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沈曾植，一个很难理解的书法家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轩、持卿、乙、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东轩支离叟等。
有人说，沈曾植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这话或许不太恰当，但就晚清三十年来看，说他为学问场中第一人却无过誉之嫌。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一生浸淫官场，是地道的达官贵人。初任刑部，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54岁时外放为知府，而道台，而提学，终于安徽布政使。如此的仕途履历，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同时还有相当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活动。
与前清的许多著名学者一样，沈曾植是身在官场心存学术。我们在他以前看到了阮元，在他同时则看到端方。作为官僚，他们都身负邦国之重;但作为学问家，他们又都超脱得可以也沉迷得可以。沈曾植上承清代金石小学传统，对清代中叶与金石考据之学同时兴起的西北舆地之学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是清末大多数学问家孜孜以求的研究领域。“会试时奉答西北边檄之事独优，声冠全场，而俄国使臣请教《蒙古图志》中载唐碑三种，亦作跋详答之，以后则旁及南洋各岛航路及外国贸易通道等内容”，作为一个舆地学家，他的成就已足称大宗。
除此之外，还精通刑律，上溯汉魏下达今时，当时人誉为“律家第一”。如果加上他祖上曾五任学政，是学有渊源，再加上他曾受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任两湖书院史席，以及他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一个外交机构，等等，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地道的清代学者形象而不是一个具有艺术开拓精神的民国初大家—事实上，沈曾植进入民国时已垂垂老矣。辛亥革命时他已61岁，而且也的的确确当过几天遗老。
但仅仅以此视他是不全面的。首先，他并非是个只知钻故纸堆而不问世事的书生。在安徽布政使任内，因贝子载振出皖境、勒索藩库巨款，他坚决抗命，得罪权贵而后乞归，足以见出他尚骨气的一面。而林则徐禁鸦片，满朝惶惶然之时，他也能坚决赞同推戴并转向洋务运动，赞成造枪炮、办工厂派留学生出洋，见出他重视自强不甘国耻的一面。因此，他似乎应该是较少圆滑乖巧八面玲珑的官场习气，但又能识天下大事的一种类型，在晚清腐败的官场争斗中，这样的人物百不一见。
观念、知识结构上如此具有清季风气的沈曾植，按理说在书法上未必具有多少开拓能量。他优国忧民，潜心学术，仅此一项，就无法使他像专门艺术家那样专注于书法而不旁鹜，在这方面他不如吴昌硕远甚。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客观外部条件的变更迫使他转向到书法中来，以他本人当时身为高官、参与外交又有渊博的舆地刑律学识，他不可能有以毕生精力钻研书法勿、道”的想头。
这些外部条件的变更大致有二：一、从安徽布政使护理巡抚的官职上移病乞归，主要原因是得罪权贵不肯同流合气；二、辛亥革命以后对民国新思想格格不人，怀抱着忠君复清的遗民之望徒唤奈何。前者使他本来十分喧杂的官场生涯忽然冶静下来，在初时的百无聊赖之后重操乾、嘉旧学之业，专心于汉学(训话)、宋学(性理)以及地理沿革，当然，也时时为一些名碑佳拓作跋写记。而后者则使他“致君尧舜”的理想将近破灭，更沉浸到唯一能够解脱自己的书法艺术之中不思自拔，对碑帖考据当然也花费了许多精力。
于是，他从一个偶然的学者式立场转向持之以恒的书法家立场。公余点缀一二的碑帖序跋可以是不关痛痒的，而专注于此却是洋洋大观的，这是第一重转折;从学者式的碑帖序跋考证又到倾全身之力投人创作，是从学问家转向艺术家，这是第二重转振这两重转折十分典型地反映出清末民初遗老书家群们的共同经历与共同心态，只不过大多数遗老的质量没有那么高、典型性没有那么强烈明晰而已。这当然不是说沈曾植早年绝对不是书家，只有辛亥革命以后才是，光绪年间他不过四五十岁之间。
《寐叟题跋》称:“光绪壬寅正月，重入都门，过澄云阁与杜生话旧，携此本归，斜日离离，暮云四合，矮窗展玩，，l8怅移tT f桑榆书画之缘，意复从此始耶?持卿记。”这可以说是他较早投身于书画之娱的自白。也许，真正的从事书法的时间当更早于此，只不过那时他仅仅以此自遣、未必以之作为正经事罢了。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他终于以满腹经伦又以告假之身—当然还有对时局幻想的破灭与遗憾，开始对书法倾注了众多的精力。从历史角度看，不音说是辛亥革命和随后的五四运动作为客观世界的无情转变，从反面推动了沈曾植的书法意识。不是这种社会变革，他还浸沉于忠君爱国的政治家理想中不思自拔，当然更不会去玩书法。这表明他的书法意识是被动的、自然成形的而非是主动的有追求目标的。从清末的将相贵胃到封疆大吏中，我们大约也找不出比这更艺术的例证来。
而从沈曾植个人角度看，则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先失意于权贵(刚直不阿)又失意于时势(保守自囿)，作为一个略带矛盾的对比，反倒成全了他在艺术上的辉煌业绩:他终于在50岁以后进入书法，至60岁之后则完全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这是一种晚年卒成大器(当然不是治国平天下之器)的成功范例。从事书法并取得成功，既非出于他的刻苦几十载，也并非是基于他的无限热爱，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这岂非有趣之至?
我们说沈曾植的成功带有偶然性与侥幸性，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将书法视为艺术目标的想头。先是小技，后来则成为他对旧王朝旧文化缅怀的渠道，即使是“书以载道”的有限艺术思想他也没有—他从来不认为一介书法与至高无上的“道”有什么值得牵涉之处。在他劝康有为学书法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修心内省式的奇特书法目标：
“厥友告之日:……且妆为人太多而为己太少，拘于外有而不反于内虚，其亦间干大道哉?”（《广艺舟双揖·序》）
“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康有为年谱》）
“厥友”即是沈曾植。在他而言，大道是立身之道，但不是“书以载道”之治国平天下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道。康有为不思内虚，故对于修身自省还要借书法碑版多加历练。但我们从中看到的立场却是“借”书法，是以修身为本、书法为用，这可以是文人墨客翰墨游戏时洒脱的表白，却不是书法艺术家应有的立场。沈曾植既然这样去劝康有为，想必也是这样自视，于是另一个也许根据不足的判断则是:即使沈曾植晚年走投无路，甘心以书法终老，但他的目的也还是“借”书法以完整人格，书法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这使他作为一个书坛宗师带有极浓郁的传奇色彩:他是在一个无目的的历史条件下无目的地登上了领袖的宝座。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于沈曾植，对民国前后的书家，又是在清朝的官场与学问中浸淫了许多年，能有如此书法观也属正常.作为一个典型形象，他身上已经有了新时代的曙光，但更多的则是旧时代习以为常的那一套。徐兴作诗厂是治国平天下者无可奈何之语，那么沈曾植之无意为书家而终至成为书家，反映出的也是同一原理。在他生前或后世，对他倍加推崇的大有人在。
如章太炎生前奉沈书为至宝，世袭珍藏，推扬有加。以章氏曾反对帝制为一代名流，又是学术泰斗，眼界极高，却对在政治上格格不入的遗老沈曾植如此厚爱，显见得是沈曾植的书法艺术深深打动了他。至于郭县人蔡晨笙对沈氏的沉迷更是近代书坛上的一大佳话。他竟专门收集沈氏墨宝，特辟“宝寐阁”以藏之，彪炳照眼，为沈氏书法的一大渊戴。即使是吴昌硕、黄宾虹这样的大师也还没有如此殊荣。但我们还是发现沈曾植的对此不屑一顾，毫无沽沽自喜的炫耀之色。或许，如果不是特定原由使他在去世前一年曾挂牌书的话，他本来是更想以学问终老的。
这就是沈曾植，一个很难理解的沈曾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