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密一生从事过多种学科的研究，在经济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代表作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以及《道德情操论》等。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他的《国富论》则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的圣经，对人类社会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亚当·斯密以前，学者多研究经济现象，所称经济学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场所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以前学者以增加人民财富作为富裕国家的手段，亚当·斯密则确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的经济学观念。为此，我们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摘编了30句话，与大家分享：2.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3. 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世界上具有伟大人性但是却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在追求最高荣誉时，一旦碰到困难和危险，就懒惰，犹豫，容易沮丧。相反，我们也常常发现能够完善地进行自我控制的人，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吓到倒他们的勇气，没有任何危险能够惊骇他们，但同时，他们对有关正义或人性的全部感觉似乎无动于衷。4. 从来不向他人乞求怜悯，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人谈自己的需要，而是只谈对他们的好处。5. 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8. 意识到被人所爱，自有一种满足感，对一个心思纤细与感觉敏锐的人来说，这种满足感带给他的幸福，比他或许会期待的那一切可能从被人所爱当中得到的实质利益更为重要。10. 要获得内心平静就必须做到“身体健康、没有负债、问心无愧”。如果这些条件能够达到，那么财富的增加会是多余。11. 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12. 我们谈论关于自已的事情时必须有所节制。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同伴对所有这些事物很感兴趣就像我们自已一样。人类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很很多人缺乏这种节制。14. 不管某人如何自私，这个人总是存在着怜悯或同情的本性。他看到别人幸福时，哪怕他自己实际上一无所得，也会感到高兴。这种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同情的感情绝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便是最残忍的恶棍，即便是严重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丧失全部同情心。15. 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已是受人注意和被人赞许的基础上。16. 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而偏私的，他们欺骗臣民，次第消减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18. 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人们倾向于同情和附和富者、强者的感情之上。19. 仁慈犹如美化建筑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呼吁人们实践仁慈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好比支撑整个大厦的中心支柱，这根柱了一旦动摇，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宏大而雄伟的建筑必定会在转眼间土崩瓦解。所以，正义必须要靠强制来推行。20. 什么是好的经济制度，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的制度。21. 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充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22. 一个国家的富有不在于货币的多少，而在于生活必需品的丰富。23. 对我们来说，看到别人的同感使我们高兴，发现别人与我们完全没有同感则使我们震惊。24. 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25. 只要有了和平、低税收和宽容的司法当局，一个国家要达到最高富裕水平不需要其它东西。26. 剥夺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比让我们得不到该得到的东西要更严重。因此，侵犯财产，比仅仅撕毁契约罪恶更大。27. 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的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28. 要对于一个国家形成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把同一个国家的相距久远的两个时期进行对比。进步是缓慢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时，即使国家改良了，但我们往往因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一地方的衰落，便怀疑它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29. 我们赞同别人的情感，并不意味着我们和对方的情感一定要完全相同。30.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的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只是阻止我们去伤害邻居。一个人仅仅克制自己，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确实只有一丁点可取之处。可是，他已经履行了称为正义的全部规则。我们时常可以安坐家中和无所事事，这样会遵守有关正义的全部规则。因为正义是合宜的，所以它总是获得我们的赞同。但是因为正义并非真正的和现实的善行，所以，它几乎不值得感激。
人们常常误以为，斯密发表过貌似矛盾的观点：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人在市场中的本性是“利己”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在社会中人的本性是“利他”的。人们说，斯密割裂了人性。
但这怎么可能？一个人怎么可能一会儿在市场中“利己”，跑到社会中又突然变成“利他”呢？斯密根本没有这样曲解人性，他始终把人性当做复杂的东西。在市场中的人未必不道德、不利他，在社会中的人未必不邪恶、不利己。
误解斯密，导致我们以为人性是割裂的，市场和社会是不同的。进而，为政府打着善意旗号强制干预“自私”的经济留下了隐患。
实际情况也如此，既然人在社会领域是“利他”的，在市场中是“利己”的，那么为什么政府不可以站在社会的角度善意地干预市场？世界上大多数政府果真就这么干了。恶果就是，全球经济一进三退，反复折腾，越乱越折腾。
因此，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再读斯密作品，不仅丝毫不过时，反而非常紧迫。因为只要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就必须理解市场的逻辑，理解《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关系，从而做到左手“利己”，右手“利人”时，右手能给左手划出界限。
难怪有人评价亚当·斯密：“他的不是为了图书馆而写的书，反而造就了今天人类的整个生活环境。”
