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缝纫机：富贵人家标准配置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洋品牌（主要是胜家）缝纫机成为许多时髦女性的标配，而缝纫机的品牌又体现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支付能力、教育方式、消费品位及家庭背景。

早在19世纪60-70年代，缝纫机、自来风扇、火柴、肥皂、洋伞、牙刷、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就开始传入晚清的上海。

近代报人评论家王韬在《王韬日记》中记述了在1858年11月27日的上海，王韬与友人孙次公在来自美国的秦娘家中看见缝纫机的情景：又至秦氏室，见其缝衣之器，轮轴圆转，运针若飞。……（次公）云：“……鹊口衔丝双穗开，铜盘乍转铁轮回。纤纤顷刻成千缕，亲见针神手制来。”

1866年5月17日的《中外新闻七日录》亦刊登过《西国缝衣物器具图示》的文章，应为目前所见向国人介绍缝纫机较早的报刊记载：此器具西国造成不久，而中国人见之者鲜矣。按此器能挑缝衣服、手巾各物，快捷异常，计每日做服，可能当女工之十。

这一时期，大量外洋物品通过向外邦购置或臣民进献等方式被输入清宫。据1896年8月19日的《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李鸿章出访英国期间曾至英国的缝纫机厂参观并操用，该厂负责人当时赠予了李鸿章两台缝纫机，一台送给李鸿章留用，另一台则献给慈禧太后 。

国内史料亦提到：（缝机）局中所存各机，大小不等，且或以手摇，或以脚踏，形制亦不一。中堂亲摇其机，但见针动线随，缝布数行，宛转如意，心极爱之。请选一佳者， 不吝重值，将以进呈皇太后。监督曰：“不敢领价，愿敬献也。”中堂必欲给资，监督决计奉赠。中堂之归也，乃赠两缝机，皆极贵重云。

晚清时期，缝纫机虽然进入中国市场，但产量极小、价格甚高，至19世纪末仍称得上是珍贵的稀有物件。李鸿章将深受外国女性喜爱且新奇实用的缝纫机进献给慈禧太后，目的主要是供其玩乐解闷。因身处皇室的慈禧太后，平日服装皆由御用裁缝精心缝制，这件实用的缝制工具对其而言只是日常消遣的赏玩物件而已。换言之，缝纫机虽为实用工具，但对于慈禧而言，其娱乐性远超实用性；作为稀罕的舶来品，拥有缝纫机无形中彰显了太后的尊贵身份。

年少时接受过庄士敦西学教育的末代皇帝溥仪对舶来品特别感兴趣。1932年，他赠送了一台缝纫机给妻子婉容。这台机器实则为婉容的御用裁缝李春芳所用，曾为赶制婉容生辰当日穿着的品月缎绣玉兰飞蝶氅衣提供了便利。婉容虽拥有缝纫机，是缝纫机的消费者，但却不是其真正的使用者。这台缝纫机的出现和使用的方式，同样显示了她的特殊身份。

除皇室外，达官贵人也是较早接触西洋事物的群体之一。他们中许多人拥有游历海外的经历，有能力购置并使用外来物品。据曾国藩之女曾纪芬回忆，年少时期女红是其父每日布置的功课，自己的衣服皆为手工自制，后改用缝纫机缝衣。予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予等兼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予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 三十年来，此机常置座旁。今八十一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实际上，清末上流社会消费已是崇洋之风盛行。据一位上流社会的家庭妇女所言，她们中许多人渴望穿外国服装，都想要外国家具、服装与食品，倘若没有这些就不属于（上流社会）这一层次。

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富裕家庭的女性也是置办家用缝纫机的群体之一。这些家庭多倾向于购用柜式机与枱式机，柜式缝纫机不用时能把机头掩藏在柜内，摆在客厅形同一件家庭的装饰家具；枱式缝纫机则配以美观的小长方形枱，其中有三个、五个或七个抽屉，不用时可将机头掩藏于枱内。

富裕家庭购买昂贵的、可做家居装饰的知名品牌缝纫机，一方面能以此美化家庭空间， 突显家庭品味与层次；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上流社会女性追求时兴的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