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福州，第二天

第二天，桐乡->海宁->杭州->萧山->上虞汉庭酒店，124公里

今天早餐是分开吃的，还好整个行程中除了这一顿是分开吃，另加在温州那天晚上，小方因为脚痛，没有参加和温州骑友的晚餐，其他时候我们都是在一起吃饭的。八点钟出发，向西穿过桐乡市区，半小时后，汇入G320，K154是今天遇到的第一块里程碑。

五水共治，不知是哪五条河水？

一个小时后，终于要离开G320了，也可以继续往前进到杭州市区，但绕的路就远了。

从X712县道直接到钱塘江边

谭其骧教授说过：“今浙江地方多以句、於、姑、馀、无、乌等为地名，与古代吴越语的发音有关。”有人经研究后认为这些地名都是“齐头式”地名，而且都属于前加式，谭教授提到的这些字都是地名的首字，只是发语词，没有实义。类似于现代吴方言在单音节人名前所加的发语词，如阿根、阿土，其结构模式跟古越语同。

把谭教授提到的这些字分类，从韵母角度，於、乌、馀、无、芜、夫均属鱼部；句、鸠属侯部。而鱼侯为邻韵，可以相通。从声母角度，姑、句、鸠为见母；於、乌为影母；馀为于母；无、芜为明母；夫为滂母。

可以把姑、句、鸿归并为一类，因为韵母则鱼侯相通，声母则均属见母。可以把於、乌、馀、无、芜、夫归并为另一类，因为韵母则均属鱼部，声母则又可分为两小类：属于喉音的影母和于母，属于重唇音的明母和谤母。喉音和重唇音似乎距离较大，但从吴方言中保留古音较多的温州话来看，於、无、芜、馀同音，即〔vu〕，夫则读〔fu〕，区别仅在于重唇和轻唇。

在今天浙江、苏南、皖南、赣东一带，春秋战国时代是於越族居住的地方，这一带的地名，原来都是越语地名。秦始皇建郡县制，汉族移入这个地区，原来的越语地名，就发生了汉化或者半汉化的过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属的山阴和海盐，因为查有实据，都是汉化的例子。前者在《越绝书》卷八有明确记载：“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证明山阴这个汉语县名，是公元前210年从越语地名大越改称的。后者在《越绝书》卷二也有确证：“海盐县，始为武原乡。”在同书卷八还有一条旁证：“越人谓盐曰馀。”这说明汉语中的盐，在越语中称馀。所以海盐是汉语县名，它是从越语武原改称的。至于由拳，应该也是越语发音的地名，由和馀的发音近似，只是后世不明所以，写成了由字。

馀杭、馀暨、馀姚这些地名保留至今，山阴之前的地名大越，或许更早时叫於越、馀越，加上改成汉语地名的海盐，正好环绕杭州湾，应该是於越人最早开发的晒盐区，是越国的经济支柱，被楚人、秦人占领后，这些新来的统治者看重的估计也是此地出产的海盐。

三国吴大帝黄武二年（223年），析海盐、由拳，置盐官县，后改名海宁。从元朝开始，海盐产地北移，明清时期的盐商、盐官都集中在扬州、两淮，淮盐占据盐业市场的主流，这也许是最终改名海宁的主要原因。

在县道上骑了45分钟左右，一道江堤出现在眼前，钱塘江到了。

今天的海宁观潮很热闹，钱塘潮有时候还是挺壮观的，我不清楚一千多年前的海堤和眼前这道江堤是什么关系，那条海堤是中国史书中记载得最早的海堤，那时候叫防海大塘。

关于杭州湾的防海大塘，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从刘宋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中钞录了一个关于防海大塘的故事：“（灵隐）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案我国古籍引及《钱唐记》防海大塘的，除《水经注》尚有《后汉书·朱儁传》和《通典》卷一八二，内容基本相同。这是一个荒诞不经而却具有价值的故事。其所以荒诞不经，只要引一段后人的校语就可以说明，全祖望的《五校水经注》中，在此防海大塘下，有一段施廷枢手写的校语：“钱塘得名以钱水也。《国语》：陂唐污庳，以成其美。盖唐即后世之塘字，《说文》无塘字，可按也。则钱塘者，钱水之塘。非如所传华信千钱诳众之陋也。”

在这样一条怒涛汹涌的大河之口，要修建一条海塘谈何容易。而《钱唐记》却把此事当作一种儿戏。修建一条海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工程最大的，除了运土以外，还有夯土。哪里是挑几担土石就可以完成的？若是先来者不给钱，后者也就不会再来，哪能积得起修建一条海塘的土石来。而且，既然把海塘的名称与钱联系起来，那么给钱才能称钱塘，不给钱怎称钱塘？

但这个故事所说的却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条海塘。郦道元撰写《水经注》，他是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诸如《河水注》的金堤和八激堤，《鲍丘水注》的车箱渠，《沮水注》的郑渠，《江水注》的都安大堰等等，不胜枚举，其中有的记载得非常详细。但是在全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却只能在《渐江水注》中记及这个防海大塘的工程。说明沿海的开发远远落后于内陆，所以直到郦道元的南北朝时代，沿海的水利工程还无足称道。因此防海大塘实是我国最早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塘。虽然故事语涉无稽，但它所反应的今钱塘江口修建海塘，应该是真实的。当然，初期修建的海塘，工程可能是相当简陋的，但如施廷枢所说，绝不会是“千钱诳众之陋”。

由于刘道真的《钱唐记》早已亡佚，我们无法核实内容，但据《渐江水注》所引的几句，从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其中一句说“（灵隐）山下有钱唐故县”，这个钱唐故县，当然是秦所置的钱唐县。钱唐县建立在灵隐山下，当然是由于当时平原上有海潮之患的缘故。另一句说“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里所说的县，显然不是秦代故县，而是刘宋时代的钱唐县。刘宋钱唐县位于防海大塘西一里许，说明县治已经迁出山区而进入平原。县治能离开山区进入平原，显然就是因为沿海修建了防海大塘，足以屏障海潮的缘故。所以说，故事虽属荒诞，但仍然具有价值。

和笛子、范约好了中午在瓜沥镇碰面，没有在此停留。沿着江边一路向南骑到江东大桥，桥很高，非机动车可以搭电梯到桥上，从桥上骑过去，到江的另一边搭乘那边的电梯下桥，很方便的事，但偏偏过桥时出了状况。先是有二个骑共享单车的女孩说她们恐高，要我们带她们一起过桥，但磨磨蹭蹭好久才坐电梯上桥，上桥后以爬坡的速度往前骑，其中那个恐高的女孩宁愿不断地撞击靠路中间的拦网，也不敢往靠江心的一边看一眼。如此高度的大桥，桥上的风还不小，这样的反应纯属正常，不知道她下来推车是否会好点。

一边的拦网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另一边的江水在几十米之下翻滚

过江是萧山区了，最早叫馀暨

好不容易折腾过了桥，这儿的电梯坏了，据说还是经常坏的，而且这边的层数是五层，比刚才上来的那边高了二层。有二个骑电瓶车的大妈央求我帮她们把电瓶车推下去，据她说，以前有人是帮她开下去的。我说，推车下去我可以试试，只要车子的刹车灵敏，在这么高的楼梯上开下去，我没有这个本事。车子顺利推了下去，但需要再爬上去，这儿的五层抵得上家里楼层的十层楼，我今天还要骑七十公里路，实在无力把另一辆电瓶车推下去，再爬上来推自己的车，只好婉拒了。

这样一来，我们在桥上耽搁了有一个小时，下桥后找路又花了些时间，回头望望，如果我们绕行杭州市区和西湖，一个小时是否也够了？

《水经注·渐江水》：“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如莲花。”灵隐山的位置，历来并无定论，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僧人慧理看到今灵隐一带的山峰奇秀，以为是“仙灵所隐”，遂建灵隐寺，故后来一般认为灵隐山指灵隐寺附近诸山。但据历来方志及目前地形图，灵隐寺附近诸山均各有其名，其中并无灵隐山。康熙《灵隐寺志》卷一说灵隐寺“在武林山”，雍正《浙江通志》卷九说“武林山即灵隐山”。

按《汉书·地理志》：“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则所谓武林山或灵隐山，可能是西湖群山的总称。但《水经注》云“山在四山之中”，以下又有“有高崖洞穴”数句，显系喀斯特地貌的描述。今西湖外围高山如北高峰、天竺山、五云山等，多由泥盆纪的千里岗砂岩构成，绝无喀斯特现象。这一带砂岩山岳的内侧，分布着若干石炭二叠纪的飞来峰石灰岩所构成的丘阜，如吴山、将台山、玉皇山、南高峰、飞来峰等，其中吴山、将台山、玉皇山均濒江或旁湖，不“在四山之中”，南高峰周围有山，但其东麓均为培塿，北麓的三台山亦仅海拔80余米，并不濒湖，亦非“在四山之中”。唯有飞来峰，高仅稍过海拔百米，而其周围有不少砂岩群山如北高峰、天马山、天竺山等，都是海拔三百米乃至四百米以上的山岳，其位置确“在四山之中”，其喀斯特地貌与《水经注》文亦颇相类，故灵隐山当以今飞来峰的可能性最大。

关于西湖，自来学者多以明圣湖为西湖，但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清代赵一清认为明圣湖在定山乡（今杭州市西南郊）。按《艺文类聚》卷九引《钱唐记》云：“明圣湖在县南，父老相传，湖有金牛。”《水经注》云：“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此文也可能从《钱唐记》引来。据此，明圣湖可以肯定在钱塘县境内的钱塘江边，也可能就是西湖，但是由于秦钱唐县治究在何处？从西汉到南北朝末，钱唐县治的迁移过程如何？目前都尚未确切查明，故“县南江侧”、“去县三里”等句，都还不能正确解释，所以明圣湖究竟是否西湖的问题，犹待继续研究。

1980年3月的《杭州大学学报》载徐规、林正秋的文章《杭州西湖非明圣湖考辨—兼论“西湖”名称的沿革》，提到汉魏时期的钱唐县治在灵隐山麓，那时县城的范围大致是：南到五云山麓的江边徐村、范村（即梵村）一带，西北至粟山石人岭、西溪为止，东及宝石山麓的大佛寺附近。而今天的杭州城区在那时还是随海潮涨没的沙滩，尚未成陆居人。今天的西湖却在古钱唐县治的东面，仍处于若有若无的“泻湖”阶段，人们称它为武林水。由此可见，古代钱唐“县南江侧”的明圣湖不是今天的杭州西湖。

到了南朝及隋唐时期，钱唐县的政治、经济地位起了很大的变化。其重要变化有：

第一，钱唐县成为郡治的所在地。南朝末代的陈朝（557— 589 年），钱唐县已成为钱唐郡的郡治。可见钱唐县的政治地位在提高。

第二，县治东移与州城的兴建。隋文帝灭陈后，就撤销了钱唐郡，设置杭州。其州治初在余杭县（杭州市的西面），次年又搬回钱唐县。这时钱唐县治也沿江向东迁到凤凰山麓的柳浦一带，县境也较以前有所扩展。从此钱唐县由僻处山中的小县变为交通便利的江边大县。开皇十一年（591年），隋朝大臣杨素又发动杭州居民依凤凰山修筑州城，周回三十余里。县治东移平陆和州城的兴建，对当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第三，南起余杭郡（即杭州）、北到琢郡（今北京市）的大运河的通航。隋场帝时大运河的通航，从而巩固了钱唐县治东移的新局面，并加速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唐代一些学者所编纂的《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在介绍杭州钱塘县时，仍抄录刘道真《钱唐记》的“明圣湖在县南”旧文而不加以必要的说明。

那么，古明圣湖究竟在古钱唐县的何处？从刘宋到南宋的记载来看，在古钱唐县南江侧是无疑的。据清人的考订，此湖的确址乃在杭州城西南四十多里的定山南面一带。它在汉代已经形成，附近有昙山，相传金牛常在大雾时出现，故有金牛湖之名。又说金牛出现，五谷丰登，是祥瑞的象征，故又有明圣湖之称。南宋时，明圣湖属于钱塘县定山南乡，称为石湖。此湖在唐宋以后，因城区东移而地处僻壤，遂逐渐淤塞无闻，但直到清代还有人把它叫做铜鉴湖的。

隋唐之际，西湖已脱离了“泻湖”阶段，湖水淡化，可供饮用，故钱唐县治也跟着移向今西湖之东的平陆上。那时，由于这个湖泊在钱塘县境内，故定名为钱塘湖，或写作钱唐湖。又由于坐落于州城之西，当地人士把它叫做西湖。唐朝后期，大诗人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内曾写有《西湖晚归》、《早春西湖闲游》、《西湖留别》等诗，也有《钱塘湖春行》诗以及“且向钱塘湖上去”、“湖号钱唐写绿油”等诗句，而且白居易在长庆四年（824年）撰有《钱唐湖石记》，又在《别州民》诗末句“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下注云：“今春增筑钱唐湖堤，贮水以防天旱，故云”。可见当时尚沿用钱塘湖与西湖两个名称。

直到北宋初期，这种情况基本未改。如宋初文学家王禹偁在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撰有《寄杭州西湖昭庆寺华严社主省常上人》诗，是采用“西湖”这个名称的。而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知杭州事王随在所撰《放生池记》一文中说：“罗城之西，有湖曰钱塘，或谓上湖，亦云西湖”。可见在真宗末年，钱塘湖的称呼，仍处于首要的地位。

大约北宋中期开始，西湖之名才正式取代了钱塘湖。这从当时一些名家诗文集中以及《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三《山川·题咏西湖》条下著录林逋、范仲淹以下诸人的诗篇，可以窥知。熙宁、元佑年间，大文学家苏轼曾先后两度来杭州任地方官，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咏西湖诗，使杭州西湖扬名远方。宋室南渡，定都杭州，西湖得到进一步的疏浚与整修，闻名的西湖十景也在此时形成，杭州西湖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综上所述，南宋时，临安府官修的志书记载明圣湖与西湖为钱塘县境内不同地址的两个湖泊是比较清楚的，是后人误把这两个湖泊作为一个湖泊的古今名。

一路向南猛蹬，路过萧山机场，终于在十二点一刻的时候赶到瓜沥镇，笛子和范聿敏已经等了一会了，我们抵达时，他们正在谈论范的儿子，正在比利时交换的帅哥，估计只有他将来会接我们这帮同学的班，去做一个和电子相关的工程师。

近四年前的一个台风天，我骑车赶到杭州，第二天开始和笛子一起骑去南昌，那天晚上阮闯和范聿敏都在杭州，四个人聚在一起，恍如昨天。现在笛子已经向范学习，鸟枪换炮，骑上了摩托，常能飙到120迈，威风凛凛，应该是一种刺激的体验，不知道那一天我也转去这个方向。

饭后，开始下雨，笛子和范是骑摩托来的，至少范是没有带好雨具，于是大家匆匆告别，期待明年大学毕业三十年全班同学能够相聚。

今天原本计划到绍兴市区，这样明天去天台的路程有130多公里，中间要翻越天姥山区，可能是个问题，就临时改为去上虞，从上虞去天台是120公里不到。前往上虞有两条路：一个是从绍兴市区过，颇多的名胜古迹，但远十多公里；一个是从绍兴的北面走，直接到上虞，一路上没什么风景，但近。如果不下雨的话，我可能会选前者，但雨不停地下，时大时小的，我们就选了后面一条路。事实上我们后来在益农村附近走错路，多绕了六公里，算起来走绍兴市区也绕不了多远。

今天，曹娥江和浦阳江是钱塘江下游的二条大支流，其中曹娥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在郦道元《水经注》的年代，这两条河还是同一条江，明朝之后，筑坝强行将浦阳江上游导入钱塘江，其中下游成为单独的一条支流，即曹娥江。如此改造后，浦阳江的洪涝灾害频繁，有“浙江小黄河”之称，是浙江省四条洪涝灾害最严重的河流之一。春秋时代，西施曾在浦阳江上浣纱沉鱼。

《水经注》记载：“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旴，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踊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当沉；若不值，衣当浮。裁落便沉，娥遂于沉处赴水而死。县令度尚，使外甥邯郸子礼为碑文，以彰孝烈。”看起来，南北朝的时候，这儿还没有曹娥江的说法，曹娥只是一个孝女的象征，这和后世的天姥、妈祖的意思差不多，只是这些半人半仙的女性神，一步一步地向东南沿海推进。

曹娥江的上游有四源，即澄潭江、新昌江、黄泽江和长乐江，现代水文以澄潭江为源。中游在嵊州附近，又称剡溪，上虞境又称上虞江，百官附近古称舜江。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过了百官的舜江一段，为曹娥江的下游，古称东小江，现在把上虞江、舜江和东小江统一叫成曹娥江，曹娥江在上虞境内先由东南流向西北，再转一个九十度的角，往东北流入钱塘江。

我们骑到致远中大道的大桥，桥下就是曹娥江最后东北注入钱塘江的一段，河面非常宽阔，在桥上的一阵似乎是下午雨势最大的时刻。

宽阔的曹娥江下游段

桥上雨大风大

下桥后继续往东，一直到城东路转向南，之后就沿着曹娥江北岸骑向上虞市区。这一段的江面依然宽阔，岸边芳草萋萋，晴朗的日子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去处。东汉的少女曹娥是否就在此处“号踊江介”的呢？

之前有段路在修，溅得满车的泥斑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年仅17岁的司马元显执掌东晋政府大权，为了扩充兵员，征调江南诸郡已免奴为客者，到建康服兵役，称为“乐属”，此举激起当地门阀的愤怒不满。五斗米教大教主孙恩，乘着人心不稳，率教众进攻上虞，杀上虞县令。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也是五斗米教徒，死活都不相信跟他一样信仰五斗米教的孙恩会谋反！等叛军逼近时，他才不得不相信，却不组织军队抵御，而是踏星步斗，拜神起乩，说是请下鬼兵守住各路要津，贼兵不能犯。结果当然是城被攻破，王凝之依然不相信同一教派的孙恩会杀他，并不逃走，结果和四个儿子一起被孙恩枭首。

王凝之是书圣王羲之的次子，可能是王羲之几个儿子中最迂腐的一个，他娶的老婆是才女谢道韫，谢才女不仅有才，亦有勇有谋有见识。会稽城破，谢道韫面对叛军，镇定自若，手持利刃而前，凛然面对心狠手辣的孙恩。孙恩也不由得为之心折，竟不敢伤她。孙恩要杀她的外孙刘涛，谢道韫亢声而辩：“事在王门，何关他族？此小儿是外孙刘涛，如必欲加诛，宁先杀我！”掷地有声，孙恩为其所慑，放走两人。此后谢道韫忍受夫死儿亡的悲剧，寡居终老。

孙恩攻克会稽后，部众增至数万人。当时会稽郡、吴郡、吴兴郡、义兴郡、临海郡、永嘉郡、东阳郡及新安郡皆有人响应孙恩叛变，三吴八郡于是一时皆叛，孙恩部众亦增至数十万人。孙恩是低门第的士族，对高门第的士族刻骨仇恨，在这些地区大开杀戒，王谢堂前双燕子，就是从孙恩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到达汉庭上虞舜江路酒店时，似乎有一个团队在办理入住，看样子是参加第二天上虞马拉松赛的，不知道是否参赛选手还是工作人员，我们在另一个柜台办好手续，进房间，今天要把车子好好整理、擦拭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