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厂记忆，七

露天电影

有一段时间，似乎到处都在放映露天电影，经历了信息极度闭塞和娱乐极度匮乏的岁月，从政府到民间，对信息和娱乐这二件事，逐步放开和开放。普通老百姓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既不明白也不参与，但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他们拖儿带女、呼朋唤友，来到中心小学的操场，不是为了批斗谁，不是为了喊口号，不是为了参加什么运动，仅仅是来观看一部电影，而且是免费的。

当时，很多露天电影在正式放映之前有一段科普短片，而以前这个时段是给新闻短片的，就像现在各地卫视的晚间档，先要统一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然后才可以是娱乐节目。

有一次的科普片是乳腺癌的自检，一个女病人裸着上身在自检，下面坐着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有点看傻了，整个操场上几乎没人吭一声。这时候，有一个半大小子突然站了起来，左手上举，右手在胳肢窝里摸来摸去，显得很认真地模仿屏幕上的动作......瞬间，全场爆笑

。

这个半大小子也是我家邻居，住在曹家和吕家中间，他的大名我还真不记得，只记得他的绰号是小滑头，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那时候，他大概十四五岁，工作后分配在常乐颐生酒厂，曹伟阿哥一直要他带着去厂里品尝一下原泡酒的味道，不知后来有没有实现。

组织

1978年我四年级，少年先锋队的名称恢复，简称少先队，现在中心小学前面的那条路就是少先弄。在此之前叫红小兵，与高中的红卫兵对应，其实也就是一个名称吧。

现在进入公办小学的孩子自动就是少先队员，刚进去的戴绿领巾，过了二年转为红领巾。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加入红小兵组织的，那是一种荣誉，而且每年每个班有额度，有一个比例。

一年级上半学期，发展了第一批红小兵，人数不多，而我不在里面。给这些新的红小兵授红领巾时，是在小操场的主席台上，把我羡慕得不行，回到教室，我就去问班主任徐老师，为什么我不在里面？估计徐老师也是第一次被小孩子如此直接发问，有点不知所措，只是含糊地回答说：下一次，下一次吧！

果然，下半学期我被光荣地吸收到红小兵组织中，举办授红领巾仪式时，可能是在清明时节，我奶奶带我去南通刘桥，大概是去扫墓或者为别的什么事，缺席了那个让我颇为向往的仪式，回来后我领到一根红领巾，戴了半天才戴好，感觉得意兴阑珊。

上海有个世界级的雕塑家，叫张充仁，在国内没几个人知道，但享誉欧洲，与罗丹、毕加索这二位大师可以比肩。他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是七宝人，不过张充仁出生在徐家汇。张充仁四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将他送进土山湾孤儿院，并请求大教育家马相伯照顾和培养他，张充仁称呼马相伯为外太公，但并无血缘关系。

张充仁从小就显露出杰出的绘画天赋，小学期间，他参加学校的绘画竞赛，获得第一名，奖金是他梦寐以求的一套画笔。在颁奖时，风乍起，将台上的纸片吹散，重新捡起来后，获奖次序乱了，正式宣布时，张充仁的名次变成了第二，只得到一个绘画本。这个事情他记了一辈子，他觉得冥冥中似有天意，即便他做得再好，他也不一定能获得最好的结果，而他的一生似乎确实如此。

我最初很热切要加入组织，却错过了那个仪式，让我对一切组织都失去了兴趣，我是高中班上最后八个没有加入团组织的落后分子之一，因为我压根就不愿意写入团申请书。高二时我意外地考取了复旦少年班，海中觉得我连个团员都不是，于学校脸上不好看，就让陈晓东帮我代劳了申请书，让我和其他七位同学一起加入了团组织，再把组织材料直接寄去复旦大学。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是很早入党的学生党员，私下和我说，可以发展我为预备党员，只要我亲自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说别，咱二个一起打打桥牌、踢踢球、弹弹吉他，都可以，千万不要让我写申请书，我小学里申请过一次，但命中注定不会经历那种仪式的，而仪式应该很重要的。

《铁道游击队》里，刘洪、李强潜回枣庄，把以前的一帮兄弟聚到一起，透露自己的身份，要大伙跟着党走，和日本人干。这帮热血兄弟登时非常振奋，鲁汉就激动地问：从今天起，我们这就算是在党的人啦，是不是？刘洪似乎犹豫了一下，勉强点头说：是的，不过你要经得住考验！后来政委李正到来，倒是没那么讲究，直接就把大伙拉出去，成立了铁道游击队，真刀真枪地抗击日寇了。看到这一段，对于组织不组织的，我也就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