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荐读】寻觅先驱的足迹/马誉炜
李大钊故居 网络截图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尤其怀念建党初期那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崛起而抗争的革命先驱。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大钊不仅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也许是他那张留着浓浓八字胡的旧照留下印象的缘故，很长时间里，我以为他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时已是一位年老者，其实他1927年4月在刑场上，面对敌人的绞架，发出“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的呼声、英勇就义时，年纪还不到38岁。而写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庶民的胜利》等诗文时，还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年轻的生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生机活力，产生了穿越时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正是带着这样的问号，我开始了寻觅先驱足迹的旅行。
李大钊的故居，坐落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新城区大钊路。故居坐北朝南，呈长方形。高台阶、黑大门，分为三进的宅院，是一座典型的冀东农村庄户的格局，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这家院落的东厢房的北屋，东厢房是其伯父李任元的私塾学馆。李大钊自幼好学，少年时一有空闲就读书、写字、作文章，深得家人尤其是作为私塾先生的伯父李任元的赞赏。18岁那年，品学兼优的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后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奠定生命中最大的理想是拯救中华，愿意终生为学习传播践行这个伟大“主义”而奋斗。
我久久凝望着故居院子里的一尊李大钊半身雕像，感受那张冷峻而又饱经风霜的脸上透出的睿智聪慧的光芒。儒雅的眼镜片后面，一双明眸俨然如两把欲穿透黑暗的利剑；那浓密而又坚硬的两撇八字胡须，挺拔地屹立在微微开启的厚厚的唇上，像飘洒着的瀑布般斜奔而去。整个躯体宽大舒展，洋溢着一股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身后繁星般艳丽的凌霄花，象征着这位革命先驱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在李大钊故居的一棵茂密的丁香树下，我痴情地读起与先驱同乡的现代著名军旅诗人峭岩为李大钊写的长诗《烛火之殇》里的诗句：“我一次又一次返回那片热土／站在家乡高粱大豆的田野／我常常怀念他／我认定他是我的另一个父亲／他的精血未孕育我的肉体／他的精神却使我茁壮成长……”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和平安宁国度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初心，这样的情怀，那些“我以我血祭轩辕”的革命先驱，不就是为我们这个共和国带来福祉的父辈嘛！忘记了他们，就意味着背叛。
沿着先驱的足迹，我来到北京故宫的东北角、五四大街北侧，这里有一座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 字形近代建筑。100多年前，它曾是北京城最具现代气息的建筑。因与北京大学的渊源以及红色的外观，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北大红楼”。
这座今天看似不起眼的小楼，却有着非凡的历史。它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到中国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这里，留下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者的不朽足迹。
北大红楼建于1916年，这里是北大校部、文科和图书馆所在地。这座楼一层的东南角，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119号办公房间。办公桌上，一本1919年的台历，纸页已经泛黄卷曲，时间刚好停留在5月4日。1918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的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就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接连写下《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青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称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让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响彻大江南北。
辛亥革命的流产，旧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和束缚人们的头脑，以维护他们的统治。中国向何处去？是当时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普遍忧虑的问题。最先倡导并吹响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他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一个“新”字，昭示着新思想、新文化的兴起，杂志的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李大钊为《新青年》杂志撰文说，青年不仅在于“青”，更在于“新”，有志者应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在这里第一次走进了中国的大学。李大钊除了管理图书馆事务、撰写文章、指导进步学生活动以外，还陆续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引入课堂教学，编成讲义，并且进行考核。在1923年北大学生中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当问及“现代中国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你相信哪一种”的问题时，被调查的426名男生，有203人选择了社会主义，30名女生中选择社会主义的达22人。可见，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我想请你告诉我，当时的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冲破怎样的阻力，打碎浓厚的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束缚，大胆地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连同此前已在北大教学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正是有了这样开明的校长，才加速产生了革命的先驱，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我想请你告诉我，当年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从湖南长沙到北京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北漂”一族时，他的老师杨昌济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李大钊，推介他的“毛生泽东”，要求在图书馆里安排一个差使给他。是什么原因让李大钊一口应承下来，并分配他给自己当助理员，“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月薪8元”。不仅给了毛泽东一个在京城生活下去的饭碗，还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起这段经历，说虽然“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我想请你告诉我，1920年，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京，李大钊冒着怎样的风险，护送刚刚出狱的陈独秀到天津，而后千里迢迢顺利转移到上海。当年出京城的骡车上坐着的那位账房先生，留着八字胡，戴着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满是账本的提包……另一位年龄稍大，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背心油光可鉴。看上去像是个土财主，抑或是账房先生的下手。就是靠这样的装束，躲过了随时可能射来的明枪暗箭，边走边商议着建党大计。这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里，蕴涵着怎样的胆识和智慧！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请你告诉我，1920年的10月，就在这个地方的李大钊办公室里，北京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与同年8月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遥相呼应。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又是怎样的一种激情？同年11月，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他每月从自己的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是在这里，李大钊指导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协调各地建立党团组织，为革命运动培养骨干力量。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有了国内最早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首个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图书室。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积蓄力量、雄厚基础。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100多年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地广泛传播，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带动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新局面，迎来东方大国的新曙光。
李大钊的墓地在北京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内，这里同时建有这位革命先驱的事迹图片和文物陈列室。初春，我来到这里，但见含苞待放的花卉丛中，一队队少先队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拜谒革命先驱墓地，敬献花篮，举手宣誓。是啊！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一定要一代代传承下去，革命先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一定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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