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铭：回忆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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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母亲

张智铭

三十六年前的一天下午，母亲突然走了……走得那么急匆，那么令人撕心裂肺！至今，母亲那副苍白的面容，还不时游弋在我幽沉的梦中，不时出现在我寂寞的遐想里。她生前的点点滴滴，犹如石刻一般，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叫我忘记不得。

母亲生我的时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奶奶说：那时我生下来仅仅四斤重，像只小猴子样；口粮少得可怜，妈妈没挤下一滴奶，大家都断定我不能活了。然而我没死去，活下来了，在妈妈温暖而又干瘦的怀抱里活下来了。可知，我这小小的身躯是吸取了母亲身上多少血和肉才得以蠕动！

生活的煎熬，母亲幸而没有垮下去，但却留下了一副苍白的面容，一架清瘦的身骨和一种刻意勤俭的品质，并用这种勤俭时时约束着她的子女。

记得刚上小学时，除去学习用具外，妈妈从不给我一分零花钱。尽管这样，我也想出了窍门，天热口渴想吃冰棍，便说铅笔丢了；有时嘴馋想吃油条，便谎称没有了橡皮擦。日子一久，妈妈终于有一天从隔壁飞伢子那里得知了我这些秘密，当天晚上，她用从竹扫帚上取下的条枝狠狠地抽打我光着的屁股，痛得我哇哇叫喊，哭着悔话，从此不敢。

一九六九年秋，父亲被“九七”风暴卷进环管所“关”起来了，家里生活又日趋艰难。母亲用一个妇人家少有的负重力，支撑起一个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有时清早而出，想在厂里多制一件衣；有时深夜而归，想为家里多挣一个钱。不得不筹划每一个人的温饱，不得不计算每一分钱的用处。

这期间，有一件事，想来令我至今愧悔不巳。

与大多数儿童一样，我那时也是个电影迷，尤其是打仗的片子。有一天，电影院放映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我知道后便跑到厂里，问妈妈要钱。然而妈妈却说没有钱。当时对我来说，冰棍油条可以不吃，打仗的电影万不可不看。好，不给就闹。我赖在地上，大哭大叫，一直哭叫到旁边的赵姨和周姨给我讲话：

“遂英，你就给他一毛钱算了……”

“遂英，你就当是掉了一毛钱罢……”

也许是阿姨的话起作用，也许是我这烈子难拗，只见妈妈的右手慢慢伸进裤兜，拿出一个半旧的手绢包，一边缓缓打开，一边“唉唉”地叹息。当我去接妈妈手上的钱时，却蓦地瞥见到妈妈脸色苍白，眼眶里似有一汪透亮的珠子急遽滚动……一角钱本不足道，但那时在我家却有着不一般的用处。母亲可能要用它作全家一餐的菜金，也可能用它打一杯酒，送给囹圄中的父亲，消一丝忧闷，提一下生活勇气；或许买一匙糖，给病榻上的奶奶甜一甜苦涩的口腔。然而这钱我要去了，夺走了，看它什么“打仗的”鬼电影。啊，妈妈，我那时是多么可恶地刺伤了您本已憔悴的心！

一个冬季过去了，父亲带着一身病体出来了：全家要被赶回农村老家。当时家里三个病号，三个儿幼（大哥已工作），去到农村怎样生活？商量来商量去，大人们决定只有躲。奶奶和父亲奔湘潭二叔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进厂里。

也许是生活给予妈妈的刺激大多了，在那些日子里，妈妈似乎变得有点麻木，无笑无怒也无哀。

然而有一天夜里，妈妈说去厂里值班，嘱咐我带着尚幼的弟弟睡觉。睡到半夜，弟弟从梦中惊醒，爬下床站到地上，哭喊着要妈妈。我怎么哄也哄不到，于是我也跟着哭了起来。不知哭了多久，哭得也实在没有气力了，忽地听见门锁响动。啊，妈妈，是您回来了：一脸惊吓，带着一团冷风，猛地走到我们跟前，抚摸着我和弟弟光着在地的脚丫，吃力地抱起我俩，十分伤心地哭了起来……那眼泪仿佛以前是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深井当中，顷刻间从凝滞的眼睛里泉水样的流溢出来，丰饶地流过苍白的脸颊，滴在我的脸上。

冰凉的泪水，微弱颤栗的哭声，象包涵着无数的悲怆和坎坷，又似要泄尽内心麻木已久的哀伤和凄苦。哦，妈妈，至今想来还甚感凄凉，倍觉辛酸。

艰难的生活伴着艰难的岁月终于煎熬过去了。

一九七七年，国家在发生变化，我家也在变化。当年十一月底，我也参加了工作。

临走那天，母亲拖着清瘦的身体，站在阶基上，交给我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身她给我赶制的新衣服和一些日用品。

“妈妈，我走了。”第一次远离母亲，不免有一丝孤单之感。

“好吧，你自己照顾自己。冬天来了，注意添加衣服，别冻病了。”

我点点头。眼睛不由得涌上一股热潮，打旋、淌流，哦，不能当着妈妈的面。我拿起网兜，慢慢挪开了脚步。走出约六、七丈远，回头一看，妈妈那清瘦的身影仍僵立在阶基上，初冬的飒风吹拂着她头上的青丝，面容比往日显得更加苍白，象石膏一般。啊，妈妈！我鼻子倏地一酸，眼泪终于淌流出来。

然而淌流最多的还是三十六年前那天下午，母亲突然间病魔攻心，没留下一句话：叮嘱，希望或祈求？苍白的面庞上蒙上一抹淡淡的青色，永辞了！

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低微的歌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呵，我可怜而又可亲的妈妈！

【作者简介】张智铭，湖南白泉律师所原主任，现为名誉主任，中国法学会会员，国家二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