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非小序
伊沙
马非者，笔名也，原名王绍玉，乳名小玉，无字无号，诗林人称：高原口语雄鹰。以诗名动天下。
其笔名得自于我，那是三十年前，他在陕师大读书时，有一次拿给我一组新作看，并署上了一个自己新起的笔名：“非也”。我读罢说：“这么有劲过瘾的诗，叫什么非也，就叫吗啡（马非）吧！”待他旋即接收后，我又说：“诗坛有非马，又有了马非，你会比他更出名。”
哦，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三十多年前，我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西安外院的最初四五年里，住在单身宿舍里，处于单身或单身状态，多有附近的大学生诗人闻名而来找我交流，马非就是这么来的：北大诗人西渡写信来让我关照其弟，于是其弟西村（达达）来了，带来了一边，一边又带来了马非——马非至今不知晓，一边向我介绍他时我差点不让来，说他是某著名诗人的侄子，我马上想到一个满嘴文坛轶事的一个文二代形象……
初次见面，我几乎认为是一个错误：在我像以往的交流那般读了几首新作后，这个沉默寡言的低年级大学生忽然爆炸了：“……你怎么不把梅花写成梅毒呢？”“好，我就把梅花写成梅毒！”我反唇相讥道，随后，写出了《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我想：这个孩子不会再出现了，我将不会有机会在其面前念此诗……我想错了：过了两星期，他又来了，拿来一组整整齐齐抄在稿纸上的生猛的口语诗，宣告从校园情诗转向。
从此一去不回头。
那群少年中，最能说的是一边，最不能说的是马非，他每次来都拎着一瓶白酒，倒在我单身宿舍仅有的两个搪瓷碗里，大家轮流喝，一个接一个念诗，然后热烈讨论，哦，那个场面感人肺腑，没有这般经历者的青春才叫贫乏……孙甘露有小说《我是少年酒坛子》，像在写少年马非，一个东北少年少时随父母迁居西北高原苦寒之地，你不让他喝点儿还能怎么着呢？这一路喝下去就刹不住车了——待到世纪之交时，诗林之中，江湖之上，马非酒名竟比诗名还盛，几乎所有有酒名的老前辈都被他灌翻喝到桌下去过，堪称酒桌上的“王中王”，唉，那时候，有马非在的酒桌上，我的底气是比较足的，有他罩着我呢！现如今，他不喝了，我见酒犹虚，不敢主动敬人。
据说人类动一下脑子，大脑上便多一道沟回，酒饮三十年，酒王们都在身体上留下了痕迹，那么诗写三十年呢？
我肯定是第一个指出“马非诗中并无酒精含量”的论者，谁的有？李白有，布考斯基有，马非并没有。其诗与酒无关，并非酒后产物——并非是酒的副产品。
酒与中国人的关系另有一重特殊性：该民族闷骚，酒壮怂人胆，“三杯弄宝刀”，酒后皆诗人，所谓“诗人”者，哇哇滥抒情。酒后马非不作诗，他将这一层释放交给了即席放歌，颇得青海少数民族的风气，他的拿手曲目《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正是台湾蒙古族诗人席慕容作的词。
而诗是另一回事。
三十年前，他从我身上接受的诗是这样的：有劲、痛快、好玩、过瘾、智性、摇滚、说人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口语诗，是抑制才子气、文人气、文艺范儿、浪漫主义、性情中人的，在调调儿上是趋冷近酷的——其实，现代主义就是一个大雪原，可对中国诗人来一次必要的冷处理——不信你们掐指算算，四十多年来，在诗上有建树者，都是这一关过得比较好的，其中当然包括70后的马非。
在此之后漫长的写作实践中，他从自身特点出发形成了个人风格：人实诚，诗便实在，他将实在做到了极致，剔除掉所有的虚头八脑，最终直抵“事实的诗意”，直抵典型性“后口语诗”。实加实就等于实吗？当然不是这样的，经过漫长的实践之后，尤其是当手艺从拙加拙升华为大巧之后，马非最好的诗抵达了他热爱向往的大师——王维的禅境。像《新诗典》推荐过的《从一个不下雾的地方》《一把铁锹》《在草原上》《秋天的蚂蚱》《内心柔软的时刻》《伟大的战争》《花朵》《雨夜》等。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禅诗，出自于一个实在人甚至是某些自命天才眼中的“笨人”之手——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一路的大宗师王维本就是个宦游人、北方人、一米八、丰伟者。如果说在《新诗典》十年31首的满额成绩单是其耐力、稳定性、日常写作、专业精神的体现，那么这8首出色的现代禅诗（另类中还有其他出色者），是其独特性、个人风格、诗学境界、艺术造诣的体现，如此便卓然而成一大家。
在我眼中，马非不虚妄、不浮夸、不玩虚的、不好高骛远，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自身，扬己之长，避己之短，脚踏实地，百炼成钢，对先进的后口语诗学始终坚定不移，一条道走到天高地阔、春色满园……
这里又富含禅机：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干成一件事，一个诗人一辈子只能写成一种诗——拥有智慧方能觉悟。如此说来，马非又是早慧者，几年前，他已在江南某地为自己多年以后的退休提前做好了准备——准备写到老、写到死……这是“八十年代精神”？不，“九十年代精神”！
在此，我可以跟任何人打个赌：他一定只写后口语诗——若干年前，我散论他时有名言：“马非不管非口语诗人的死活”——而这正是他的厉害之处。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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