最爱。

“清张革命”从悬疑推理小说的创作开启,其实是个系统性的行为,包含着松本清张对整个社会、人性、文学、生命的深深思索。从文学品类角度说的“清张革命”,是指清张创立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他从此颠覆了“本格”“变格”为主的日本悬疑推理小说领域,后在水上勉、森村诚一以及当代的东野圭吾等优秀作家共同努力下,成为数十年的悬疑推理主流。“社会派推理小说”虽是个非常有纵深的文学研究方向,但理解起来也并不困难,简单来表述也许就是:从密室中走出来,从变态中走出来,去关注现实,去写这个社会真实存在的人们。


《火神被杀》这个短篇集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创作《火神被杀》的上世纪70年代,正是松本清张的一个更深的沉思期。当年鲁迅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自己有一段时间只是去“抄古碑”,这背后其实有着很深的言外之意和境外之思。有些人会有一段沉默着做一些外人看来枯燥乏味之事的时候,那段日子他们孤独地行走在自己的思想角落,思索着也许只属于自己的问题和答案。清张当时功成名就,1950年41岁的他凭着处女作《西乡钞票》进入写作圈子,然而到了1963年,他就被推选为日本推理小说理事长,甚至《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开始提出“推理小说的清张时代”。

仅仅10年,一切都变了,人生仿佛过山车。然而,到了1970年代,清张脱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专心研究日本古代史和神话,同时也继续写一些作品。70年代的日本正是经济腾飞前最兴旺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像坐上了过山车。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动,让清张意识到当年自己写《点与线》时的社会问题,并未因为大家兜里有了钱就改变了,那些问题反而进入到一个矛盾更加尖锐的时期。

《火神被杀》中那位“怪人”长谷藤八竟是个“惯偷”,这位翻译过法国人类学著作的学人,竟四次因为盗窃被逮捕入狱。长谷藤八身上已经带着某种“局外人”的特质了,没错,就是加缪笔下的那个莫尔索。“清张革命”余韵犹在,莫尔索是彻底的“局外人”,长谷藤八则更像是社会的“边缘人”。这样一个对日本古代史和神话史很有造诣,发自内心挚爱这一切的学人,最终也难逃毁灭的命运,而且这种毁灭还带着罪有应得的意味。

清张对人物生存境遇的体察远超常人。他笔下很少有“变态”,更多是“变数”。“边缘人”长谷藤八被飞速发展的日本社会甩在身后,衣食无着。也被世俗社会甩在身后,注定不会有什么女人缘更别说家庭。他只有一个漂亮的妹妹,所以……如果没有“变数”,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偏偏同样喜欢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几个人,在出云那个充满神话感的地方有了交集,于是命案出现了……

按照清张的笔力,不管是《火神被杀》《神之里事件》还是《奇怪的被告》,亦或《葡萄唐草花纹刺绣》,写成“本格体”或“变格体”都易如反掌。比如《火神被杀》中尸体是按照日本《古事记》的记载摆放,放在“变格体”作家手中,就是一个可以生发出“超级变态连环杀手”的好梗。而《葡萄唐草花纹刺绣》中风尘场所妈妈桑之死,在“本格体”小说家眼中更是最佳的“密室”素材。

然而,清张一如既往地抛弃这些,就像他长达40年的文学反叛。他一定会坚持平凡朴素近乎白描的文风,《火神被杀》《神之里事件》里那些古代史孜孜不倦的考证并非个例,在悬疑推理小说领域,清张是写生活细节和环境细节最多的作家。而且,在每一处细节上,故事涉及到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甚至连事件发生地点的交通情况都会作真实的考证。情节的推动更是如此,明明可以用最炫的虚构化身玄之又玄的火热话题,但清张总是将其写成一部社会史般深沉厚重的小说。


也许,在清张心中,这个世界早就该被反叛。那些外表光鲜的明星,那些颐指气使的上位者,那些炫耀上流时尚生活的新贵,他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更不应该是文学的主流。这个世界是更多普通人的,是更多为了生存辛劳奔波的人的。所以,《点与线》中的侦探鸟饲重太郎被设定为一个普通的警官,是信仰回家躺在洗澡水中舒展身体,再能喝点小酒就是最大享受的凡人。所以,《火神被杀》五个短篇的人物都是从50年代清张创作高峰,经过60年代清张个人荣誉高峰,一路走来却从未改变本色的“小人物”。

松本清张反叛了传统的悬疑推理,从“本格”和“变格”出走。也许在清张的内心最深处,他并未将自己视作悬疑推理作家,悬疑推理只是某种手段。而他对当时悬疑推理的反叛,更像是一种对现实主义的传承。清张只上过8年学,很早就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在精英意识和阶层意识严重的日本,这样的起点给一个人带来的困苦可想而知。清张的文学素养全部来自自学和阅读,熟悉清张的人知道他对芥川龙之介、森鸥外和菊池宽推崇备至,但同时也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的作品,特别是高尔基的《夜店》爱不释手。

在清张看来,现实主义是一种诚实地回归,反叛是其必然经历的过程。他不止一次地宣称:“文学应是揭发的文学” “与其追求文字的雕琢,还不如写真实”。他也曾大胆向过去“宣战”:“我认为探讨犯罪动机和塑造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就形成了犯罪动机。但是,过去总把犯罪动机千篇一律归结为个人原因,比如为了流连纸醉金迷去图财害命,或出于庸俗不堪的艳事而杀人,庶几乎成为一种公式,没有特殊性。对此,我是不满意的。我认为,除了动机,还应当加上社会性。”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2009年日本经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时,《朝日新闻》才会罕见地写了一篇很情绪化的长文《如果清张健在,会如何描写“现在”?》。如果清张先生健在,也许他会说:“火神被杀,神话已死。”在1970年代钻研日本古代史的阶段,出现《火神被杀》,更像是清张充满象征意义的一次行为艺术。“火神”在日本神话系中地位非常低,他是最后一个被日本的女娲生产出来的神。没想到其母亲却因此而死,结果其父震怒,直接杀死了火神,火神从此在日本神话中再无立锥之地。

然而,“火”对于人类的意义不言而喻。从某种意义上说,“火”默默地改善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火神”更像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他们默默奉献自己的辛劳,默默创造着经济价值,默默推动着社会发展……然而,他们却并不被“父母”待见,甚至被上位者仇视。因为,他们让那些人总是感觉到被炙烤般的危机,所以那些人一边压榨,一边防备,永不停息。

“清张革命”反叛传统悬疑推理,要打碎的是日本社会习惯性的“自我压抑”。清张大声呼喊,要普通的日本人不要再将自己受到的压抑、不公和内心的委屈、愤恨,全部藏到集体潜意识的黑暗角落里去。因为,“火神被杀”并不是火神的错,错的是这个世界。那些粉饰上位者的神话,不会因为“火神被杀”而仙福永享,它们一定会因为“火神被杀”而身死道消。在这个世界上,“火神”是杀不净的,但“神话”却很容易死。

…… ……


1909年,松本清张出生在福冈县北九州市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一到冬天,冷风就从木板墙的缝隙灌入,粉雪冉冉飘在蒙住脑袋的棉被上”,两个姐姐均因家贫而夭折,儿时的他是在父母的吵闹和打骂声中度过的。13岁开始,清张就辍学讨生活,先后当过街头小贩、电器公司徒工和印刷厂石版绘图的学徒。他很长的时间都是身兼几个工,每天劳作到深夜,却因为学历不够屡受歧视。为了维持家人生活,他主动去朝鲜当了卫生兵,战后被遣送回国。

1950年,一切都在重建,经济萧条期好像没有尽头,人们根本不会想到什么“经济腾飞”,绝大部分普通人为了讨生活而拼命工作。即使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40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依然是一个让人充满惆怅和淡淡悲凉的年龄。“男人四十一枝花”不是对所有男人说的,这话只属于金字塔尖的上位者。

41岁的松本清张觉得自己连金字塔腰都算不上,他只是觉得苦。为了养活一家七口人,他不得不奔波于关西和九州之间,干的是批发笤帚的营生,经常让人瞧不起。每天起早贪黑的中年男人,面对依然不能温饱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面对和自己一直过苦日子的疲惫的妻子,总觉得有股苦涩在心里来回打转。

买书太破费,那就借,就去捡,就到废品站转。虽然一直在坚持读书,但他对41岁的自己已经有些麻木了。他甚至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了,自己也会像穷苦的父亲一样,像周围所有的底层邻居一样,拼尽全力只不过是为度过蝼蚁般的一生……

偶然的机会,他在街头遇到一份残破的《朝日周刊》,角落里刊登着“百万人小说”征文比赛的消息,即使三等奖也有10万日元可赚。他低头望着自己破旧的皮鞋,想到孩子们怯怯地说想吃肉已经半个月了,他脑子里没有文学,没有使命,没有主义,没有推理,没有小目标,更没有什么他妈小时代……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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