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不衣带渐宽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赏析

肖旭/文

柳永(984年-1053年),字耆卿,原名三变,福建崇安人,因在族内排行第七,俗称柳七,当时他和兄长三复、三接被世人誉为“柳氏三绝”。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蝶恋花》又作《凤栖梧》,是同一词调的不同名称。这一词调经常用来表达“男女相思”的主题。
  上阕情、景交融,写作者登高望远,触景生情,春愁油然而生,由望远而怀远。大意是,久久地倚靠着高楼的栏杆,在微风习习中极目远望,一缕春愁从天边黯然升起。残阳中苍茫的大地云霭缭绕,有谁能理解我凭栏远望的意思呢?

下阕抒发情感,写作者为了排解相思之苦借酒浇愁,而结果相思未解更觉无趣,于是索性任自己的思绪飞扬,发出为了思念中的情人甘愿消瘦憔悴的感慨。大意是,想要放纵身心一醉方休,以酒当歌排潜心中的愁苦,怎奈强作的欢颜终究索然无味。那么就让我无怨无悔地在相思中消瘦下去吧,为了你而憔悴老去也心甘情愿。
  “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作者久久地站立在高楼之上,轻轻吹拂着他的面颊的春风勾起了他对远方情人的相思之情,于是在目力所及的天际,一股愁绪黯然升起并迅速蔓延开来。让愁绪生于天际,是为了让这愁绪由远而近、由小而大,这样既使人感受到作者的相思是那样的博大、那样的久长,也给无形的相思赋予了一种如云似雾的形象,使人们仿佛看到了愁绪的翻涌、思念的流动。另外,魂牵梦绕的情人远在他乡,人们不由得会产生这样的联想——那生于天际的愁绪或许就是她“放飞”的!虽然天各一方,无法相见,但思念的愁绪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意境,这样的表现手法,巧妙、浑厚而又浪漫天成。
“草色烟光残照里”,既是作者眼前的实景,也是他内心愁苦的写照。草色青青、暮霭氤氲,黄昏的落日将一抹斜阳泼洒在苍茫的大地上,使得目力所及是那样的空旷寂寥。然而,更加寂寥的是内心,思念已经使他的内心如眼前的大地般荒芜。一个“残”字,道出了作者的无奈和凄凉。是的,除了思念,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只能默默“无言”,独倚高楼,极目远方,遥寄相思。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的“无言”,胜过万语千言,包含万千思绪,囊括万千风情。可是,有谁能理解这种无言凭阑念远相思之意呢?远方的情人,你能理解吗?很少有人没有尝过相思之苦,然而苦到让人无法“会”意、不能理解,当是苦到了极致。
  下阕,作者似乎豁然开朗,想痛痛快快地大醉一场,“对酒当歌”,强作欢颜,借此放纵身心,把苦涩的愁绪抛到九霄云外。然而,思念是根植于心的,用酒来麻醉自己和强迫自己开心,简直就是自欺欺人,到头来不仅没有排遣愁苦,反而使自己越发地感到无聊、无趣、无味。不过作者并不是以此来说明“借酒浇愁愁更愁”这一尽人皆知的道理,而是进一步反衬自己对远方的情人的感情是多么的真挚和强烈,更重要的是,为下一句起到转承的作用。
  结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两句是全词之睛、通篇之警策。既然“对酒当歌”也无法排遣心中的愁苦,那么就索性任由自己的愁绪漫天飞舞,让相思来得更猛烈些吧!相思是一种折磨,但这种折磨苦中含蜜,为了心爱的人,哪怕被相思折磨得瘦骨嶙峋、憔悴老去也在所不惜!一个“终”字,使得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至死靡他的才子词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对“消得”的解释稍有争议,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里注释为“值得”,可谓深得其解。这两句把天下有情人彼此思念的真挚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成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
  《古诗十九首》里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诗句,以上结穴或许是从这两句演化而来,但古诗显然表现得较为含蓄、平和,与之相比,柳永的表达更直白,感情更浓烈,态度更决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此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王国维借用柳永的这两句词来说明成大事业、做大学问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忘我、坚韧、锲而不舍的精神,虽然和词的原意不合,但足见他对这两句词非常欣赏。   
  柳永在宋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李煜是宋词婉约派的开门人,那么柳永就是将婉约风格推向了鼎盛。在形式上,他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成为能够容纳更多内容的长调慢词;在内容上,他摆脱了宫词的束缚,大胆地描写市井百姓的情调和情绪;在语言上,创造性地大量使用民间俚语,使词通俗化、口语化。正因为如此,他的词不仅风格浪漫多情、委婉凄美,而且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当时广为流传,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三变作新乐府,天下咏之”。乐工每谱得新曲,必找他填词,而歌妓只要唱了他填词的歌曲,就会“声价十倍”。这是宋代任何词人都无法相比的。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大家中,死后形成节日祭悼民俗的只有两人,一位是屈原,另一位就是柳永。自北宋仁宗到南宋高宗的上百年间,为了祭奠这位词人,清明节风行“吊柳七”的民俗,也叫“上风流冢”。据说仁宗皇帝听说了这件“奇事”,不太相信,就派了一名大臣前往柳永的葬地乐游原上探看虚实,结果大臣回来后,不仅证实确有其事,还抄录了一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仁宗看后,不禁为自己埋没了人才而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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