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三名工程”王友谊访谈

编者按: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五、六届篆书委员会委员王友谊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6月13日凌晨在北京平谷逝世,享年72岁。中国书法家协会曾在2013年就“三名工程”采访过王友谊先生,今重发此文,对王友谊先生的离世表示哀悼。

记者:王老师,您觉得作为一个书法家,在书法的继承和创新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友谊:我觉得作为一个书法家,首先应该具有承古开新的精神,传承是基础,但是传承不能培育大师。我觉得所有的大师都是在对已发现的规律的颠覆中,在对未知规律的独创性发现中构建自己的艺术大厦,所以探索与发现未知规律比传承更重要。


记者:您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在书法上给后人留下一些作品,我知道您把“四书”做完了,之后您还要做“五经”,并且还设计了其他很庞大的工程,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做这些事情呢?

  王友谊:我觉得每一个书法家确实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应该考虑到为后人留下一部或者多少部国学经典的艺术作品,所以我考虑到“四书”、考虑到“五经”、考虑到《道德经》,“四书”和《道德经》我已经写完了,“五经”马上就要开始,我就是觉得一个书法家应该考虑给后人留下一部或者几部国学经典的艺术作品。
  记者:您都是用篆书、大篆来创作这些作品,为什么不选择其他书体呢?
  王友谊:国学经典,比如“四书”也好,“五经”也好,《道德经》也好,本真面目就是大篆,因为它成熟于战国,所以还原历史的本真,这是我们每位艺术家的责任。
  记者:“四书”大概五万多字,您花了三年来创作。而“五经”上下算下来也有75万字…… 
  王友谊:对。85万字。
  记者:这工程量会非常大,您得拿多少年来做这件事情?
  王友谊:这就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年写一部,今年我准备写“五经”的《周易》《尚书》,明年写《诗经》,这三经我就完成了。剩下《春秋》《礼记》文字比较多,但是我的办法比较科学,就是把它做成篆书的小篆的样子,然后改造成大篆。
  记者:这就是一个文化工程。
  王友谊:对。
  记者:用不止十年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王友谊:对。生命一息在,我心永不衰。
  记者:您除了写以外,还把它刻下来,为什么?
  王友谊:不是刻,而是把“四书”、《道德经》《说文解字叙》等做成铜版了。
  记者:为什么要做成铜版?
  王友谊:因为我们要考虑把这个时代的东西放到三千年以后看。宣纸纸寿千年,这是指好的宣纸。我们现在的宣纸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它延续的年数最多几百年,那么几百年以后看我们现代人的作品应该看什么?平装书最多两百年自动消失,线装书刚才谈到宣纸印刷的线装书最多也就一千年,所以我考虑到为历史负责任,就把它做成铜版的,铜版是紫铜版、纯铜版还不是黄铜版,紫铜它的寿命几千年没有问题的。
  记者:您的身体不像常人那么健康,那为什么要去完成一个即使非常健康的人都很难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工程,我们感到您特别有历史使命感。
  王友谊:应该考虑到历史的使命感,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考虑到,不仅仅是我。我只是对国学经典的敬爱,对篆书、对大篆的偏爱,对书法艺术的挚爱,所以才做这种工作。
  记者:这个过程一定特别辛苦。
  王友谊:我感觉到很有乐趣,没感觉到辛苦,乐此不疲。
  记者:您80万的字准备用十年打造出来,那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什么样的?平均算下来每天应该要写多少字?
  王友谊:每天的工作完全是写字,早晨起来5点多钟开始,下午基本上是休息。每天写一千字差不多。
  记者:您给自己的规定吗?
  王友谊:对。
  记者:这个工程是怎么来做?比如说您是先写字,然后您的工作人员再把它变成铜版这样来做?
  王友谊:全是我一个人所为。先写,写完了以后扫描、出书,然后把这部分东西放到上海四城工艺品厂,他们做这个铜版。
  记者:关于您是怎么走上书法道路的,我知道背后有很多特别感人的故事。
  王友谊:我写完“四书”找人去题跋,其中有一位大师说,“你写这干什么?这不就是抄书吗,有意义吗?有这个时间你应写两件传世作品。”我懵了,我想这么大名气的大师都这样想,那还有意义吗?我想用大篆抄书能容易吗?几个字甚至一个字我就要花费一天的时间查阅资料,所有文字都非常重要。在写之前我征求了恩师欧阳先生的意见,他说好,但是千万不要出硬伤。我理解先生,为什么不让出硬伤?就要对后人、对历史负责任,不要贻笑大方,不要让后人指责我们。所以在每一个字的问题上,我都要让它有出处。所以在我用字的这个问题上有四个原则,一个是采用两周金文加上石鼓这些文字为首选,没有的就上觅甲骨,下取战国(文字),战国文字相对就稍微多一点,然后没有的就采取当时能够通假的通假字。还没有的,就用小篆改变它的结构、偏旁、部首,用大篆的风格来书写,风格一定要统一。实在没有的,那就是偏旁部首配置。这四种方法,一定要保证文字的合理性。
  记者: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开始学书法的?
  王友谊:学书法,实际上我是从十几岁开始。“文革”以前我们家那会儿还没有电,1965年还是在煤油灯下,一天晚上我姐姐抱着一套《毛泽东选集》回来,我就打开一看,上面有一首诗,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我就突然萌发了一种冲动,我能不能写?我能不能练到这样?结果过了几天就是春节,我母亲给我两毛钱去理发,我们农村有一个风俗,春节前必须要理发,我们村没有理发馆,就跑到公社,那会儿是南独乐河公社,公社所在地那儿有一家小理发馆。两毛钱我偷偷地省下一毛钱,洗理吹两毛,我就洗了理了,没吹、没刮边儿,省下一毛钱,到它对面供销社买了一根不是毛笔的笔,毛笔起码得一毛多。那个是画水粉画的笔头,三分钱一根,然后七分钱一块墨。买回来以后,笔头再装一个高粱秆儿一插,作为毛笔就开始练书法了。学书法就是由这儿开始,从那儿以后一辈子没离开,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怎么在这么多书体中,最后选择了大篆呢?
  王友谊:选择大篆是在我考上首师大后。我一直都没离开过书法,尽管我那会儿到化肥厂当供销科长当了七年,后来1984年到供销公司当经理,但是笔墨一直伴随我左右。那会儿不知道怎么临帖,自己看见好的就写,等考上首师大以后才懂得怎么临帖。通过欧阳先生的指导,在两年的书法大专班毕业以前,我们先生提出来每一位学生都要找一个书体作为自己的切入点,作为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和我们先生协商、探讨,先生提出从古文字开始。所以从毕业以后,我就坚持每天临篆书,一开始临吴昌硕的石鼓文,然后甲骨文、金文,什么《毛公鼎》《散氏盘》这些东西。1987年毕业,到1992年四届中青展我就获奖了,我写的《散氏盘》八言联。2007年第四届全国展“甲骨文十一言联”荣获三等奖。
  记者:我们知道您现在的大篆称为枯毫大篆,这是您独创的一种有自己风格的书体。
  王友谊:对。
  记者:但您刚才说了这个需要基础,就是您打通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行草,最后综合到一块儿,取各家之长,采百家花酿一家蜜,这“枯毫大篆”四个字是您自己起的还是别人给您总结的?
  王友谊:别人给起的。其实这是一种纯羊毫,它也不是枯毫,真正的枯毫写不了,它只是用的笔法和咱们通常传统意义上的篆书不一样,它是八面出锋。
  记者:这枯从哪儿来?八面出锋就叫枯吗?
  王友谊:它这个墨不能蘸满,蘸满墨以后要把它吸走一点,那个笔那个字叫“衄”,其中有顿有挫有捻,有了这些虚实就相生了。
  记者:您对别人给您“枯毫大篆”这四个字的评价,就是对您这种书体的评价满意不满意?
  王友谊:枯毫,还有认为我是用炭条写的。还可以,我只是吸收了一些古人的以及当代的某些书家写北碑的笔法,但是我用起来比他们更熟练一点儿。所以这种东西出来以后,引起书界的关注。
  记者:您能不能说一下您的枯毫大篆的特点?
  王友谊:枯毫大篆的线条质感雄浑、苍茫,结体疏朗自然,就像白岩松说汪峰的歌一样“有毛边”。
  记者:这是独创?
  王友谊:独创。
  记者:您现在一定带了很多学生,您希望把这些书体……
  王友谊:不希望。为什么?这个写不好,会……我基本上不当着他们的面写,怕把他们带到邪路上去。我写可以,别人再写再出现,会对他们自己的前途有阻碍。我不提倡学生们学我的东西,应老老实实地学传统。尽管我说要承古开新,开新是学到一定程度上,自己要生发自己的想法,不要学老师的东西。
  记者:可是咱们都是在学老师的东西啊。
  王友谊:当然最好的教育是启迪,我启迪他们我能有这种想法,我能创造这种大篆来,那么你们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大篆来?“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齐白石说的,非常有道理。不能做王友谊第二,我不倡导;所以学我写传统的东西,学我怎么把线条写得苍茫、沉实、遒劲。因为这种东西一个是笔、一个是墨,再一个主要是宣纸来综合构成的。
  记者:还有您的一些人生的感悟在里面。
  王友谊:对。那是性格使然,个性使然。
  记者:您希望学生学您的精神而不是说要学您的书法。
  王友谊:对,“学我者生”就是学精神,不是学字,学我学习的这种精神,学字要学死,没有前途可走。有王友谊就不要有你了,就不要有第二个王友谊。所以我的学生,基本上我不让他学我。
  记者:这是一般常人不能理解的。
  王友谊:是。有的老师希望学生写他,让这种书风传下去,我不提倡。还是提倡最好的启迪教育,启迪我为什么要出来这种东西?你能不能出来一个别的东西?艺术路子很宽泛,尤其现在社会开放、政治清明,艺术很开放,百花齐放,你何必要学王友谊呢?所以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基本上不愿让他们看。有的也学,但写不出来,因为他的笔不是那个笔,墨不是那个墨,纸不是那个纸。那种纸是一种特殊的纸,我发现了这种纸出现了这种效果,才沿用下来,没有那种纸我也写不出那种东西。
  记者:大家觉得几十万几十万的字在那儿写啊,不苦吗?
  王友谊:不觉得苦,乐此不疲呀,我把它作为一种乐趣。我那会儿开始学书法的时候,我在农村干活,下一天的庄稼地,干了一天农活,累得没法再累,但是我到家以后拿起毛笔就一身疲累全没有了,这很神奇。所以我这么多年学书法我感觉是一种乐趣,拿起笔就精神。包括我现在就是肾衰,肌酐最高的时候将近200,我都不感觉累,也不感到疲惫。我一开始写“四书”的时候,一天写一本120个字,累得受不了。到最后写《孟子》的时候写1080个字,很轻松,其实这是一种精神。
  记者:您觉得书法不仅给您带来了极大的人生乐趣,也给您带来了一种力量,生命力量。
  王友谊:对,生命力量,所以书法有生命力。

记者:相信您涉及的任何文化工程都会做得特别好,都能特别圆满。

  王友谊:是,我希望是这样。“三名工程”的作品我选择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这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多么精彩的一篇美文,描述了充满仁爱、祥和、友善的和谐社会,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来所追求、所向往的中国梦!此文出自伟大的思想家孔夫子,百读不厌、爱不释手,故而书之。写这幅六条屏,我首先对所书内容进行反复揣摩、认真领会、融入情感。在这幅作品的艺术处理上,篆得两周及春秋战国文字、秦汉简牍之法,笔融大篆、汉隶、北碑之妙,一种朴茂雄浑之气象,未计线形之工拙、章法之规矩,顺其自然,更多地体现出对所书内容的思想共鸣和感情的流露。写此文目的有二,一是想让更多的读者阅读这篇美文,并了解到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前就曾经有过原始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二是向所有书友、方家求教,自己的这种探索性大篆作品可否向前发展,请大家指条明路。想和欣赏者说句实在的话,就是篆书创作和其他书体一样,都要有承古开新的精神,传承是基础,但传承不能培育大师。所有的大师都是在已发现规律的颠覆中,在对未知规律的独创性发现中构建自己的艺术大厦。所以探索与发现未知规律比传承更重要。

编辑:刘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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